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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陳伯達大罵“張春橋思想”為狗屎

揭秘:陳伯達大罵“張春橋思想”為狗屎

1975年2月3日,毛澤東的專列駛出了長沙。他結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長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澤東決定回京,因為四屆人大已經召開,北京的政治局勢變得穩定了。再說,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慮到身邊的工作人員回家過春節,毛澤東告別了長沙。

毛澤東的眼白內障越來越嚴重。向來是親自閱讀文件的他,只好由張玉鳳代讀。本來,這是機要秘書徐業夫的工作,可是徐業夫患癌癥,不得不住院治療。

徐業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絲眼鏡,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也擅長寫文章。他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澤東信任。他跟毛澤東有一共同嗜好--抽煙。毛澤東晚年患支氣管炎,一抽煙,咳嗽很厲害。徐業夫讓毛澤東試著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澤東看著這又粗又長的雪茄笑道:“說不定是個紙老虎!”一抽,果真咳嗽減輕,此后,毛澤東便改抽四川雪茄……徐業夫病重,使毛澤東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機要秘書。

經毛澤東提議,中央同意,從1975年初起,任命張玉鳳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姚文元是個“寫家”,往日三天兩頭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自從成為“中央首長”之后,雖然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但是“人貴言寡”,在報紙上幾乎見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之后,所能見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發表的《在首都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之類文章。

張春橋呢?十六歲就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見諸公開出版物的,卻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一書所收張春橋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會代表團的講話》。

1975年春,出現了反常現象:鄧小平1月剛剛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張春橋組織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3月號的《紅旗》雜志登出署著姚文元大名的長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4月號《紅旗》雜志緊接著發表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張、姚的文章,是由毛澤東的一段話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正在那里休養的毛澤東匯報關于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毛澤東在談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談了另一個問題,即理論問題。

關于理論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王洪文說:

“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將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毛澤東還說:“我跟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問題。”

毛澤東這話,是指1974年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曾經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毛澤東接著對周恩來、王洪文說: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讀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1988年版,第221頁。)

這就是說,毛澤東出了題目,要張春橋、姚文元做文章了!

張春橋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學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經毛澤東圈閱,于1975年2月18日發出。這一《通知》,向全黨公佈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澤東指示“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將大字本送我”。張春橋、姚文元就組織班子,編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澤東閱。

說實在的,自從陳伯達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論天才的幾段語錄》遭到毛澤東痛斥之后,誰都不敢編什么語錄了。這一回,由于毛澤東明確指示要張春橋、姚文元編語錄,他們這才編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經毛澤東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報》以及《紅旗》雜志發表。

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對毛澤東關于理論學習的指示作了解釋。

張春橋非常露骨地向周恩來發起挑戰,針對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說道:

“我個人還有個意見,四屆人大提出了一個很宏偉的目標,在本世紀內,也就是本世紀末,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很強大,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噸鋼。但是,如果我們對理論問題搞不清楚,就會重復斯大林的錯誤。當時他們有幾千萬噸鋼,糧食沒有我們多,他們是衛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幟落地。”

張春橋在講話中,強調了“反對經驗主義”。張春橋引用毛澤東1958年8月15日的講話。毛澤東那次講話說“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張春橋把毛澤東1958年8月15日的講話搬來,應用在當前,作為反對經驗主義的理論依據:

下面我把主席關于學習問題的幾次指示念給同志們聽。

一個是《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書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講的這段話,曾印過多次,不知道同志們記得記不得。

主席寫于1958年8月15日,廬山會議時印發了,會議以后各地作了傳達,在批林整風中都印了。主席要我們重視學習理論。主席說:“各位同志,建議讀兩本書。一本哲學小辭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兩本書都在半年讀完,這里講《哲學小辭典》一書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錯誤頗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來,第三版也還有一些缺點和錯誤。不要緊,我們讀時可加以分析和鑒別。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樣,基本上是一本好書。為了在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在延安整風當中,主要批教條主義。全國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

接著,主席說:“在這里印出了《哲學小辭典》中的一部分,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學的興趣。”

主席把經驗主義的問題提出來了,主席說:“爾后可以接讀全書。至于讀哲學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下面一段話很重要。

主席說:“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個方面打敗反黨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從哲學、經濟學兩門入手,連類而及其他部門。”

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確與錯誤,決定于理論,理論主要是講思想問題。比如,對唯心論和唯物論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說天才,大家就跟著說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確實讀了一陣,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也辦了一些讀書班。我不知道在座同志當時怎么樣。后來,克服經驗主義的問題克服得好一點吧,那一陣有些效果。

后來林彪也犯經驗主義,因為經驗主義是作為教條主義助手出現的,林彪搞經驗主義,不學習理論,說是自己有經驗,可以上升為理論。他不但反對學習馬列,也反對學習主席著作,說學習主席著作是“捷徑”。林彪高舉是假的。

張春橋還說:

我覺得,學習問題,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你說學習了,但沒有用。主要是領導干部不是抓得很緊。現在,我們要以主席指示當作綱,聯系我們部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這些問題擺在面前,要解決。這些問題解決得好,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但能夠糾正一些錯誤,而且還會有新的前進和進步。如果不好好學習,再往前進,阻力會相當大。

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兩支禿筆結束了長久的沉默,從幕后跑到臺前,哇啦哇啦叫喊起來。雖說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是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但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都予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單行本。這兩篇文章,列為各機關、工廠、農村、部隊政治學習的必讀文件。毛澤東的授命,使張、姚得以重操舊業,利用他們在宣傳輿論界的優勢,反攻鄧小平。

大抵是“人貴言重”的緣故,自從姚文元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之后,雖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論、報道都要經他的禿筆斧定方可見報,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幾乎從報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種各樣的“批示”作為口令,導演著幕前的一切:

1972年底借批判“右傾回潮”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

1973年8月為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發表一系列宣傳左傾思潮的社論;

1973年8月10日,令《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的《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編者按”,為“白卷英雄”張鐵生撐腰;

1973年12月28日,又令《人民日報》轉載《北京日報》刊登的北京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的來信和日記,加了“編者按”,在全國掀起批判“師道尊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高潮;

1974年2月28日,令《人民日報》發表初瀾的長篇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峰〉》,在全國掀起批“文藝黑線回潮”的運動;

與此同時,為江青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發社論,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來;

姚文元開動輿論機器,成為“中國帽子公司”和“中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

1975年1月,中國的命運有了轉機。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復出,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四人幫”的篡權陰謀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

姚文元再也無法忍耐了。他從幕后跳到了幕前。1975年2月28日,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了姚文元在《紅旗》雜志第三期上發表的“重要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時期,全國各報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又成為全國人民的“政治學習文件”。

林彪反黨集團覆滅已經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經“運動”多時,作為輿論總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馬后炮,直到這時才發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話外有聲。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黨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是極其孤立的,但產生出這一伙極端孤立的‘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人物,卻有它深刻的社會階級基礎。

“只要還存在被打倒的反動階級,黨內(以及社會上)就有可能出現把復辟愿望變為復辟行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覺和粉碎國內外反動派的種種陰謀,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還強調了這一點:

“由于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資產階級法權存在而產生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一般都具有兩面派和暴發戶的政治特點。”

正當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在學習姚文元的文章的時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發出砰的一聲,引起一場虛驚:一枚手榴彈,越過高高的圍墻,落進了院子!

不過,手榴彈著地之后,沒有發出爆炸聲。

警衛員奔了過去,這才發覺:那只是一枚體育鍛煉用的木手榴彈!

雖說不是真手榴彈,但是扔進了“中央首長”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來已有六十多間房子,他還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資產階級分子”,“具有兩面派和暴發戶的政治特點”!他看中了緊挨北京第八中學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從1973年搬進這個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間房子,佔有三個院子!

為了保障姚文元這位“中央首長”的安全,四周的圍墻推倒重建,上面還架了鐵絲網。這么高的圍墻,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夠飛入。不過,圍墻挨著北京八中的操場,一位青年教師去那里練習擲手榴彈,一失手,手榴彈越過了圍墻,落進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衛員來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師受到了審查。雖然查了祖宗三代,沒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圖”,卻也把那個教師整得夠嗆。

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姚文元援引列寧、毛澤東的語錄,反復論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而為了他的安靜,不許北京八中師生在緊挨他家的操場上做廣播操,校辦工廠的電鋸也不得發出聲響。

一個孩子放學時,一邊走,一邊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顆石子踢到姚家大門上,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個孩子作了檢查還不算,就連學校黨支部也作了檢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暖氣本來用煤燒熱。只因姚文元嫌燒煤有味兒,馬上改用燒輕柴油,一天的取暖費便達二百元,一個冬天要花兩萬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費,相當于北京八中全校兩千多師生花的取暖費的四倍!

這個從墨水瓶里冒出來的政治暴發戶,在惡性膨脹。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題歌”是一句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他把林彪說成是“經驗主義”。至于他說的“現在”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來、鄧小平。

張春橋的文章,除了逐段解釋毛澤東的一系列關于“工資制度不平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等“最新指示”之外,主要便是重彈他1958年的“成名作”的老調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張春橋的文章說:“必須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佔統治地位。……”

張春橋引述了毛澤東的話,說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現實意義。

張春橋提到了蘇聯,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八個字來形容。他以為,這樣的“歷史經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在決心建設強大國家的時候特別不能忘記”。

張春橋指出: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隨著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資產階級表面上也會裝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干的仍然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干的。他們一不改變蘇維埃的名字,二不改變列寧的名字,三不改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字,而是用承認這些名字作掩護,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內容改掉,使它變成反蘇維埃的、反列寧黨的、反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他們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這樣公開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但是,當著蘇聯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法西斯專政的時候,他們又打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來鎮壓群眾。在我們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劉少奇、林彪不只是宣傳階級斗爭熄滅論,當他們鎮壓革命的時候,也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林彪不是有四個“念念不忘”嗎?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他確實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兩個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用他們自己的供詞,就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他們有時候“順”著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誰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制造混亂,進行破壞,經常地則是針鋒相對地同無產階級斗。你要搞社會主義改造嗎?他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嗎?他說太早了。你說文藝要革命,他說演點鬼戲也無害。你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嗎?他說這可是好東西,應當擴大。他們是一批維護舊事物的專家,像一群蒼蠅,一天圍著馬克思說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和“弊病”嗡嗡叫。他們特別熱心于利用我們的青少年沒有經驗,向孩子們鼓吹什么物質刺激像臭豆腐,聞聞很臭,吃起來很香。而他們干這些丑事的時候,又總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有些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壞蛋,不是說他在搞社會主義協作嗎?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著關心愛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旗號嗎?我們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總結我們的經驗,以便更有效地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在張春橋的文章發表后,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道:“春橋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為1958年就寫了文章,那時我還不認識他,好像不認識。”

張春橋答道:“見過面。”

毛澤東說:“沒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寫了一個按語,《人民日報》登了。《人民日報》那時是鄧拓管的吧?”

張春橋答:“是吳冷西。”

毛澤東說:“只有兩篇文章是擁護的,其他的都是反對的,所以他有氣。”

值得在這里提一筆的是,在陳伯達晚年,筆者曾多次在北京訪問了他。陳伯達曾這么談及張春橋和張春橋的那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陳伯達這么說道:

至于張春橋“能寫幾篇文章”這事,我不知道他寫過一些什么。我看的東西之少,這也是一證。據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政治報告”,是他寫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幫”押在監獄的時候,看到《人民日報》有一篇橫貫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題目是《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我沒有細讀,似乎其中點了劉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這是我知道張春橋“能寫文章”的唯一的、獨立署名的一篇。當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獨樹一幟,獨立千古。唐朝一個年紀輕輕的王勃一篇《滕王閣序》,不是到現在還可吸引人一看嗎?但張春橋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寫得再多,也不過是一堆狗屎。

陳伯達雖然與張春橋同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但是陳伯達對張春橋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

張春橋深知,毛澤東能夠成為中國的領袖,主要在于理論上的獨創,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富有“領袖欲”的張春橋,已不再以寫一本《毛澤東傳》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手下的嘍啰,很快就領會了張春橋的意圖,在上海開始研究“張春橋思想”,宣傳“張春橋思想”。

最熱心于研究和宣傳“張春橋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志。真妙,這家創辦于1973年9月的雜志,掛著“復旦大學學報”的牌子,不知內情者以為只是一家大學的學報而已。其實,它的真正的編輯部,設在上海市委寫作組內。它實際上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機關刊物,發行全國,印數頗大,卻硬要來個“障眼法”,“化裝”成“復旦大學學報”。

《學習與批判》使勁兒地宣傳“張春橋思想”。據說,“資產階級法權無處不在論”是“張春橋思想”的核心,是張春橋早在1958年就已作出的理論上的“重大發現”。

1975年當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發表,《學習與批判》一下子發表幾十篇文章,對“張春橋思想”在馬列主義理論上的“重大發現”,加以闡述,宣傳勁頭真大。

張春橋給《學習與批判》的主編寫了一封信,說:“看了毛選四卷,對中國現在的階級關係還不甚了了。”張春橋提出了“階級關係新變動論”。這也被看成是“張春橋思想”的“重要內容”。《學習與批判》雜志發表了十五篇文章,論述張春橋的這一“貢獻”。

關于所有制、關于分配、關于生產關係。據說,“張春橋思想”都有獨特的“建樹”。《學習與批判》不遺余力地一一發表文章,加以“評價”。

其實,說穿了,所謂“張春橋思想”就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由于資產階級法權“嚴重存在”著,產生“黨內資產階級”,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張春橋思想”被說成“創造性”地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據說,“張春橋思想”將成為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后的“第四個里程碑”!

唉,曾幾何時,人們記憶猶新。還在幾年之前,林彪被吹噓成“第三個偉大助手”: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林彪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

唉,曾幾何時,人們還記得,那“第四個里程碑”并非張春橋,而被林彪“預言”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虧歷史學家只尊重歷史,從不收購“牛皮”。雖然氽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們捕獲后總是用鹽和明礬除去它身上的眾多的水分。張春橋的大名已經注定要載入中國歷史,但他是作為“四人幫”之一受到歷史的鞭笞,而“張春橋思想”、“第四個里程碑”全被作為水分擠得一干二凈。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新浪網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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