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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20年內不許參政

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20年內不許參政

“主席結婚,驚天動地。”

1938年11月20日,從賀子珍出走蘇聯后當了近一年單身漢的毛澤東,與一個從上海來的女演員藍蘋結了婚。也就在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戰斗機的轟炸。於是民間就有了這句名言,而毛澤東的家也連夜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婚后,這個叫藍蘋的女人改名江青。30年后這個名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家喻戶曉。

藍蘋是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於1938年8月下旬來到延安的。來到延安后,藍蘋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中央隨即對她進行了審查。隨后她於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并在這里遇到了當年她母親在諸城幫傭的張家的二少爺、如今已經是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康生。他鄉遇故知,藍蘋似乎找到了一個“靠山”。

這年的春節,剛剛抵達延安的上海救亡劇隊和延安的戲劇工作者第一次聯袂演出了話劇《血祭上海》。藍蘋也參加了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傳部設宴招待了全體演出人員。藍蘋就是在這次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45歲的中共高級領袖毛澤東和剛剛來延安才一年的24歲的藍蘋結婚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大事。但這件事情并不簡單。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處理也十分慎重,還專門開會進行了研究。

對此,毛澤東本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他的青少年時代的好友周世釗談話時,曾講述過當年中共中央高層是如何處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說:“有天晚上我們開會,我記得是開到半夜12點半,周恩來同志突然對我說,主席,請您出去一下,我們要討論研究一個問題。既然恩來同志臨時有事要我退出會場,我就只好走出會場,在另外一間房子看書看報。后來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在中央討論研究我和江青婚姻問題時,意見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來同志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結果,中央還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這樣,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結了婚。”

盡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認為有必要對江青“約法三章”,以便明確其在黨內的地位。內容如下:

第一,毛、賀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起居與健康,今后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同志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并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這個“約法三章”來自王若飛的筆記本。因國民黨軍隊一九四七年進入延安時獲得后公開。王是當年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的這個會議記錄是可信的。

從1938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二十多年間,江青對於他個人生活的照顧,還是盡了責任的,而且確實按照“約法三章”中所規定的,江青沒有“參政”,也沒有怎么“出頭露面”。但事情在勝利進城以后稍稍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那個“約法三章”實際上對江青已經漸漸地淡出了政治的視線,沒有什么效力了。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奔赴蘇聯訪問。就在這個時候,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的電報。應該說這個要求很正常,毛澤東同意了,但卻也來了個“約法三章”。毛澤東的信是通過電報發給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轉交給江青的。信中說——

少奇同志閱轉江青:

1月1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并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一月四日上午四時

在毛澤東的家書中,往來信件最多的要數江青。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數百件。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對她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給予“約法三章”,并作了具體的限制:一是“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規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須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廖魯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區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并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最后,毛澤東又補充一句:“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后,江青按毛澤東的要求,征得劉少奇的同意和廖魯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區”,而且確實沒有給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帶來什么“麻煩”。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江青的缺點暴露出來了。毛澤東的秘書林克發現江青“愛好虛榮,愛出風頭。自私妒忌,專橫跋扈,甚至打擊報復”。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2年,林克還逐漸發現江青身上“滋長了一種危險的苗頭——政治權欲”。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江青對毛澤東越來越不照顧、不體貼,反而不斷干擾。毛澤東感情上得不到安慰,雙方感情上裂痕不斷加深。當然,感情上的離合是雙方面的,這與毛澤東交際日趨廣泛、對江青的冷淡也不無關係。”林克說,“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與江青已經分居,他從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們的婚姻關係并未結束,政治上還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中分析說:“江青在政治上善於察言觀色,投毛澤東所好。她利用了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發展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問題比較嚴重。江青不斷提供假情況,所以毛澤東強調注意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江青利用了這個時機,大抓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

解密:江青為何被秘書稱為“釣魚臺霸主”

江青讓張、姚、王陪她“看電影”的風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號樓看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王洪文說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張春橋、姚文元說這部電影看過了,也不去看了。當我把他們的回話報告給江青時,她就不高興了。帶著一肚子氣,她獨自看了大約半個小時。她越想越有氣,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來,氣沖沖地跑到9號樓質問張春橋、姚文元到底看過沒有看過那部電影。老奸巨猾的張春橋看到江青來勢不對,就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呀。”姚文元也見風使舵說:“看沒看過我不記得了。”江青對他們的回話半信半疑,於是就命令她的警衛員到放映室查看登記本。查的結果是張春橋、姚文元均已看過,江青知道他們撒了謊。但當著大家的面,她對張、姚又能說什么呢?雖然不高興,又不能對他們怎么樣,於是,她惱羞成怒,大發雷霆,遷怒於我和警衛員,誣蔑我們謊報軍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三個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廳,逼著周總理把我們立即關進監獄。要不是毛主席、周總理和汪東興同志的保護,我們的下場可就慘了。

釣魚臺的霸主

那個時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江青經常用的東西,別的中央領導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會不高興,甚至發作出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釣魚臺當時共有18棟樓,其中兩棟是工作人員用房,一棟是綜合活動樓,其余的15棟是接待樓。江青一個人就住過三棟接待樓,還霸佔著綜合活動樓,再加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說,釣魚臺的南半部是一個禁區,江青是釣魚臺的霸主。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貼切的。

江青不但長期獨佔著兩棟樓,還有4匹軍馬長期供她獨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達嶺游玩,馬匹也上專列與她一同前往。放映廳的近百部電影片,由她一個霸佔著,沒有她同意誰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和葉劍英在內。

江青在釣魚臺散步時,如果有汽車經過,司機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會立即停車、熄火,靜靜地等待江青走過去;如果行人發現江青,會立即繞道避開,如果無道可避,就會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處處以毛主席夫人自居,總想自己說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陳伯達是組長,她卻高居於組長之上。討論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時,有一次江青公開跟陳伯達大吵,當著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的面,對陳說:“我看不起你!”并在陳的面前狠狠摔了一個水杯。在那次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沒有說話。會后,她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10號樓,批評了他們在關鍵時刻不堅持原則立場,不幫她說話。他們回去以后,給江青寫了檢討并恭恭敬敬地到10號樓遞給江青。

張耀祠回憶“拘捕江青”:她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任何機密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解密。

雖說關於“毛的遺孀被捕”的內幕至今尚未正式公佈,但是筆者以為,如今從零零散散、陸陸續續的信息中,已經能夠勾畫出那真實的一幕。

“毛的遺孀”江青,是由張耀祠將軍在1976年10月6日晚8時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張耀祠將軍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8341部隊負責人。海外稱8341部隊為中國的“御林軍”,因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黨政機關都是由8341部隊負責保衛的。

筆者曾於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飛往中國西南,採訪了張耀祠將軍。

據張耀祠告訴筆者,他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時,接到汪東興的電話,要他馬上去一下。

汪東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張耀祠的“頂頭上司”。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汪東興是個不顯山露水的人物。其實,他的資歷頗深,早在延安時期便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負責毛澤東的機要和安全保衛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東興的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遷: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鴻文”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也就在這一天,從1949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建立起就擔任主任的楊尚昆,被撤除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之職,原本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汪東興接替了他。從此,汪東興擔任這一重要職務達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東興在1977年曾說,現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就只有我一個,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東興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后來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層內幕,尤其是“文革”內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此,汪東興進入中共中央高層領導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他的政治地位益發顯得重要。

張耀祠來到汪東興辦公室時,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也奉命到達。汪東興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中央決定,粉碎 四人幫 !”

然后,汪東興向他們下達了在當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遠新的命令。

張耀祠和武健華圓滿地執行了汪東興的命令,在當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遺孀”江青以及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

張耀祠向筆者回憶說,他是在8時半,帶領著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的。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處很近。張耀祠對中南海了如指掌,執行任務熟門熟路。

當時,張耀祠穿便衣,連手槍都沒有帶。警衛們則穿軍裝,但也沒有帶手槍。筆者問張耀祠,執行這樣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帶手槍?他笑道,四周站崗的警衛們,全是我的部下,還怕毛遠新、江青鬧事?抓他們易如反掌!

在毛遠新那里,張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煩。

一進去,張耀祠便向毛遠新宣佈: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向筆者說明,對毛遠新跟“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隔離審查”),并要他當場交出手槍。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尸骨未寒,你們就 ”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后的警衛們當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決了毛遠新之后,張耀祠便和武健華帶著三位警衛前往江青住處。

在“文革”中,江青長住釣魚臺,但在中南海萬字廊201號也有她的住處。毛澤東病重期間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釣魚臺,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於工作關係,張耀祠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兩趟。正因為這樣,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處門口的警衛點點頭,就進去了。

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閑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她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

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莊重、嚴肅的口氣,向她作如下宣佈:

“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 江青同志 ,這一回忽地沒有了 同志 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柜的鑰匙交出來!”

張耀祠告訴筆者,他當時說的,就是這么兩段話。內中“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一句,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東興向他佈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

江青聽罷,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她沉著臉,雙目怒視,但并沒有發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張耀祠說,那大概是后來在審判江青時,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通過電視轉播,給人們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為拘捕她時,她也會如此“表演”。

張耀祠說,江青當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正因為這樣,江青對張耀祠所宣佈的中央命令,并沒有過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著,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 她總是隨身帶著文件柜(保險柜)鑰匙,并不交秘書保管。

她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下了“華國鋒同志親啟”7個字,然后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

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健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

張耀祠說,外界傳聞給江青“咔嚓”一聲戴上锃亮的手銬,然后用囚車押走等,純屬想象。當時,并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無囚車。他說,江青的司機,也是他的部下,當然執行他的命令。

轎車駛往不遠的地方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里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夜也押在那里,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并沒有像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所以,根據當事人張耀祠回憶,拘捕江青毫無戲劇性!

汪東興佈置另一批人馬埋伏在中南海懷仁堂。當晚以在那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使前來開會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落網。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據告要討論的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也被拘捕。

這樣,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

筆者再三問張耀祠:“汪東興對你所說的 中央決定 ,粉碎 四人幫 ,這 中央決定 是怎么作出來的?是誰作出來的?”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當時,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執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會也不可能向汪東興問中央的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當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執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慣江青的所作所為。所以,我執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堅決。在粉碎 四人幫 之后,我也沒有向汪東興問過 中央的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 。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向來遵守紀律,不該知道的事情從來不問。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

依據張耀祠所說,汪東興理所當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樣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東興在醫院里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這樣說:

關於行動的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時,我們在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時,華國鋒、葉劍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寫好一個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國鋒宣佈。我負責組織執行。張春橋先到,宣佈決定就順利解決了。

接著來的是王洪文,他有一點掙扎,當行動組的幾個衛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時,他一邊大聲喊叫“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干什么?”一邊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動小組的同志制服了,扭著雙臂押到大廳里。華國鋒同志把“決定”又念了一遍。還沒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聲,掙脫開警衛人員的扭縛,像頭發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帥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帥的脖子。因為雙方距離太近,我也不能開槍。就在他離葉帥只有一兩米遠時,我們的警衛猛沖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戴上手銬。隨后,幾個人連揪帶架把他抬出門,塞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里解決。結果,姚文元也來了。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他聽完后好像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陳伯達:主席讓我和江青等人“團結起來”

人們常常會忘卻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對“文化革命”中的風云人物陳伯達卻很難忘掉。當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陳伯達時,人們關註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經沉寂了十年的陳伯達。陳伯達還活著,但是已經老了。實際上,在1970年廬山會議陳伯達倒臺時,他已經66歲了。按中國傳統的算法,他那時已經進入晚年了。晚年的陳伯達,又經歷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經過了深刻的自省。

從人生高峰跌落下來

1970年,陳伯達精神抖擻地上了廬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臉地下了廬山,其原因,當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為了幫助林彪搶班奪權而鼓吹天才論,主張設國家主席,挨了毛澤東的批。

就是在那次會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矛頭直指陳伯達,把陳伯達比作“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人,說他“欺騙了不少同志”,形容陳伯達在廬山的活動是“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此后,中央在全黨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這次廬山會議,使陳伯達從人生高峰跌落下來,這位原來的中共第四號領導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開始,毛澤東對陳伯達只是認定他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毛澤東搞“批陳整風”的目的,也是為了使全黨弄清什么是惟物主義反映論,什么是惟心主義先驗論。當時,毛澤東對這位從延安時起,就一直當自己第一號政治秘書的“老夫子”(毛澤東經常這樣稱呼陳伯達),還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毛澤東在廬山上,就應陳伯達的要求,見了陳伯達,和他談了一次話。談話氣氛很輕松。毛澤東一見陳伯達的面,就先開口批評陳伯達說,你這兩年總是躲著我,也不來看一看我,你陳伯達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動筆寫文章了,總是動一動嘴,讓手下的人寫,這樣下去,能不出修正主義嗎?毛澤東說這些話的出發點和真正打算,還是想批陳又保陳,毛澤東是善意對待陳伯達的。談話中,陳伯達向毛澤東作了檢查,說自己宣傳天才論,是錯誤的,主張設國家主席,也錯了,自己沒有聽主席的話,犯了大錯誤,自己一定認真檢查。

當時,毛澤東內心已經十分清楚陳伯達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讓陳伯達從此“剎車”,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團活動。因此,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你要找康生、江青他們談談,接受他們的批評,和他們“團結起來”。毛澤東還讓秘書給康生打電話,談了他的意見,并且讓康生通報給江青。毛澤東是為陳伯達著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對此,陳伯達也感覺到了。

陳伯達從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們談。但為了過他們這一“關”,只好在第二天硬著頭皮去江青的住處。江青一見陳伯達,就對他冷嘲熱諷。然后把陳伯達領到了康生那里。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康生那里等著批陳伯達了。他們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臉原則”的樣子。陳伯達剛坐下,他們就接連發言,對陳伯達輪番轟炸。陳伯達向他們作了檢查,并且表示要寫一個書面檢查,交給全體中央委員,請大家批評。康生幫助陳伯達寫了檢查稿。這份檢查稿上的“綱”很高,把問題說得十分重。康生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不滿意,認為沒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綱”。

陳伯達寫了檢查,但江青和康生他們還是不放過陳伯達。他們在背后又搞了一個關於陳伯達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材料。他們的用心,就是要把陳伯達搞垮搞臭,置於死地。這些材料的歷史部分,認定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叛徒、托派。這些材料上報給了毛澤東。

不久,陳伯達的問題被升級了。1971年上半年,陳伯達的問題被“擴大傳達”至全國基層黨組織,陳伯達也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的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陳伯達的問題被進一步升級。他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原來陳伯達只被禁閉在家里,“九一三”事件之后,陳伯達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陳伯達一見關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況,知道自己兇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員高聲喊叫道:“我不是國民黨特務,我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請你們轉告毛主席。”

當時在場的人誰也不知道陳伯達說這些話是什么意思,便逐級上報給毛澤東。原來,1948年,毛澤東曾住在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小村莊里。毛澤東的行蹤被國民黨特務偵知,國民黨派飛機來轟炸毛澤東的住所,被陳伯達等發覺,他急忙跑到毛澤東住處去叫毛澤東轉移,使毛澤東幸免於難。1971年陳伯達的這一聲高叫,就是叫給毛澤東聽的,就是向毛澤東提起歷史上這件事。他認為,毛澤東聽到匯報后,就會回憶起往事,心中就會明白:如果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在那個時候,是肯定不會去救自己的。

陳伯達想對了。他情急之下這一聲高叫,不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變了他后半生的命運。后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從“批陳整風”轉向了“批林整風”。批判陳伯達的文章在全國性的報刊上逐漸少了。陳伯達雖然仍被關在秦城監獄,但他的生活待遇卻是很好的。監獄方面讓陳伯達一個人住在一座樓的整個三層,在三層內,他可以自由走動。給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書報看,還允許工作人員替陳伯達從家里拿一些書籍到秦城監獄里來看。在外面,批判陳伯達的風潮逐漸平靜下來了,陳伯達的心情也平靜了下來。實際上他已經處於一種隱居狀態。

保外就醫后的晚年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案件(簡稱“兩案”)。在重新審理中,對於如何處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問題,黨中央採取了慎重的態度。當時,在黨內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對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中罪大惡極者,應當處以死刑;一種是,把他們當做政治犯,不予審判;一種是,他們既然觸犯了國家法律,就應該公審,但對他們應該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採納了最后一種意見。

“兩案”中,陳伯達是個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活動,是這個集團中的主犯。但是,他是個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離審查,沒有參與林彪集團后來搞的政變和謀殺等活動。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經被關進秦城監獄,沒有參與“四人幫”的反革命活動。因此,他的問題有特殊性。但是,他畢竟是林彪集團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葉群已死,陳伯達就成了林彪集團中的頭一號主犯,當然要對他進行公審。

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這樣,從陳伯達1970年10月被關押算起,他實際上還有8年刑期。

當時在中央主政的鄧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態度,認為毛澤東這樣處理是對的,后繼者應該照樣處理。於是,他們對陳伯達繼續採取了毛澤東實行的優待政策,不僅保持了對陳伯達同以前一樣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決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陳伯達就獲準保外就醫。

陳伯達在獲準保外就醫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樓頂層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個兒子一家三口調進北京,與陳伯達生活在一起,照顧陳伯達。陳伯達的臥室大約有十幾平米,整潔而簡樸,地上鋪著地毯,兩個大書柜里放滿了書。他訂有《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晚報》等報紙,每天讀報很仔細,可見很注意國內外形勢。陳伯達的一個當年只有7歲的小孫子,常到陳伯達的房間去,給陳伯達的晚年生活帶來了歡慰。陳伯達晚年的視力和耳朵都還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電視新聞節目,也看電視里播的京劇或古裝故事片。陳伯達幾乎足不出戶,而是關起門來專心讀書。他煅煉身體的惟一方法就是練書法。陳伯達晚年生活儉樸,總是穿著鐵灰色的中山裝,戴一頂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氣,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員經常來看他,問他有什么需要,但陳伯達從不提任何要求。

保外就醫后,黨和政府除了對陳伯達的生活給予優待外,還曾經請他做一些研究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曾經提出:陳伯達已經保外就醫,他學問好,研究能力強,應當發揮他的這個專長,安排他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我們現在的改革和建設,遇到很多問題,需要研究,讓陳伯達搞一點研究,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們可以參考。當時,中央領導人都贊成這個意見。於是,胡耀邦就對鄧力群說:你過去和陳伯達一起工作過,和他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陳伯達談一談這個意見,征求一下陳伯達的意見。幾天后,鄧力群和幾個人一起約陳伯達來,談了中央的這個意見。陳伯達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從那以后,陳伯達更關註國內外的一些重大問題了,他讀的書也多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論書籍,他思考的重點,也轉向了現實問題。陳伯達愛讀書,愛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過飯后,便讀書,研究資料,寫作。他像一架機器一樣,又轉了起來。陳伯達過去就有思考問題嚴密、下筆慎重、文筆老到的特點。現在他寫作時仍然保持了這個特點。當時,陳伯達的身體狀況還可以,頭腦也清晰,研究問題也比較深入。他勤於動筆,把研究的心得寫成文字,由工作人員交給中央。中央把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幾份,有的用8開大紙印,有的用16開紙印,有的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有的沒有標作者名字,發給中央領導人參考。

晚年的陳伯達先后提交給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農業合作化的若干材料》、《“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黑格爾反對絕對……》等等。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關於“電子學革命”問題,是陳伯達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課題。毛澤東當時也對陳伯達的這個研究成果給予肯定。當20世紀80年代初,陳伯達又撿起這一課題繼續研究時,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經發展起來,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突飛猛進,而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落后狀態。陳伯達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國要加強研究力量和投入,吸引西方先進技術,用較短的時間在高新技術方面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這樣中國就不愁在生產力和經濟力上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了。他的這些見解,在21世紀的今天看來,也是有價值的。陳伯達的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給中央領導參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醫的陳伯達刑滿,一位公安部副部長專門給陳伯達舉行了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患前列腺肥大癥住院,儀式就在醫院里舉行,公安部副部長向他宣佈: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那一年,陳伯達88歲。

“我對自己的過去是自責的”

晚年的陳伯達十分敬仰毛澤東,他常說,毛主席確實英明、偉大,他是個民族英雄,他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陳伯達一直認為,批判他的鼓吹天才論、并且在全國掀起“批陳整風”運動的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還說,我是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係而言,是毛澤東發現了他,把他調到身邊當第一號政治秘書長達三十多年;毛澤東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交給他很重的工作擔子,給他以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的權力;是毛澤東提拔了他,使他從一個文人,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三十多年中,毛澤東給了他很大教育;是毛澤東引導他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問題,他才能寫出《評“中國之命運”》、《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著作;是毛澤東的教導,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澤東的幫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條件和成果。他把自己當做毛澤東的一個“小學生”。他說,我這個“小學生”后來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沒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護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免遭“四人幫”的毒手,更是十分感激。他說,沒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我可能早就沒命了。

陳伯達晚年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深刻的反省,總結了自己的教訓。他經常真誠地說: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對自己的過去是自責的。他對黨和政府在他晚年能給他較好的生活條件由衷感謝。陳伯達晚年曾寫過一幅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幅字,充分體現了陳伯達在80年代的心境。

陳伯達於1982年5月寫了《求知難》一文,投到《讀書》雜志上。陳伯達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紀訓”,意思是記取教訓的意思。當年的《讀書》雜志全文發表了《求知難》。陳伯達的這篇文章,是他總結自己一生教訓之作。他在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為一個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難的。他均以《西游記》的故事為例來談他的認識。從他對求知者必經的諸多苦難的認識來看,他對自己的罪行還是認真反省的,而且,他雖然已是暮年,卻努力改過自新,把自己當做一個求知者。

1989年9月,陳伯達在北京病故。香港和臺灣的報紙首先報道了陳伯達病故的消息。陳伯達的遺體被送到八寶山火化。據在現場的陳伯達過去的一些部下講,火化時,沒有訃告,也沒有悼詞,但耐人尋味的是,他的遺體被安放在了按慣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級首長遺體的第一告別室,他的遺像也掛在那里。有40多位他的親屬、老朋友、老部下、學生,前來為他送葬。

【華發網根據解放日報、人民網、《文史博覽》、今晚報等整合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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