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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之死:無訃告,無悼詞

“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之死:無訃告,無悼詞

陳伯達(資料圖)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於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愿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墻上,食物吐出……”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鐘之內,醫生就趕到了。可是,陳伯達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余文菲。余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后告訴筆者:“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后,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后事。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后一切從簡。”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后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后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書,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陳伯達的遺體旁,放著許多花圈。花圈上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由於一般人并不知道陳伯達的原名,所以沒有引起注意。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送。劉叔宴是陳伯達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沒有參加陳伯達的追悼會。陳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只在很小的范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

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他們在9月29日播出了陳伯達在北京病逝的新聞,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時,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海外記者不了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具體情況,曾在報道中稱陳伯達死后享受“高級官員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給筆者的信中,對此作出了解釋:“將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說成高級官員待遇,是搞錯了。八寶山有兩部分,一為革命公墓,是領導干部治喪處所;一為八寶山殯儀館,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喪處所。二者之間有墻隔斷。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領導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別室并非高級官員治喪處所,其場地條件也遠比革命公墓禮堂簡陋。”陳伯達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陳曉農和妻子小張護送到福建惠安老家。這樣,陳伯達從生命的起點,走過漫長而又起伏的85個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遽然病逝,這一年間我多次在北京訪問過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還跟我談了一下午。不料,一個星期之后,他的漫長的生命便畫上了終止符。

我給他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聲音。

他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他離世之后,我在錄音機旁重聽他的聲音,思緒飛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節,我從上海專程趕往那里進行採訪。因為我從有關部門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滿之日。我等待著這一天,以便能夠直接訪問他,使傳記能夠更加翔實、準確……這一天終於到來。

他畢竟已是耄耋老翁,體弱多病,在刑滿前已經保外就醫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癥,又一次住進醫院。

於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獲釋儀式,便在醫院里舉行。

上午10時,醫院里來了許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員,病房里頓時變得擁擠起來。負責拍照、錄音、錄像的公安人員在忙碌著。

公安部副部長於桑鄭重其事地向陳伯達宣佈:“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85歲的陳伯達坐在病床上面對著錄音話筒,只是低聲喃喃幾句,似乎并未對刑期的結束表現出過分的高興。

接著,宣佈把陳伯達分配到北京市某單位工作。

簡短的儀式,就這樣結束了。

陳伯達,這個久經滄桑的老人,不論誰都無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組長;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志主編。

為了使讀者在進入正題之前,能對陳伯達有一個簡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頁《陳伯達》條目:陳伯達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并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后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并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

這一條目基本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且把時間倒撥到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峽谷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也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修了個書庫。書庫里,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三萬多冊自然科學書籍,三萬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陳伯達不抽煙,不喝酒,像樣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都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進書。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愿望:見一見毛澤東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復,要么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宅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后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配有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云也被拘押。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在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后,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波詭云譎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 本文摘自《陳伯達傳》】(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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