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發網繁體版

“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

“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

1976年“文革”結束后,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復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臺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墻。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人藝群星璀璨,但屬于他們的黃金時代太過短暫。建院初期綻放光芒后,隨著“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來襲,人藝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運動的洶涌洪流。優秀的藝術家們,被裹挾著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開會,讓我下鄉

解放后老舍回國,他對國內的重大政治題材并不熟悉,接到寫作任務,覺得既然是黨的要求,就應該邊學邊寫。1952年初,“三反”、“五反”運動尚未結束,老舍為人藝寫了反映該運動的《兩面虎》,后改名為《春華秋實》。

當時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還請了個老先生,專門抄文稿。初稿出來后,各方的修改意見紛至沓來,有來自基層的,也有來自“上面”的。《春華秋實》前后寫了十二稿,每次都是從頭寫起,最后定稿時已經完全沒了初稿的樣子。採納的意見太多,劇本像個大雜燴。

老演員藍天野說,讓誰寫《春華秋實》都很難,戲都在資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難寫。社會上出現什么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1955年寫了《青年突擊隊》,1958年趕寫《紅大院》,都是配合一時一事,演完了,戲也就完了。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他曾跟人藝老演員李翔發牢騷:“作家是寫書的,不要參加這會那會,讓我寫不了書。”

焦菊隱:給《茶館》加條紅線

1958年《茶館》上演,在文藝界引起不小反響。有人說戲宣揚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調子,認為作者有懷舊思想,對沒落貴族給予極大同情。更有甚者說,這是在影射“公私合營”。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在人藝黨組擴大會上說:“你們現在偏重藝術方面去建立風格,政治靈魂不在意了……焦菊隱是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生產上我們很先進,比如白薯一畝地產五十萬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義。惟獨藝術上,我們還像烏龜一樣在爬。”

不久,《茶館》停演。歐陽山尊后來回憶說:“1958年開始‘左傾’,越來越厲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來到人藝看《紅旗飄飄》,散戲后上臺和演員合影,突然問身邊的于是之:“《茶館》這個戲,你們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沒說話。周恩來說:“那個戲改改還可以演嘛!”周恩來說這話之后,人藝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茶館》的改動方案。

1963年,《茶館》重排。“反右”時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花了很大力氣抓“紅線”問題,他說:“加的紅線都是主要的戲,是為了提髙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

最后《茶館》加了一條學生反帝反封、反國民黨統治的“紅線”,全劇結尾改為學生上臺貼標語,常四爺張羅送開水……當時扮演常四爺的鄭榕說:“這些都是硬貼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調極不協調。”

復排演出時,老舍興致頗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后不像以往那么愛說話了,對《茶館》加紅線問題也不言語。后來他只淡淡地說:“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

周恩來:人藝要放個“大衛星”

1958年,“大躍進”高潮來臨,劇院對口支援北京大興,提出創作鼓詞、快板、詩歌、壁畫、舞蹈、歌詞二十萬件,爭取每鄉有一個文化館,每村有一個合唱團,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小組。當時的口號是:“蓋門頭溝,壓西城區,大干苦干創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開展群眾“文化工作躍進誓師大會”,幾十個文藝團體競相做“比武”發言。人藝黨委秘書周瑞祥回憶,當時青藝盯著人藝,舒繡文在臺上報數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場這個“衛星”時,書記趙起揚說:“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為了湊這個數字,在火車上打快板就算一場演出,下火車在車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場。

一天中午,劇院接到上級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煉鋼戰斗,爭取第二天出鋼。院里馬上找人聯系煉鋼爐及原料,成立“煉鋼辦公室”。院領導分析情況后,認定第二天出鋼不可能。又緩了幾天,終于在劇場后院花房西側建立了煉鋼爐,碾碎很多水管、通風管和鐵鍋,統統扔進煉鋼爐。

據歐陽山尊回憶,突擊煉鋼那幾天,恰逢日本戲劇家千田來劇院訪問。歐陽山尊正跟千田說著話,外面有人喊:“歐陽院長,要出鋼了。”千田很詫異,問明情況,連連說道:“新經驗,我要看看。”到了劇院里的煉鋼現場,千田連豎大拇指:“向你們學習。”

劇院快速寫出了反映大煉鋼鐵運動的《烈火紅心》,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來曾問人藝,新作《英雄萬歲》幾天能排出來,有人回答六天,還有的說十天。當時在場的演員李婉芬、馬群、英若誠回憶,那天周恩來興致頗高,表示:“你們人藝是老劇團了,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吧。”周恩來還引用了當時人藝劇中的一句臺詞:“我把這個合同就訂在你們這兒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現在嗎

1965年,人藝曾把舞臺搬到天安門廣場,劇院除了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唱,演的話劇、快板等,內容都是聲援剛果(佈)反帝,還遞交了聲援書。

劇院黨委決定在十幾天內寫出斗爭戲《剛果風雷》提綱,還沒操作完,市文化局又佈置創作反對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斗爭的劇本。劇院只好在兩個排練廳分組突擊排練,每天分三班進行,五天內排出大樣。緊接著,中央又決定舉行活動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爭。劇院在當晚十點半召開全院動員會,決定第二天全天突擊排練大型活報劇《反帝怒火》。鄭榕說:那時候一個運動跟著一個運動,躲不過去。往往以運動為主,排戲為輔。

老舍越來越覺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轟轟烈烈的形勢了,他已經很少去看人藝的反帝戲,人藝也沒有再請他寫戲。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對演員李翔說:“你說,咱們的祥子能活到現在嗎?”老舍要創作《駱駝祥子》的續集,讓祥子變成解放軍干部,領導車夫鬧革命、迎解放。后來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個時候,年紀太大,早就干不動了,劇本太不可信。已經寫好的兩幕戲成了永遠沒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進廢紙簍。

有一次看完意大利歌劇《女理發師》,周恩來留下一些藝術界人士,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都不敢說話,只有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

文聯組織人員下基層,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后帶著微笑,但是說話非常凄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趙起揚:“好書記”成了一大罪狀

1966年開始,人藝不搞業務,轉而務農搞運動。1月31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

6月18日,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遭受批判。群眾組織宣佈奪權,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北京人藝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好書記”成了趙起揚的一大罪名,這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對他的評價,當時周揚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肅反時,趙起揚就力保過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演員“繼續演戲,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評價趙“敢于作出重大決定”“是個‘頂得住’的人”。但是這次,趙起揚也沒能“頂得住”。

老舍在京劇院里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在家中被暴徒打罵。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孫女告別,說了聲“跟爺爺再見”便一去不返了。后來有人在太平湖畔發現了老舍的一只鞋,尸體始終沒撈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幾個人下水游泳,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后又白又胖。”這句無心玩笑,竟一語成讖。“這么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人藝當年冷漠麻木的氛圍,讓演員英若誠感慨萬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聽話

劇作家吳祖光曾說:“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萬家寶是曹禺本名,他向來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對周恩來,曹禺更要目送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造反派對曹禺還比較溫和,只讓他每天按時上下班,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學習政策,準備交代問題。曹禺每天從鐵獅子胡同三號的住宅,膽戰心驚趕到首都劇場,見誰也不敢說話。有時造反派還要曹禺按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寫出自己的表態文章。

“文革”時期,劇院搞部隊編制,“歷史清白”的梁秉堃當了聯排班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待材料時,曹禺總過不了關,梁秉堃就幫他寫,從《紅旗》雜志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里,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押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里不許開燈,所有人靠墻席地而坐。直到天漸漸放亮,曹禺偷偷一看,發現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有彭真、劉仁等領導,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聽了有關方面報告,趕到關押曹禺的現場,對紅衛兵頭頭說:“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么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

歐陽山尊:不敢和鄧穎超打招呼

樣板戲盛行的年代,歐陽山尊就與話劇無緣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帝蘇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壞分子”三個“頭銜”,被罰站小板凳,關進牛棚。他的學生專門去人藝的牛棚看望他,師生靜坐片刻,相顧無言。學生悄悄塞給老師兩包好煙,含淚起身離去。

“文革”期間,周恩來再沒有到首都劇場看過戲。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陽山尊遇到鄧穎超,他后來回憶這次見面說:“由于我那時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動來招呼我,并意味深長地說:‘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給總理和我寫信,我和總理約好了,在這期間,所有給我們的信都只好暫不作復。’”

1971年,人藝恢復運轉,改名北京話劇團。江青提倡“救活話劇”,于是重新開始排劇。劇院花了幾年時間排《云泉戰歌》,歌頌農村干部階級斗爭精神,導演是歐陽山尊和夏淳。主演鄭榕說:“那時每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云泉戰歌》就得改臺詞,主角天天背新詞。”

焦菊隱: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隱被允許觀看了《云泉戰歌》聯排。看完戲后有人征求意見,焦菊隱直言不諱:“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劇團臨時黨委決定,把焦菊隱作為“靶子”開展批判,成立專案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隱被點名批判,并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劇目為綱”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兩大罪狀。他悲憤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

焦菊隱被抄家后,獨自住在劇院大樓背后一間常年不見天日的小屋里,靠近公廁,陰暗潮濕。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進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他對女兒說,自己在“文革”中寫了幾百萬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現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導演的心得體會寫下,留給后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沒來得及留下只字片語便郁郁而終。此時,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佈: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結束后,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復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臺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墻。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華發網根據《文史參考》、人民網採編】


此文由華發網繁體版編輯,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華發網繁體版 » 文化 » “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

讃 (2)
分享至:

評論 0

暫無評論...
驗證碼
取 消
请选择理由
取消
私信记录 »

请填写私信内容。
取消
加载中,请稍侯......
请填写标题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