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談談古籍文化之二：古籍的「價值」

我與朋友之間經常聊到一個話題—怎麼樣才算得上是一個中國人？友人答案各有不同，但大總離不開領土、飲食、文化…，甚少有人提及到「四書五經」，而往往作者想要提到一些古代的思想家之時，友人就馬上把我攔住。事實上，這就帶出一個問題：「為何我們往往避開「四書五經」不談？」而這是我們認識「自我」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來源。鑒此於，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古籍的「價值」，而不談「本質」。

 從古至今，古籍研究是古代的一門最重要的學科，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源流，而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編《詩》、《書》，定《禮》、正《樂》，贊《周易》，作《春秋》。它是一種有效的系統以傳承過往思想價值，而至整理和分析未來的學術路徑。而古人對古籍的創建流通已積累了豐富系統的經驗，並且有了一套完整的內涵與有效的理論體系。不過，時至今日，這門學科又漸被忽略而成了邊沿小學的傾向。因此，作者籍以「價值理論」的方式來說明目前古籍研究的情況。

古籍的價值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來談：「文獻價值」、「學術價值」、「版本價值」、「藝術價值」。

首先，作為一本古籍，它的文獻和學術價值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在古籍所論述的「史料」對於現今學者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同時是研究古代社會、文化、思想所不可缺少的材料，因此古籍的價值首先要體現於它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中華民族」是五十六個不同民族所組成在一起的統一民族，其中在考察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以及源流是古代的史學家一直以來的工作，而各種體裁類型的史書可謂浩如煙海。換言言之，如果沒有史學家的相關研究，不然目前我們是不能看到「中華民族」自覺的統一性，這體現了「文獻價值」的重要性。

例如說，南宋羅泌匯輯當時所見的多種書籍中的相關記載,撰成《路史》,分為《前紀》、《後紀》、《國名紀》、《發揮》、《餘論》五個部份，記述了上自初三皇，下至夏朝履癸的事蹟，是記載中國文明源流的著作。這謂之一本古籍的「文獻價值」，是研究古代社會與文化不可或缺的材料。

另一方面，在某一學術領域有獨到見解或較為少見的稿本、寫本、批校本等等，這些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例如說，朱熹所編的《四書集注》是宋代理學學術的重要載體，而朱熹亦為此幾乎付出了一生的時間。《四書集注》同時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的學者在研究宋代理學中的倫理學命題的參考文獻。朱熹通過發現「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一關鍵論述的深刻涵義，證明了創建宋代理學的首功者當屬程顥和程頤 ，從而揭示了宋代理學成立的「歷史邏輯」。此外，朱熹還從孟子的「性善論」演繹出「四端皆善」的命題。而這個命題是宋代理學的一個元命題。通過圍繞這一命題，宋代理學建構了一套倫理學系統，它至今仍然影響我們現今大部分人的倫理觀念，只不過傳播的方式不是直接閱讀古籍而已。

其次，就是古籍的「版本價值」，因為古籍的版本種類很多。一般來說，稿本（作者的原稿）、舊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類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價值更高。古籍文獻整理興盛以及私家藏書刻書，在古籍版本整理與鑒別方面具有重要的貢獻，更可以反映文獻與人文思想發展和傳播的關係。

例如說，《唐六十家集》是宋代四川地區刊刻的一套唐人詩文集叢書。這套唐人集在版本學界，以及中國文學的源流上看都是十分重要。它是目前唐人集最早的雕版印刷本，在文獻校勘、篇目輯佚、正訛勘誤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他們是存世的原始文物材料是研究中國雕版印刷事業發展以及書籍文化傳播的最可靠實物資料。同時，作為一手文獻它們對研究唐代文學史、社會歷史等都具有重要價值，我們可以看出文獻如何影響「人文思想」的流行。

最後，就是「藝術價值」。有些古籍字體雕刻精美，印刷水準較高，如精寫本、精刻本、各種套印本、紅印本等。有些古書，抄寫或刻印本年代久遠，流傳又稀少，如宋版書存世不多，無論從紙質、墨蹟、印刷技能、裝幀水準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的價值。

雖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過作者認為如果要認識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有時候拿起一本古籍來看看，那就沒有這個問題的煩惱，也更不用以外在的方式來尋找「自我」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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