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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變"后國人誓死抵制日貨:女人不穿國貨形同妓女

"9·18事變"后國人誓死抵制日貨:女人不穿國貨形同妓女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張寒暉:《松花江上》,1932年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中國再次處於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游行請愿,各地再度爆發勢不可當的抵制日貨運動。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第二次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在新聞中,抵制日貨成了重要的報道內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萬墨西哥元(2 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在里面挨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持-人類1/4民眾的輿論。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在安大略省溫莎市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與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把價值6 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由溫莎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后點燃貨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

正如《時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和全面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并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平就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會,人們燒毀日本商品,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 000多名學生上街請愿,沖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后被迫辭職。其后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雇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當時情景的美國記者埃德納·李·佈克記載說,1931年的抵制運動"對中國這樣進行抵制活動的老手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個與日本商品有關的商人被扔進木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銷售了日貨而背叛他祖國的奇異野獸"。人們對那些採取了過激行動的人持寬容態度,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英雄。在武漢,有人因把一枚炸彈扔進一家被認為銷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僅僅被處以緩刑就釋放了。各地的日本僑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襲擊。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廠的激進愛國工人毆打了幾個日本僧人,導致一人死亡。兩天后,日本僑民放火燒了這家工廠,這成為"一·二八"日軍攻擊上海的直接導火索。

在此次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抵制活動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會收到來自廈門的商人來信,要求澄清朝鮮人參該不該抵制。商會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日本三井貿易公司壟斷了朝鮮人參的貿易,因此,認定"朝鮮人參是日本產品"。商會當即給廈門的商人團體以及各港口發送電報,并在市民大會上號召大家不要再買朝鮮人參。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發誓商店只出售國貨商品。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日本紐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里,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里,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在鄭州,一個銷售日本香煙的中國商人被迫"頭頂一張巨大的香煙紙板盒,在一場大型示威中游街示眾"。婦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國貨,否則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題為《國貨與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寫道:"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著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件無比難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對日貨的抵制已經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疇。在193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林家鋪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當時抵制洋貨的某種現實:"小伙計們夾在鬧里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大家都賣東洋貨,并且大家花了幾百塊錢以后,都已經奉著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著,就拿走了。"

跟以往歷次運動的情況完全相似,企業家階層是抵制日貨的積極參與者和得益者。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1.3億美元,日企佔紡紗生產總額的38%、佔織佈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后,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作為紡織業重鎮的上海,在抵制運動開始的前幾個月,一些華資工廠曾經因為原料短缺而陷入嚴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報》報道,全市113家絲廠只有20家仍在開工,針織企業有1/3被迫關閉。從日本紡織工廠主動離職或被辭退的數萬工人成了危險的失業群體。但是不久,情況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廠失去的市場份額被華資企業搶走。

在天津,一個叫趙子貞的企業家創辦了東亞毛紡織有限公司,生產羊毛制成的佈料。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同類產品正是日本貨,趙子貞給產品起的商標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貨"或"抵制東洋貨"的諧音,商標的圖形是山海關、長城和兩只爭斗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國人制造的佈料。在上海,還有一家章華毛紡廠索性將自己出品的毛織品起名為"九一八"牌。

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鋪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於乘客要隨時提起抗日救國的精神"。靠這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愿多等幾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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