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一個詩意的世界”

“人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一個詩意的世界。”王小波的這句名言也許能為本屆SIHH(日內瓦鍾表高級沙龍)最好的注解。

對鍾表行業的從業者和關心者來說，2013年是一個相當低迷的年份。在經曆了2010與2011年兩年的爆炸增長後，2013年瑞士鍾表業的出口數字顯得不那么理想。根據瑞士鍾表聯合會的數據，在2013年，瑞士鍾表出口至中國銷量經曆了超過10個月的連續下跌，許多人估計，2014年的情況可能會更糟。

今年的SIHH似乎就在這種令人失望的情緒中開場，就連展館裏新增加的收費咖啡廳與餐吧都成了不濟的象征。但實際上，3天的表展裏，參展人群那些被培養起來的奢華習慣依然被組委會保留著，會場裏隨時不限量暢飲的香檳與紅酒、精致的午餐，日內瓦城今年甚至專門為表展增設了公交線路，展館門前也禁止與SIHH無關的車輛通過;夜晚，除了官方組織的船上派對，由各個品牌舉行的盛大晚宴也和往年一樣准時上演。

根據官方的統計，今年參加SIHH的注冊人數為19000人，其中1300人是受到組委會邀請的鍾表行業的編輯記者，中國媒體的數量在2012年達到驚人的120人之後，自去年起穩定的回落到83人左右，Kath-leen服務的公司已經連續多年協助曆峰集團邀請中國媒體前往日內瓦觀展，她並不認為邀請媒體數量減少與中國慘淡的市場相對應，她認為原因是，在近3年SIHH的主要承辦方曆峰集團都會聯合瑞士高級鍾表基金會針對亞太區市場專門舉行了高級鍾表展——鍾表與奇跡，這才是分流的主要原因。SIHH依舊堅持了未受到邀請便禁止入場的規則，這讓整個沙龍維持了一直以來的私密性。

許多人都高估了中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包括LVMH與RICHMONT在內的幾大奢侈品集團過去一年的財報都顯示，雖中國市場銷售下降，但整體而言他們並沒有取得人們意料之內的成績大滑坡。經濟全球化之後，品牌們已經學會了利用不同市場的表現來分擔風險。在去年中國市場表現令人糾心之後，歐洲和美國恢複了讓人驚喜的增長。畢竟，中國市場自2005年開始被奢侈品集團注意之前，SIHH已經舉辦了十幾屆。真正要擔心的是中國的奢侈品經營者們，暴發戶式的消費很可能已經過去了，如何讓自己的產品更好地打動普通消費者，保持利潤的增長才是關鍵。

了解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奢侈品牌們依舊在不斷推出讓人眼花繚亂並且售價高昂的作品。按照人們的臆測，他們應該更貼近民生，把暢銷表款作為主力。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積家在今年表展期間推出了一只陀飛輪超薄三問腕表，伯爵則將其超薄的DNA更加發揚光大，朗格推出了讓全場叫好的作品，在手表背面描繪了地球、月球和太陽的軌跡顯示。參與表展某品牌PR告訴記者為什么他們每年都要推出功能複雜的作品，因為“我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普通消費者，還有龐大規模的手表收藏家”;而手表行業資深從業者康威凱則認為，手表這種機械時計發展到今天，最珍貴的東西就是堅持傳統，一枚包含陀飛輪、三問等複雜功能的機械腕表，用“奢侈品”三個字簡單概括實在有些膚淺。和他一樣的許多從業者都認為，在奢侈之外，用藝術品去定義更為合適。手表的廣告海報就能證明這一點，它很少需要明星來為它說話，一張手表本身的照片就足以吸引眼球。一張陀飛輪功能的手表圖片能夠吸引愛好者們花上許多天去討論和研究，因為要對陀飛輪這一機械元件的功能結構了解，必須要花掉數年的時間去學習。今年參加SIHH的手表品牌有16家，但其中近一半的品牌都推出了包含這一複雜功能的作品，如果只是為了實用和好賣，其實大可不必這么麻煩，許多人贊歎陀飛輪，但卻只有極少數人能說明白它好在哪。在這一點上，手表或許和當代藝術有那么一點相似——當你說不清楚它為什么好時，它就是好。

與現代人的作息不同，在古代社會，並非人人受到同樣的時間秩序的約束。對時間的感知，是由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劃定的，也是不同的社會身份決定的。

對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人類總是充滿想象。這種想象，既有美好的投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自我保護。現代人喜歡想象古代。想象中的古代天清氣朗，風物迷人，器皿精致華麗，人物優雅悠遊。這些想象有時過於投入，產出了千奇百怪的古裝影視。古人不會爭辯，今人大可只管發揮。無論古代的風卷起怎樣的塵土，都弄不髒現代人的袖子。

小說、戲曲、影視模擬古代，模仿的是飲食、服飾、器用、建築。但有一件事難以呈現，那就是古人的時間。

不必追溯太遠。《紅樓夢》裏作息最清楚的是王熙鳳。秦可卿死後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每天卯正二刻便到寧府點卯，這是清晨6點15分至30分。要准時點卯，至少5點鍾就要起床，這還是保守的計算。可卿五七的正五日，王熙鳳寅正便起來梳洗——那是淩晨4點。待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喝了幾口奶子漱畢口，已經卯正二刻。雖然起得如此早，管家奶奶卻不能躲懶早睡。賈璉送靈蘇州，熙鳳和平兒打點行裝，睡下時已交四更，那至少是夜裏1點鍾。要不是暑天中午還能歇一個時辰的中覺，璉二奶奶簡直趕得上當代職場的女超人。

且不論王熙鳳的作息是否健康，有一點倒是有趣兒。鳳姐兒向寧府仆婦訓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鍾表，不論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鍾。”《紅樓夢》寫的是清中期富貴之家的故事，鍾表對他們不是稀罕物什。寶玉是富貴閑人，不趕鍾點，照樣擁有不少鍾表。他在秋雨夜看望黛玉，從懷裏掏出個核桃大小的金表。(順便說一句，林姑娘說要歇息時大約是晚上快9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一回裏，怡紅院成員邀來各位姑娘，盡力鬧了一回。薛姨媽打發人來接黛玉，寶玉“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除了表，怡紅院裏也有掛鍾。這掛鍾命運不濟，墜子被芳官弄壞過一次，從此便不響了。總之，賈府裏從主人到仆役，都能獲知精確時刻，並按著精確的時刻作息。

榮國府上下數百口人，姑娘們晨昏定省、承色陪坐，皆有時刻。廚房裏每日傳飯，時候自然也遲誤不得。要是辦起紅白大事，更得人人守時。鳳姐說“凡有領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若是耽誤了，這事兒今天可就辦不成了。換言之，賈府的鍾表，不僅是代表身份的舶來品，也是出於管理上的需要。

在《紅樓夢》裏，比賈府守時更嚴的，是皇家。元妃省親那天，太監排出了精確的日程表：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唱完戲賞了東西，執事太監便啟道：“時已醜正三刻，請駕回鑾。”元春與家人依依難舍，卻也毫無辦法。可見皇家規矩違錯不得，越是身份高，便越是受時刻的拘束。

現今手機幾乎成了人體器官，只消看一眼，當下的時間便可精確到秒。現代人生活在不同的時區中，遵循的是同一種時間秩序：上班、下班、約會、出行，都用24小時制的時間來衡量。時刻對我們的約束，比古代更為細密。但從本質上來說，賈府的時間秩序，我們不難理解。不過，古代社會裏，即便在同個時空中，也並非人人受到同樣的時間秩序的約束。這一點，大約是現代人最難想象之處。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被鳳姐堂屋中柱子上的掛鍾報時嚇了一大跳，以為是“打羅櫃篩面”。鍾表在當時是時髦的進口貨，鄉下人劉姥姥不認識自鳴鍾，十分自然。但與其說不需要自鳴鍾，不如說，劉姥姥並不需要精確的時刻。對於以操作農事為業的劉姥姥來說，天光才是唯一的依准，夜裏聽打更便已足夠。至於清晨是卯正二刻還是三刻起身，無關大旨，更不會因此遭到懲罰。

自鳴鍾帶來了精確的時間，把賈府上下帶入一種與現代更為接近的時間秩序裏。劉姥姥則留在另一種計時方式中，用不同的標准計算著時間。在《紅樓夢》的世界裏，對時間的感知，是由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劃定的，也是不同的社會身份決定的。《西遊記》裏唐僧一行從井裏撈起了烏雞國王，國王好生感激，定要把王位讓給唐僧。孫行者毫不動心：“我們做慣了和尚，是這般懶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長頭發，黃昏不睡，五鼓不眠。”國王的時間，被朝會典禮劃定;行腳僧的時間，則由遠近裏程衡量。行者與國王，因著社會身份的不同，便分在不同的時間秩序中。

富貴人家不但掌握精准的時刻，他們一天的時光，說不定比寒苦人家還要長得多。《紅樓夢》裏金尊玉貴的小姐們各有一番辛酸。寶釵日間不大得閑，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湘雲家道不易，在家時要幫著做針線，也常熬到三更。換算成今天的時間，寶姑娘和史大姑娘少說也要過了夜裏11點才睡下。即便在現代，也算不得早。假定戌時起(晚上7點)方掌上燈，每晚點燈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其中花費，遠逾普通人家。更何況寧榮二府的照明系統遠超實用：治可卿喪，寧府大門門燈朗掛，兩邊一色綽燈，照如白晝;元妃省親，更是銀光雪浪，水天煥彩。

農家耕作勞苦，可如果硬要比較，劉姥姥的“天未明時”，也未必比寅正就起身的鳳姐兒更早，姥姥老人家恐怕也不至四更方眠。管家奶奶固然家事繁劇，推而求之，更因為沒有天光的時刻，並非人人得而享之。利用夜晚，有時甚至是一種特權。

《古詩十九首》裏有這樣的句子：“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詩人敏感地體會到時光飛逝，生命短暫，在長夜中也要秉燭作樂。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對一般人來說，夜晚是完全屬於睡眠的。做這種選擇，並非浪擲光陰，經濟因素是重要的考量。雖然晚上難免需要室內照明，但點油燈畢竟是一種消費——否則省油燈在宋代也不會那樣流行了。生活在城市裏的現代人鮮有早睡的習慣，在起床的同一天再次入眠就算得上健康作息。無論夜有多深，室內照明與公共照明都理所當然。沒有電的夜裏做什么才好?這個問題怕是要難倒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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