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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熱潮與文化研究——“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文化熱潮與文化研究——“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文化是什麼?盡管學術界尚無統一的定義,但總是指向人類全部的、永遠在進行中的生活和創造。當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提倡文化自信的時代,相比於一百多年前中國人憂患文化危機的時代,其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生活給了中國人自信心。這樣的自信是一種動力,促使當下的中國人重新重視、審視、發掘我們的文化,特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官方、學校、民間都在宣傳、講授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一股文化熱潮。但是,當一種潮流出現的時候,就必須對潮流的發展與走向有所反思。不容諱言,當下的文化熱潮中,中華傳統文化有不少被“俗講”和“曲說”了的地方,這裡有知識的缺陷,有功利的用心。因此,何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如何理解它的精神,如何傳承和創新,成了學術界面臨的時代課題和責任。

我們當下使用的“文化”概念,更多的是西學中的概念,西方的歷史學、哲學、人類學、考古學,以及當代新興的文化研究理論。長期的建構、反思、深化文化研究,為西方的文化戰略和價值觀念提供了學術資源。相比之下,當代中國的文化學、文化理論還缺少自家清晰的學術面目和具有主導地位的話語體系,特別缺乏高水準的中國文化學著作,大多是重復編著式的文化史、文化概論或經典導讀。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國進入近現代的過程,也是中國現代文化學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發端於20世紀初,形成了寶貴的學術基礎和學術傳統,由於20世紀50年代的中斷和流播海外,這些思想學說一直到80年代“文化熱”的興起,才被學界重視,回到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討論的場域之中。因此,對其進行梳理、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學界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前提和起點。

中國文化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門而入。為此,我們這些學人集合到一起,共同編寫了這套“中國文化二十四品”叢書,向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特徵、物質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識,在介紹的同時,幫助讀者選讀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經典資料。在這裡我們特別感謝饒宗頤和葉嘉瑩兩位大師前輩的指導與支持,他們還擔任了本叢書的顧問。

中國古代有關“文化”的概念,其實是“文教”或“風俗”的意思,比如《易傳》裡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詩序》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盡管這些觀念與文化密切相關,但畢竟是一種“前文化學”。中國現代文化學形成的時代背景是近現代的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中國的學者開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會學說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確定中國文化的地位,圍繞著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開展了一系列的論戰,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學的幾個主要枝幹。如果簡單地梳理一下,可以概括為文化史學、文化哲學和文化人類學三大組成部分。

文化史學是中國現代文化學的主體。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認為西方通行的諸多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國傳統史學“皆詳於政事而略於文化”,提出要研究中國的“文學史”“種族史”“宗教史”“財富史”等。梁啟超將中國傳統史學帶入現代史學的同時,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學發軔之時。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已經按照西方的學術分科,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展示了中國文化具備的與世界文化相同的各種知識。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叢書”41種,堪稱代表性的工作。

所謂“國學”也應該納入文化史學的範疇。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創設國學講習會,提倡國學。其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國學的概念受日本近代學術的影響,但得到中國人的認同,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國學更多地以經史子集的文獻分類作為學術體系,帶有鮮明的中國文化色彩;二是在中國積弱的歷史時期,其明顯的價值取向具有社會號召力。但國學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時期被注入了不同的理解和內涵。但是,中國的文化史學並沒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學術體系和價值體系,這是由中國歷史的獨特性決定的。最早撰寫《中國文化史》的中國學者柳詒徵提出了中國文化史學的價值取向:“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後來錢穆撰寫《中國文化史導論》時也宣稱:“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史學主張從中國深厚的史學傳統中建構中國的文化學,不離事言理,探討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迄今為止,文化史和國學仍是研究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學術形式。

文化哲學,是注重討論中國文化精神的學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的文明形象在許多東方知識分子眼中破滅。此時的梁啟超宣稱西方文明已經破產,號召中國人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構成一個新的文化系統,並將這個系統向外擴充,讓全人類都得著它的好處(《歐遊心影錄》)。在接下來的新文化運動中,文化保守主義者和否定中國文化的激進主義者之間展開了論戰。在新文化運動主導中國思想和文化潮流的同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等以復興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為己任,熔鑄佛學或西方哲學的學理,構建出“新惟識論”“新理學”“新心學”等新儒家哲學。其中,梁漱溟於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4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是中國文化哲學的代表作。前者從文化類型比較的角度提出西方、中國和印度代表人類文化發展中的三種趨向。即,西方重視人與物的關係,縱欲而世俗,選擇向前的趨向;中國重視人與人的關係,抑欲而道德,選擇調和的趨向;印度重視人自我身心、生死的關係,禁欲而重宗教,選擇向後的趨向。後者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宗旨,探究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徵與精神內涵。

文化人類學是與考古學、人種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學科相關聯的西方人類學分支,它主張客觀地觀察、描述、分析、比較人類的文化現象,特別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引進和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建立為現代中國文化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23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1928年出版);1926年,受德國人類學和文明史學影響的蔡元培發表了《說民族學》,系統介紹了民族學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調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遺址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研究機構;1934年,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成立。文化人類學從田野和社會的考察出發,而不是從歷史文獻出發,為我們展現了豐富鮮活的中國文化畫卷,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出現了一大批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如費孝通《江村經濟》、林惠祥《中國民族史》等。我們當下不少文化理論的熱詞,如文化自覺、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費孝通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文化學在20世紀末提出的重要觀念。

中國現代文化學的三個組成部分,分別研究了中國文化的歷史、中國文化的精神和中國文化的結構與功能,使中國文化的整體得以認識,中國文化的話語體系得以建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不僅僅是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還有如何與其他文化進行對話,以及如何規劃文化發展,實現文化調適和文化自主的問題。所以,文化史學應該突破傳統的中國歷史的範圍,進入東亞、世界的歷史視野;文化哲學應該突破以新儒學為主幹的義理框架,不僅熔鑄中西,還要陶冶百家;文化人類學或社會文化學不僅要研究中國的鄉村,還要研究中國的都市和不同的人群,更要有比較文化學和文化戰略學的開拓。

孟子說:“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如何讓當下的文化熱潮成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匯成江海,不斷地增進我們文化自信,除了人心與時代的推波助瀾,還有待於不斷深入的文化研究。

(作者:徐興無,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文化二十四品”叢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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