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治洪水是“神話”還是“故實”？

以顧頡剛先生為首的疑古學者，對禹治洪水的真實性提出過不少懷疑。不過，國內多數學者並不認同顧氏的主張。畢竟，諸多早期文獻載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們壹筆抹殺是不可能的。

只是這些故事確實包含不少神話成分，需要認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其真實的歷史素地。比如，禹時期是否真的發生洪水、洪水的性質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等。

從甲骨蔔辭來看，商人早已知道前朝發生洪水的故實，且深深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近年發現的西周中期青銅器豳公盨（又名遂公盨）銘文，有助於廓清疑古學者的部分懷疑。

這件出自西周貴族之手、帶有訓誡意味的銅器銘文，清楚記敘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於向世人昭告疑古學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於戰國時人假托的說法為無端臆說。

銘文首稱“天命禹敷土，隨（墮）山浚川”，壹則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是同周文王、周武王壹樣的受命之君，治理水患，有德於民，而非什麽天神；再則表明禹的治水方法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與文獻所載“疏川導滯”的治水方法並無二致。

所謂“敷土”或“布土”，是促使被淹沒的土地盡快顯露出來，以便重新分給廣大民眾。對付洪水的另壹種方法就是累土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稱“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說的就是這個事情。

豳公盨銘文有關禹治洪水之事，屬後人對前代史事的追記，但其描述的具體情節，很符合夏代國家興起時的地理環境與考古調查情形。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學者試圖從氣候或地理環境的角度來論證大禹治水的時代背景，如將大禹時期的大洪水歸結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氣候變化。

公元前2000年前後確實是壹個重要的轉捩點，對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這壹時期，氣候變冷引發相對濕度加大、降雨量增多，導致當時中國北方異常洪水多發，從黃河上遊、中遊到下遊均發現洪水的沈積證據。

根據文獻記載，大禹治水的主要策略是對大面積洪澇災害進行排澇、開挖溝渠等，即如豳公盨銘文所說的“濬川”、《論語》所說的“盡力乎溝洫”。

由此論及洪水發生的地域，當在黃河中下遊壹帶地勢低窪之處，即大體處於西邊的太行山脈、東邊的泰沂山脈兩個高地之間以及古代黃河與濟水之間，按《禹貢》九州的劃分屬於古兗州。

這裏不僅地勢低窪，而且河網密集、湖沼遍布。壹旦發生洪水，境內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極易造成長期不去的水澇。故而，上古時期河患的記錄幾乎全在這壹區域。

除了地理形勢的分析之外，古代文獻中還留下了兗州與禹治洪水相關的其他記錄。比如，古代文獻壹致認為，夏朝的建立與大禹治水密不可分。《國語》稱“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即將禹接受天命擁有對天下的統治權，歸結為他通過治水使萬物重新獲得生機。

按照今天的解釋就是，大禹通過領導治水，集中使用參與治水的各部族人力、物力，在這壹過程中加強了自己和家族的權力，最後使這種權力演化為淩駕於各部族之上的、具有專制性質的統治權，由此導致夏朝的產生。

基於這壹判斷，夏朝的地域應與禹治洪水涉及的地區相壹致，即夏朝的地域在古河濟之間，而不是豫西或晉南。或者說，至少夏朝前期的地域應是如此。

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夏的都邑及地名大都在東土。這應是根據《左傳》《國語》《竹書紀年》《世本》等典籍記載所得出的結論。其中談到，夏代諸王的居邑（都邑），包括禹居陽城、太康居斟尋、後相居帝丘、帝杼居原等。

除禹居陽城有爭議外，其他地點都位於古河濟之間的範圍。比如，《左傳》記載，春秋時期衛成公遷居到帝丘，即濮陽。衛國的始封之君衛康叔托夢於他，說其供奉給自己的祭品讓夏後相奪占。這無疑折射出衛國所遷居的都城建立在夏後相都邑舊址之上的史實。

考古發現的這壹衛國都城，位於濮陽高城。就已勘測到的情況來看，遺址面積不下百萬平方米，規模不可小覷。這也應當成為夏代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重要證據。

主持高城發掘的考古專家，同時主持過古河濟之間壹系列龍山時期古城址、古遺址的調查發掘。在他看來，這些古城址、古遺址多數與洪水有關。這就從考古研究角度給夏朝地域主要在古河濟之間壹說以有力支持，也給古時洪水發生在黃河中下遊平原、大禹通過治理洪水促進夏朝產生等說法進壹步梳理出邏輯線。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