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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第一禁片《武訓傳》:江青如何借機上位?

新中國第一禁片《武訓傳》:江青如何借機上位?

2012年春,《武訓傳》正版DVD在圖書音像網站上悄然售賣,封套上含蓄地寫著:供研究使用。新中國第一禁片,塵封六十一年,在沒有任何官方聲明的情況下,以這種低調的方式解禁了。“文革”中大量禁映電影,在1978年之后紛紛獲得“平反”復映,只有《武訓傳》始終沒有得到正式的“說法”。它如同一座孤獨的墓碑,矗立在新中國思想改造運動史的起點。

但求政治無過

1949 年4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央電影局,負責全國電影事務。當時全國文化領導機構尚未創辦,而電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對電影這個宣傳利器的高度重視。經過十余年戰亂摧殘,民族電影工業處於崩潰邊緣,整個市場幾乎都被好萊塢統治。剛剛接管電影產業的共產黨,制定了較為寬松的審查政策,以此鼓勵國產電影盡快恢復發展,打退進口“毒素電影”。時任上海軍管會文管會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電影人傳達政策時說:“電影題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娛樂性的當然也可以,連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壞作用的‘白開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國營廠、私營廠、公私合營廠,共同開創了新中國電影旗開得勝的局面,出品了《烏鴉與麻雀》、《三毛流浪記》、《白毛女》、《鋼鐵戰士》、《我這一輩子》等國產佳作,奪回了電影市場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展開。國際國內形勢劇變,電影業也深受影響:英美電影全面禁映;對國產電影的審查標準也開始收緊。當年春天,東北電影制片廠出品《內蒙春光》。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也是第一個接到停映通知的國產電影。原因是將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惡有惡報的反面角色,違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內蒙古主席烏蘭夫等領導都認為不太妥當。

停映大概一個月后,編導按照各方討論意見,將影片進行了修改。結尾蒙古族王公終於醒悟,被黨爭取了過來。改后上交周恩來、朱德觀看提意見,又給毛澤東看。江青給導演干學偉打電話,傳達了毛主席的幾點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為《內蒙人民的勝利》。幾經周折,《內蒙人民的勝利》於1951年復映,還獲得了捷克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榮譽屬於誰》則沒有這么幸運。電影名字取自東北局書記高崗在東北干部會議上的同名講話,講話后來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故事講述的是在東北鐵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長保守自大,新來的副局長則積極進取,主張學習蘇聯先進的調車法,以解決列車的堵塞困難,兩名局長產生矛盾。最后實踐證明,學習蘇聯的副局長是正確的,榮譽屬於接受蘇聯先進經驗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鐵道部對此片進行了審查,領導看完都很高興,文化部副部長周揚說片子里的共產黨員演得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說對鐵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義。電影順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沒有明確理由。

導演成蔭寫了很多書面檢討,越寫越糊涂,因為連周揚都不知道這部片子犯錯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說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經過各方分析,聯系1954年的“高饒事件”,才約略揣測出其中玄機。《榮譽屬於誰》不僅片名出自高崗講話,內容歌頌高崗治下的東北地區,而且影片結論是榮譽屬於學習蘇聯的人。當時中蘇雖然表面處於蜜月期,但毛澤東早已不滿莫斯科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對他本人的壓制,而高崗與蘇聯關係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經在發酵。

《榮譽屬於誰》無意間卷入政壇紛爭,且始終沒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導演成蔭無所適從,私下長嘆:“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這句話在電影圈悄然傳開,一時成為業內名言。電影人意識到,“新的”時代,真的來了。

改劇本適應新形勢

如果說《榮譽屬於誰》踩了一腳悶雷,《武訓傳》則引爆了一顆原子彈。

武訓是清末山東的文盲乞丐,為了讓窮人能念書,他行乞三十年,終身未娶,討來的錢幾乎全都用來興建義學。武訓本無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為表嘉獎取“垂訓於世”之意,賜名武訓,并賞黃馬褂和“義學正”名號。民國政府將武訓奉為教育事業先驅,蔣介石、汪精衛、蔡元培、黃炎培等都曾為紀念武訓而題辭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電影導演孫瑜,送給他一本《武訓先生畫傳》,希望他能拍一部電影。陶行知歷來以武訓為偶像,抗戰期間在重慶連續幾年舉辦紀念活動,向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孫瑜曾執導經典默片《大路》。抗戰中拍片機會很少,他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構思出劇本。1948年,電影《武訓傳》開拍,原籍山東的趙丹欣然接戲,童年武訓由孫瑜的兒子孫學棟扮演。

電影拍了一半,內戰戰局使拍攝中斷。上海解放后,《武訓傳》還該不該續拍,怎么拍,成為孫瑜猶豫的問題。1949年7月,孫瑜赴北平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議間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來擠過去,請示對《武訓傳》的看法。他問:“武訓這人怎么樣?”周恩來思量片刻,沒說好與不好,而是說:“聽說武訓年老時一共辦成了三個‘義學’,但后來這些‘義學’都被地主們拿過去了。”這個回答耐人尋味。孫瑜還沒來得繼續問,又有好多文藝人士涌向周恩來,孫瑜便走開了。

回到上海后,昆侖影業公司又請示了上海電影管理處的領導。夏衍認為“武訓不足為訓”,於伶認為老解放區某模范教師的題材更好。孫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國文代會上看過了那么多熱火朝天、洋溢著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藝節目,在秧歌飛扭、腰鼓震天,響徹著億萬人沖鋒陷陣的進軍號角聲中,誰還會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東荒村外踽踽獨行、行乞興學的一個孤老頭兒呢?”

但影片不能下馬。昆侖公司資金緊張,急需出品《武訓傳》恢復元氣。順應社會新形勢,結合領導意見,孫瑜對劇本做了大規模改編。全片由正劇改為悲劇,將武訓的生活環境改得殘酷黑暗:加了幾場武訓被地主官僚毆打欺侮的戲;把武訓的朋友車夫周大改為太平軍的義士,作為對武訓的反襯;最后武訓發現,辛苦辦義學,教出的學生還是以做官為求學目標,不能改變窮人命運,心灰意冷,黃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還加了一個新的線索角色:趙丹夫人黃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師。影片開場,黃宗英站在武訓畫像前,向小學生宣講:“今天我們解放了,我們的政府給了我們窮人充分受教育的機會。”接著她以飽含同情的畫外音,講述武訓一生的悲劇。全片結尾出現解放軍和毛澤東畫像,女教師作總結發言:“他(武訓)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后來都給地主們搶去了。所以,單純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的斗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我們紀念武訓,要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讓我們拿武訓為榜樣,心甘情愿地為全世界的勞苦大眾做一條牛吧!”

官方與民間的雙重肯定

劇本改好后,孫瑜帶著攝制組到山東武訓故里體驗生活。趙丹只在小時候回過山東,鄉親們都特別以家鄉出了大明星為榮,心情非常激動,趙丹進村時,鄉親們自發夾道歡迎。若干年后,上影廠搞“四清”運動,趙丹返鄉的場面被揭批為“地主還鄉團”。

趙丹生在揚州長在上海,對山東生活并不了解,為演好武訓,他整天學自己父親的口音講山東土話。為劇情需要他剃了光頭,只在頭頂留一撮小辮,平時上街戴著法國呢帽遮丑。拍攝武訓被欺侮的戲時,趙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時間趙丹分不清戲里戲外,好像真的從上海明星變成了山東農民。女兒趙青當時年幼,以為世間“再也沒有又帥又疼我的爹了”。

《武訓傳》重拍啟動於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節外再生枝。昆侖公司認為這部電影拍得成功,必然賣座,要進一步加戲拍成上下兩集,能賺更多的錢。孫瑜認為這樣做損害藝術效果,但昆侖出資方說,明天工資都發不出了,還拍什么戲?孫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統治者丑惡嘴臉的幾場戲。

1950年底,影片終於完成,請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審查。夏衍晚年回憶了當時的場景:“我準時到會,使我吃驚的是不僅舒同、馮定等已到,居然饒漱石也參加了。饒這個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茍言笑,更少和文藝界往來,所以這晚上他的‘親臨’,使我頗出意外。當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從來面無表情的饒漱石居然滿面笑容,站起來和孫瑜、趙丹握手連連說‘好,好’,祝賀他們成功。當時,他的政治地位比陳毅還要高,是華東的第一號人物,他這一表態,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武訓傳》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訓傳》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長達四個小時,在孫瑜堅持下沒有分成兩集,而是一場連映,收雙倍票價,保證資方賺到錢。觀眾并不在乎票價高,《武訓傳》場場爆滿,趙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絲圍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孫瑜親手將影片重新剪輯,將拷貝帶到北京,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小時版的《武訓傳》。2月21日晚,朱德、周恩來等百余名中央領導在中南海開會后,一起去放映大廳觀看了《武訓傳》,結束后報以掌聲和贊許。朱德和孫瑜握手說:“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建議把武訓被狗腿子毒打的殘暴鏡頭剪短一些,第二天孫瑜照辦。2月25日,《武訓傳》在北京公映。

最高領袖親自出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澤東因有公務在身沒去參加觀影。3月初,他調來《武訓傳》,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據江青的說法,看完電影“我們倆人都不高興,主席沒有說話,我說這是改良主義的戲,主席不吭聲??”武訓通過教育解救窮人,而對封建統治沒有反抗,歌頌這樣的人物,與毛澤東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何不喜歡《武訓傳》,但一部電影為何會激起他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批判?

問題就在《武訓傳》受到廣泛熱烈的贊譽。批判本質上不是針對電影本身,而是針對人們對這部電影的態度。1951年初的兩三個月里,各大報刊連續發表了四十多篇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

寫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學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評論影片,把武訓與陶行知并列奉為革命先驅。陶行知是杜威的學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義”色彩,雖然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本人也盛贊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的中國社會,“教育救國”已不能算“進步”思想。

借電影的東風,上海幾家出版社推出了孫瑜寫的電影小說《武訓傳》,李士釗編的《武訓畫傳》等“衍生產品”,社會上一時掀起武訓熱。江青很有心地將贊譽文章及書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澤東,毛這下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經過幾天考慮,3月中下旬,毛澤東電話通知周恩來,組織對《武訓傳》和《榮譽屬於誰》兩部電影的批判。京津各大報刊集中刊登了一輪批判文章,但當時大多數文藝界領導都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文章措辭委婉,帶著學術討論氣息。1951年4月底,結束在石家莊編輯《毛選》工作后,毛澤東回到北京,決定親自指揮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斗爭”。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澤東佈置下,《人民日報》刊登了幾篇寫得比較上路的《武訓傳》批判文章作為鋪墊。5月20日,著名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在《人民日報》頭版橫空出世。社論本來佈置給胡喬木寫。身為毛澤東身邊最得力的筆桿子,胡喬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認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寫了一篇。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還點名批評了四十二篇歌頌《武訓傳》的影評及四十八位作者,整篇社論只有這一長串名單不是毛澤東親筆所寫。

此文一出,以周恩來為首,曾經關懷過《武訓傳》拍攝、對電影給予好評的高級領導,等於全都在不點名批評之列。郭沫若、黃炎培、馮友蘭、馬敘倫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紛紛發文,檢討自己過去曾經贊頌過武訓。從1951年5月20日社論發表到5月底的11天中,僅公開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達850多篇。

《武訓傳》迅速停映。文化部電影局全體干部開始了關於《武訓傳》問題的討論,凡《武訓傳》上映地區的制片廠、發行站、電影院等所有電影從業人員,均需在各單位負責同志有計劃的領導下,開展對《武訓傳》的討論。運動逐漸從批判武訓擴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門弟子。教育部要求討論活動必須保證普及到每一所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當時全國各地有大量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和教育機構,在教育部責令之下,一夜之間紛紛改為“前進”、“勝利”等時髦名字。

江青借機初露崢嶸

武訓是從清末到民國都深受官方推崇的人物,即使批判文章連篇累牘,也很難讓武訓在人們心中真正倒掉。《人民日報》接到大量讀者來信,對批判武訓表示質疑,還有許多人認為,即使武訓應該批判,也不必如此“小題大作”。

“為了貫徹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中央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開赴山東,欲從源頭弄清武訓真面目。江青是調查團領銜人物。臨行前,毛澤東明確指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么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出發當天,毛澤東親自送江青到北京站,可見對這次調查十分重視。江青多次對調查團說:這次搞調查,就是要搞材料,證明武訓在歷史上是壞人。

調查團聲稱“充分運用到實地採訪當事人和調查歷史材料”的方法,實際是先定下結論,依結論尋找論據。凡是對武訓否定的事例,不加甄別即選用;凡是對武訓肯定的事例一律舍棄。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了二十幾天調查后,李進(江青筆名)、人民日報袁水拍、文化部鐘惦棐三人執筆寫出調查報告。經文化部總結會討論,最后由毛澤東修改,於1951年7月23日開始在《人民日報》連載五天,又印成小冊子。報告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這份報告一出,可謂“鐵證如山”。身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文,稱贊《調查記》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一篇“實事求是的記載”。“讀了這篇‘調查記’,曾經歌頌武訓、崇拜武訓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動,也是在人民民主政權之下還蓄意進行反革命的詭計,誰會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檢討呢?”

1951年8月8日,周揚對整個批判運動作了總結,將此片定性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的藝術。至此,電影《武訓傳》蓋棺論定。

《武訓傳》一戰,江青初露崢嶸,毛澤東夸獎她“在政治上很敏銳”。此前毛澤東有意識地讓江青少插手文藝領導事務,《武訓傳》批判使他轉變態度,電影界乃至文藝界的領導權,逐漸落入江青手中。而周揚則因為“思想跟不上”而失去信任。

受傷的不只是電影

與若干年后的種種政治運動相比,《武訓傳》的批判顯得斯文友好。毛澤東在運動開始前就特別強調“對事不對人”,批判只局限於書面文字和口頭報告形式,幾乎沒有當事人受到行政處分和人身攻擊。但運動給孫瑜、趙丹,乃至所有電影人帶來的心理壓力難以估量。

1949年之前,孫瑜拍了二十多部電影,《武訓傳》批判使他身心俱損,之后近四十年人生中只拍了三部片:《乘風破浪》《魯班的傳說》和黔劇戲曲片《秦娘美》。其實他還參與了一部電影的拍攝:《宋景詩》。宋景詩是江青率領的歷史調查團在山東調研時的“重大發現”。就在武訓辦義學的時代,此人在同一地區發起了黑旗軍農民起義。為了樹立正面教材,鄭君里和孫瑜受命拍攝電影《宋景詩》,但孫瑜不能署名。諷刺的是,由於宋景詩后來投降了清朝,在山東鄉間口碑也較差,他的爭議比武訓大得多,影片放映沒多久也入庫封存了。

《武訓傳》批判運動初期,趙丹每天在外面開完大會小會受夠了氣,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國鋪天蓋地的討伐向他壓來,他開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長達五年,趙丹沒有資格上戲,下放基層改造,參加抗美援朝慰問演出。1955年,他終於有機會在電影《為了和平》中出演進步教授,自己給自己定下框框: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要有階級的內容,結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滿意的電影。

電影界萬馬齊喑。1950年全國出品電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國只拍攝了十六部電影,大量電影還在構思討論中就下馬,連成為禁片的機會都沒有。夏衍這樣回顧:“劇作者不敢寫,廠長不敢下決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當時就有人向我開玩笑,說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

《武訓傳》運動以后,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對梁漱溟反動思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風集團”、“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在《武訓傳》批判運動中,早年與夏衍、周揚在文壇結怨的人,如胡風、丁玲、馮雪峰等,或組織寫手,或提供陣地,撰文展開攻勢,要求追查拍攝《武訓傳》的行政領導責任。何曾料到,僅僅四年之后,批判者就先行一步跌入無底深淵。“文革”中,周揚、夏衍、孫瑜、趙丹,編寫《武訓畫傳》的李士釗、孫之雋等,皆受到批斗。已經死去一百多年的武訓,被開棺鞭尸。

1979年秋末文藝界迎來了復蘇,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80歲的上海代表孫瑜,與濟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釗重逢,兩個老人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孫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訓傳》復映,哪怕是小規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沒實現。趙丹在臨終臥床時,還念叨著“武訓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遺憾的是,六十年來,盡管《武訓傳》被反復討論,很少有人關註趙丹在片中的演技。這部電影政治意義之重大,讓人無暇顧及它的藝術價值。

【參考資料來源: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孫瑜《我編導電影<武訓傳>的經過》、趙青《我和爹爹趙丹》、孫之雋、李士釗《武訓畫傳》、張穎《風雨往事——維克特採訪江青實錄》、陳荒煤《當代中國電影》、王蒙袁鷹《憶周揚》、《國家人文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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