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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談國學:正在淪為心靈雞湯

朱大可談國學:正在淪為心靈雞湯

“國學熱”的持續升溫,堪稱是當下中國社會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國學熱”中既包含了回歸傳統、追尋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帶有極端保守主義、排外主義的盲目,該怎樣評價這一動向,如何將其引向建設與開放,而不是重回自閉、愚昧與虛榮,已成思想界高度關注的話題。

在2015冬季騰訊思享會年終團拜上,著名學者劉東、朱大可、何懷宏和文化評論人周黎明等縱橫論道,對反思“國學熱”、厘清其發展的大方向,有著非凡的意義。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

我們創造性主要體現在物質領域

中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劇變,這30多年,經濟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發展,能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一個文化的復興,這是很多人的夢。

在我看來,中國的劇變當然可以從現代性角度來理解。我理解現代性,一個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或者說脫魅,再一個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平等化。從這兩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則現代化簡直可以說是為中國量身打造的。

我覺得中國社會其實早就理性化了,在兩三千年前,商周之際就開始走向一個理性化的過程,當然,它和韋伯所說的理性化還不太一樣,但基本上是朝著脫魅的方向發展,強調人文理性、人間理性,甚至非常實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國的經濟在漢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發展到相當繁榮的地步,但是沒有取得突破,沒有取得像西方工業革命那樣的大規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這里受到了社會結構的限制,社會結構的限制又帶來價值觀的限制。

社會結構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國是一個等級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佔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發展經濟,它另有考慮,所以發展不起來。不是說中國人不聰明,也不是說不節儉,這些市場經濟的德性我們早就具備,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勞節儉這是中國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級制度,雖然價值多元,但實際上是物質一元,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所以中國30多年經濟如此快速崛起。但在這個基礎上能不能夠“文化復興”呢?我覺得可能不太容易,因為兩者發展的動力、結構、條件都不太一樣。我們目前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和物質打交道的領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學、藝術、哲學等,看不到很明顯的轉機。它發展的動力機制恰恰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很難,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中國有個很大的人口的基數,有那么廣闊的土地,也許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別注意民間出現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說天才的跡象。

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

全球化必須植根于自己的傳統

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過《世界是扁平的》,為我們展示了全球化的圖景。全球化是雙重的:一方面,世界開始縮小;另一方面,它也使世界擴大,因為碰撞之后,激發出地方的獨特意識。

在國外,每一次全球化會議,會場外都有人山人海的人在抗議,他們都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遭遇失敗的那批人,但正像諺語中所說的:“愿意的,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命運推著走。”全球化對于所有地球人來說,意味著一種博弈,而博弈的輸家,將落到被人們置若罔聞的地步。

“五四”以來,由西方文化代表的全球化一直給我們帶來困難,正如辜鴻銘所說:西方文明是兩棲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進的科學,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現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最為狂熱的說教;一方面帶來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論,另一方面卻又帶來了最狡詐的政治權謀;一方面帶來了最繁榮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卻又帶來了最飄搖的未來風險……面對如此幻影,只要自己國家還沒有徹底淪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還不乏起碼的主動性,難道就不能主動地去文化選擇和文化利用嗎?

由于長期受到文化激進主義的洗腦,人們往往不假思索、先入為主地把當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統統歸罪于歷史。比如胡適,是把國外的漢學家的心態移入進來,他是個內部的人,卻用外部的心態去做研究,即為自我殖民化的突出表現。

如果能從思想上回到雅斯貝爾斯所說的2500年前的軸心時代,仍然能夠平靜地發現,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樣一個獨特的人生解決方案,特別是蘊含那種讓伏爾泰興奮不已的無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類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寶貴的財富。

沿著這樣的思想軌跡我們還有理由發出暢想,在全球化的中國的文化之張力中,或許正蘊含或預示著某種真正的解決,而那解決方案絕不會是由某一個文明,不管它多么優秀、優越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而是費孝通先生憧憬過的“文明共生狀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在我看起來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們這個偉大實踐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說這塊土地上未來的文化模式必須是標準現代,由此顯示出對全球化的汲取和適應必須是典型中國的。

著名學者、文化批評家朱大可

應拒絕走入“地洞模式”

今天國學的問題,正在淪為心靈雞湯。我覺得,要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學:一種國學是順從的、奴性的、自我封閉的,拒絕反思,拒絕自我批判,惟我獨尊;另一種國學是批判的、反思的、自由的、開放的、包容的、多元的。

毫無疑問,我更喜歡后一種國學。我判斷兩種國學有四個標準:

其一,國學是多元的,而非獨尊某術,如果形成所謂的儒家專制,國學一定會走向它的絕路。

其二,國學是祛魅的,而不是用來造魅的,國學不是完美的,國學的繼承要進行有效的過濾。那些穿著對襟大褂、留著胡子、行磕頭拜師之禮的人,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造魅。再比如全國掀起的一片洗腳浪潮,成千上萬的人集體洗腳,這和孝的本質有什么關係?與其讓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樣磕頭,還不如讓他挺起他的脊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種洗腳式的表演,難道我們今天不應該把它拋棄嗎?國學里有大量的精華,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24孝,就是古代心理學變態樣本,拿這個來作為我們道德弘揚的范本,這不是出了嚴重的問題嗎?

其三,國學是開放的,而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開放和吸納是國學的全部生命力的源泉。

其四,國學是獨特的,即使它有外部來源,也仍然是獨特的,因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創造。但是,它不是用來跟世界對抗的,我經常聽到國學家說,國學是用來跟全球化對抗的一個盾牌,以把中國跟世界區分開來,把國學變成了一個防御性的武器。然而,中學和西學不是對抗的,它們是互補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東西一定是互補的結果,我們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把國學和西學作為一個對立的元素,我認為是一種偽國學。

我想講一個卡夫卡的小說,叫《地洞》,描寫了一個無名的動物在地洞里面,不斷感覺到外部威脅在逼近,它不斷地改變它的坑道,改變它的居住的那個洞,不斷地填掉這個,再開挖另一個新洞,他不知道無名的威脅將來自什么方向。我認為,這是卡夫卡的恐懼,而很多的中國人到今天為止依然沒有辦法擺脫這樣一種恐懼。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拒絕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們不是21世紀的東亞文化鼴鼠。

文化評論人、影評人周黎明

不應用討好的方式走向世界

我的本職工作是用英文寫作,幾乎每天都碰到這樣的問題:怎么把中國的概念、中國的詞語介紹到世界上,讓人家了解。

我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的大學,今天看到英文介紹中國的文章,不管是文化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比那時好很多了。但仍然有不少奇特的現象,政府曾出了一本寶典,要把“包子”、“餃子”作為音譯推出去,可外國人就是不接受。反而“白酒”這個詞,誰也沒有推,去問外國人,用拼音他們是知道的,當然,這只限于對中國很了解的外國人。

像這樣小的細節非常多,一個文化要走出去,是由成千上萬這樣的小細節組成的,即便在過去30年中,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跟林語堂的水平比,還是差得非常遠,回頭去看看林語堂的書,里面用文字表述我們的文化,向西方介紹我們文化方面,所達到的水準,是我們今天的好多倍,我們現在最好的專家真的遠遠不及他。

從電影的角度看,現在有兩種方式在往外走,一是賣弄我們中國文化的表象,從西方角度看就是異國情調,比如紅燈籠、舞獅子啊,其中大多數是民間藝術、民間工藝,如果你把這些元素放大,刻意來討好西方人的話,那么,傳遞的并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而另一種往外走的方式,如電影界的李安、舞蹈界的林懷民、戲劇界的賴聲川,他們都是橫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在他們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地道的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但不是跟西方對立起來的,而是把西方的元素、西方的表達方式徹底變成自己的東西,最后做出來的一個作品是完全屬于他們自己的。我覺得,這才是高明的,是一種非常成熟的藝術家的心態,而不是說我要做一個很中國的東西,為了在西方獲獎。

我希望我們現在、未來藝術家,不管他吸取的養料是來自國學還是來自西方,最終是要表達他自己,做出既能代表他自己,又能代表我們整個時代的作品,然后為西方人所接受。

【來源: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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