香港開放、中立，是觀察中國、企及世界的瞭望台

從殖民地締造者到獻身中國巨變的革命家，從南來文學巨匠到東來逃難的銀行家……長眠於香江的名人藪如星宿，他們最後所占的這一丁方之地，彷如在泥土下埋葬的曆史線索，印證著這座蕞爾小島作為世界局勢“瞭望台”的角色。

“香港開放、中立，每每時局動蕩，香港成為吸納資金、人才，包容不同政見之地，是觀察中國、企及世界的‘瞭望台’。”

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教授何佩然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19世紀中期以來，香港在多次戰爭期間，充當避風港，凝聚了眾多蟄伏待機的名人。

二十世紀初，粵港兩地關系日趨頻密，官方的交流從未間斷。香港第十四任總督盧吉(Frederick John DealtryLugard，1858-1945)於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六日在任期間，兩廣總督(包括署理)一職由岑春煊、張人駿、袁樹勳及張鳴岐四人先後接任，當中尤以張人駿(1846-1927)與盧吉的關系最為密切，為晚清的粵港交流寫下至為重要的篇章。

一九〇七年七月四日，兩廣總督岑春煊因病告假，總督一職從缺。八月十二日，岑春煊病情未見好轉，朝廷任命河南巡撫張人駿直接前往廣州接任總督。張人駿於八月三十一日抵達上海，再轉乘“泰順號”(TaiShun)輪船經香港前往廣州。九月中旬，港英政府收到消息，指張人駿將於九月十八日早上抵達香港，可是當天早上始終不見張人駿乘坐的“泰順號”輪船;至下午四時，該輪船才緩緩駛進維多利亞港東面的鯉魚門海峽，但並沒有泊岸。及後九龍關稅務司巴爾(WilliamRandall McDonnellParr)乘駁船登上“泰順號”，始知原來九月十八日當天(即農曆八月十一日)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忌辰，按照傳統當天不適宜舉行任何慶祝活動，所以張人駿以“國恤”和“秋雨淋漓”為理由留在船上，延至翌日才登岸。十八日晚上，“泰順號”輪船停泊於西環招商局碼頭，一眾香港華商如馮華川、何甘棠等上船拜會張人駿，並向他簡介香港和華南的經貿情況。

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張人駿乘駁船於中環卜公碼頭正式登岸，獲儀仗隊列隊歡迎。然後張人駿乘轎前往香港英軍三軍總司令官邸，拜訪駐港英軍司令樂活少將(Major-GeneralRobertBroadwood)，繼而前往總督府與盧吉伉儷共進午宴。下午三時，張人駿獲邀出席華商會所的宴會，其間馮華川及張人駿均在宴會上致辭。晚上八時，張人駿乘原船離開香港，翌日抵達廣州就任。一九〇八年一月八日上午，盧吉伉儷乘坐英國軍艦“迅捷號”(Alacrity)前往廣州回訪張人駿，為期三天。

盧吉在其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是籌建香港大學。一九〇八年一月十七日，當他從廣州返回香港後不久，便在聖士提反書院頒獎禮致辭時首次提及要在香港開辦大學。他認為此舉不僅為了香港的前景，亦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當時日本正在東亞崛起，德國亦有意在其租借地山東膠州灣籌建大學，如果香港能早著先機興辦大學，英國才能與其他列強在遠東競爭，並鞏固其在華南地區的影響力。居港的巴斯籍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NowrojeeMody)得悉盧吉的辦學意向後，慷慨出資十五萬港元作興建大學之用。然而要成功籌辦一所具規模的大學，這筆錢只是杯水車薪;盧吉為此要向香港英資公司、華商及華人團體等勸捐，廣東省政府亦在募捐之列。盧吉在一九〇九年二月下旬撰寫了一篇勸捐文章，並由陳少白翻譯成《港督盧制軍香港大學堂勸捐啟譯文並序》，透過英國駐廣州署理領事霍士(Harry Fox)轉交給兩廣總督張人駿。

然而，張人駿憂慮該校的學生會散布革命思想，並指出港府為籌建大學而成立的“華人籌建委員會”(The ChineseSub-Committee)當中，包括陳少白和關心焉等人與革命領袖孫中山關系密切。面對兩廣總督的質詢，委員會主席何啟作為香港西醫書院的創辦人，指出陳、關二人均為香港西醫學院的早期學生，精通中、英雙語，在委員會中擔當翻譯等工作至為合適，並以此前陳少白翻譯的勸捐譯文作為例子，以資證明。何啟又指出陳少白雖然曾協助孫中山籌辦革命機關報《中國日報》，但至一九〇八年已沒有涉足革命活動;關心焉更從沒參與革命。一九〇九年三月下旬，盧吉函覆張人駿，保證二人將來不會幹涉大學的管理。張人駿得到何啟的解釋和盧吉的保證後，再沒有追究此事。

此外，張人駿亦非常關注大學的學術水平。一九〇九年四月七日，盧吉與輔政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May)等人北上廣州出席九廣鐵路大沙頭火車站的奠基儀式，其間他親自向張人駿保證香港大學的師資和學位資曆，將來可媲美英國任何一間大學。結果，張人駿在港府的再三保證下，最終向廣東官民頒布勸捐告示，更於一九〇九年六月以個人名義給予港府二十萬港元的捐款。截至一九一〇年十二月，香港政府從各界籌得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多元的辦學經費，張人駿的捐款便占了一成半。

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張人駿奉命接替端方出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七月三十日早上八時，張人駿北上江寧(今南京)受職時再次途經香港，獲港督盧吉熱情款待，同行歡送者還有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等人。下午十二時許，張人駿一行人於中環卜公碼頭登岸，獲港英政府鳴發十九響禮炮歡迎。其後張人駿前往總督府與盧吉共進午宴，出席者還包括遮打、何甘棠、何啟等人。原定出席的么地爵士卻因病沒有赴會。午宴後，眾人前往太古船塢參觀，並到華商會所出席聚會。翌日早上十一時，張人駿獲邀前往遮打爵士的雲石堂與么地會面，出席者還包括大宅主人遮打、何啟、李准等人。么地感謝張人駿捐款籌建香港大學，張人駿則透過其文案答謝，並指他雖然被調離廣州，但“其心尚留戀於此”。這兩位對籌建香港大學居功至偉的捐款人惺惺相惜，為張人駿最後一次香港之行畫上完美句號。張人駿於同日下午乘坐“新明號”(HsinMing)輪船離開香港，而香港大學亦最終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開校，為香港和內地作育英才。

“人本是散亂的珠子，隨地亂滾，曆史就是那條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縱是政要巨賈，在香港的墓地亦只是一方寸。何佩然教授說，名人長眠香江也只能屈就在“細細小小”的墓地中，且不同的時代，對不同領域名人，有不同程度的評價。

香港開埠來第一塊墓地——跑馬地鬧市的山腳墓園“快活穀”，與車水馬龍的黃泥湧道僅隔一幅薄牆，塵世喧嘩在外，曾經的城市締造者在內尋極樂。跑馬地香港墳場曾被稱為“殖民地墳場”、“紅毛墳場”，墓園內古木參天，繁花錦繡，內有教堂、噴水池，與華人概念中的“墳場”迥然有別。

生態講解員吳泳攀將記者引領到跑馬地墳場“首位住客”——響尾蛇號艦長布雷迪(WilliamBrodie)墓前，布雷迪船長1841年安葬在香港的新墳場“快樂穀”，墓上所刻的下葬年份清晰可辨。“這發生在簽訂南京條約之前，說明英國人早有殖民香港的意圖。”吳泳攀說，這亦印證了跑馬地的香港墳場命名“快樂穀”早於賽馬場。

香港墳場1845年正式建立，遠道而來的英國人，因無法適應香港氣候，加之瘧疾猖獗，設立後十年墳場已“爆滿”。葬於此地的，多為有地位的西人，主要是權貴階級、軍人、傳教士等。主催中環第一次大規模填海、改變核心地帶面貌的遮打爵士，與夫人同葬在此。20世紀上半葉的香港首富、華人領袖何東，是首個獲准在香港山頂居住的華人，他因身份顯赫，與原配夫人麥秀英同葬在跑馬地香港墳場。吳泳攀說，這是香港墳場中心點，靠近墓園教堂和噴水池，“是極好的位置”。

“港產”革命家、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長眠於墓園中“6384”號“無名碑”之下110年，讓人唏噓。楊墓以方形墓碑配襯圓柱，象征天圓地方，四面刻有青天白日圖案，碑上折斷的圓柱直指蒼天，吳泳攀指，這意味著逝者死於非命、壯志未酬。楊衢雲被刺殺後，在好友奔走下，得以下葬，為免清廷破壞墳墓，親友為其捐資建成無名碑。

楊衢雲墓上有零星已風幹的獻花。他於1901年1月10日，在中環結志街被清廷刺客殺害，墓上獻花應是數月前楊衢雲忌日時，有人拜祭留下。

與屬於基督教的跑馬地香港墳場連成一片的，還有其他5個不同宗教的墓園，回教徒、猶太人、印度教徒、祆教徒與佛教徒，齊葬一地，儼如“小小聯合國”，吳泳攀則形容為“香港多元文化集合的最好體現”。值得一提的是，從印度移民到香港的祆教徒，對香港影響甚大，一度曾有高達13位的上海彙豐銀行董事都是祆教徒，他們建立了天星郵輪、律敦治醫院。

繞到港島南面，是另一番景象，藍天碧海，山色翠綠，引文壇巨匠紛紛留下足跡——一代才女張愛玲在此創造了《傾城之戀》的不朽傳奇，雨巷詩人戴望舒在薄扶林臨泉筆耕。而北大之父蔡元培、名作家“落花生”許地山，愛得暢酣的女作家蕭紅都在此間永駐留芳。

孫中山之母楊太夫人，於1910年去世，由家人及同盟會同志安葬在香港飛鵝山百花林。

1935年，許地山出任香港大學第2位華人教授。1941年，他因工作過勞猝死，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

當張愛玲埋首創作《傾城之戀》，蕭紅正在淺水灣譜寫她自己的動人故事。1941年底，蕭紅不敵頑疾，留下“我將與藍天碧海永處”的遺言便撒手塵寰。愛海的她，一半骨灰葬在淺水灣，一半埋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花園。

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長眠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是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墓園。他的墓碑刻有“溫良恭儉”諡號，香港曆史學家丁新豹推斷是溥儀所贈，耐人尋味。

蔡元培墓也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1937年，蔡元培來港養病，1940年在港去世。據蔡元培孫女蔡磊砢表示，蔡元墓原來只有一個簡單的小石碑，設在逼仄的普通墳場中。30多年前，在港台北大同學的倡議下，得以重新修葺，墓碑是台灣花蓮出產的青麻石頭，碑文由葉恭綽先生撰寫。

詩人餘光中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拜謁蔡元培墓，並留下詩句：“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做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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