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境中的審美主體轉換

順性而爲的思想既是蘇轼的自然觀、道德觀，又是他的審美觀。只要主體在把握萬物之理的基礎上，循自然之理而動，超然物外，任真適性，那麽這個主體就能在外物面前進退自如，始終處于一種安時處順、應物裕如的自由狀態。而這種狀態正是一種審美的狀態，一種審美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換言之，蘇轼的人生觀彰顯出冷靜超然、任運從化的審美精神。蘇轼的這一審美精神則來自于他對現實生活的體察與思考，來自于他對整個生命意義與人生價值的反思。 蘇轼早年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作《和子由繩池懷舊》詩，首四句爲：“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記東西。”此以雪泥鴻爪喻人生，身世飄忽不定，一切境遇皆是偶值，無處可以長守。“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臨江仙》）如同一個旅居客舍的過客，總是充滿疲憊，匆匆來往。不能安定的原因在于不能自主，一生隨朝廷差遣而轉徙，竟不知將來去向何地，則此身猶如寄于天地間。《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吾生如寄耳”一句，在蘇轼詩中共出現過九次，如《和陶擬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即謂無一安定之處，與雪泥鴻爪的喻意相同。

元祐七年作《送芝上人遊廬山》，謂“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而且這首詩又有一喻頗堪玩味，“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按“二年閱三州”，謂元祐六七年間，出杭州，召歸，又出穎州，移揚州。這時的蘇轼五十六七歲，己過中年，漸入老境。杭、穎、揚數州都是蘇轼早年遊宦經曆的地方，臨老出守又回複到這幾州，就真的猶如轉磨之牛“步步踏陳迹”了。與雪泥鴻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更覺意味深厚。蓋前者苦于身世不定，後者則苦于人生的重複無趣。少年時感歎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後曆經宦途之轉徙，改爲感歎人境相值的重複性，在這一轉變中，積累著厚重的人生閱曆和久長的人生思考。雪泥鴻爪之喻中暗示的那個太大的空間，在磨牛之喻中變得太小，隨著空間的縮小，短暫的人生卻變得十分漫長，《次前韻寄子由》：“我少即多難，遭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這樣“寸寸彎強弓”的人生過程，是因艱難而變得漫長。在這漫長的人生中，充滿的乃是無盡的災難，無期的別離，無情的折磨和無法消解的煎熬，于此，蘇轼所表現出的不僅僅是政治上不如人意的歎息，而是對整個社會的逃避，對整個人生價值的懷疑。但是，表面看來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歎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 也正因爲中年後感覺空間局促爲人生的真實苦況，所以晚年萬裏南遷，反而給了詩人某種喜悅，建中靖國元年北歸時作《郁孤台》詩曰：“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這可能是蘇轼最後一次寫出“吾生如寄耳”的句子，但已從歎息變爲詠唱了。因爲，身世雖仍不能自主，但所謂“閑遊”者，已是對“流落四維”的鴻雁意象的超越。蘇轼認爲主體在面對自然和人生時，只有身心一無牽挂，摒棄利害得失的功利考慮，才能超越具體實在，在人生中遊刃有余，才能逍遙自在，“樂盡天真”。這正是審美的人生境界。審美的非功利性，來自對“道”的體悟和反思。 

對人生的反思，其顯現過程恰恰就是身世遷徙、不得安住、將一切偶然的人境相值都付于幻滅的過程。應該說，蘇轼在少年時就具備這個素質，嘉枯四年作《出峽》詩雲：“入峽喜峻岩，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這裏的“心”之“無累”，就是指“無所住”、“存性”的意思。但這還只是對自然風光的賞會而己，此時還沒有真正開始“涉世多艱”的人生曆程，蘇轼在這裏不過是演繹其關于“道”的哲學觀點而己，還不曾有豐富的人生感受。到黃州後作《記承天寺夜遊》，體驗到了“閑”的重要性，是一個很大的進展。但此後宦途漸入佳境，反而將真性掩滅。元枯後期屢次出守，在“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的痛苦中，又開始新一輪的人生反思。當他元裕八年于“二年閱三州”後再出守定州時，與弟蘇轍告別，作《東府雨中別子由》：“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無歸期。”曆舉三年行蹤，頗以遷轉爲苦。蘇轼晚年雖然遭受萬裏南遷的境遇，但從未消極委順，氣志不曾衰，反而在這百轉千回中主體性得以崛起。當朝臣們正謀劃貶逐蘇轼時，蘇轼心中卻已明亮起來，遠貶惠州對于他己只是身外之事而己，倒是這些重重的打擊把他從“步步踏陳迹”中推挽出來，進入海闊天空的境界。赴惠路上作《過大庚嶺》詩，便高聲唱出：“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那得失禍福、榮辱升沈、遷轉不定、團團回旋的身世，己經永遠的被超越了，一個與天地相並的“我”脫穎而出。

這個“我”顯然是具有審美主體之性質的，在惠州作《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一謂“我適物自閑”，就是明證。同題之六又雲：“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此句甚爲精彩，遷徙不定的苦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幅景象：“我”並沒有動，而是各地的江山在“我”面前出沒隱見，呼之即來，揮之則去，隨“我”所役使。這個“我”是如此的清晰和甯靜安詳，役使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奪。于是，整個人生的曆程呈現爲人在飽經風霜之後找回主體性，使自身成爲真正的審美主體“我”的過程。審美主體的確立，被看作人生圓滿的完成，人生是一首詩。 四、道境中的審美境界 世間“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超然台記》），然而蘇轼卻“無所往而不樂”，就是因爲蘇轼將“遊于物之外”發揮到了極致，以完全審美的眼光觀照世間萬物，以純粹詩意的心態面對人生，從而化遷禍福，走入無適而不可、無往而不樂的詩意人生境界。有了“無思之思”的生活態度與方式便導向了“無待”的人生實踐，“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 嶺海時期的蘇轼己經參透了生死沈浮，生活中的一切具體的意義與價值都已不複存在，他欲求解脫與舍棄的並非只是具體的政治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的懷疑、厭倦，因而蘇轼“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答孫志康書》）。

而且他的人生己是“無作無止，無欠無余。生謂之宅，死謂之墟”（《枕榔庵銘》）。生活只是單純的生命活動，人生不再有任何價值、目的，生命的意義也僅在于活著這個過程本身，生命成爲“無作無止，無欠無余”的完全自由自足體。所以蘇轼能“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托虛”。其詩《觀棋》雲：“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人生本要經曆無數次勝敗，同時一切禍福苦樂乃至生死都納入了生命自然而然的過程，成爲生命活動本身，經曆過便是完全的生活，但凡盡心，別無勝解。生命的意義僅在于“遊”，“遊”之外還有何可值得斤斤計較呢？“性謂之宅，死謂之墟”，生死也抹去了絕對的界限，這便是齊生死、忘寵辱，毫無差別的生命原初狀態。 紹聖五年蘇轼谪居海南時“環視天水無際”，便生淒怆之感，然而“己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壕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垂老投于荒島，難以生還，必生憂淒之情，但蘇轼能使一腔愁苦傾刻間冰釋。天地、九州、中國都在“島”中，有何難以自慰？

他感悟到“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以超越意識自視爲螞蟻的處境了。退一步海闊天空，以更爲遼闊無垠的宇宙視角去看待現狀，人生境界自會豁然開朗，神自合于天地。“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蘇轼總以“無往而不樂”的豁然超脫之澄明心境，于俯仰間了悟宇宙的玄妙之機和生命的律動。《記遊松風亭》便是絕妙一例。當蘇轼“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時，涼亭還遙望于林端，躊躇良久豁然開竅，“此間有什麽歇不得處？”于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並由此頓悟到“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懲麽時也不妨熟歇。”蘇轼的詩詞文賦少見絢爛之作，脫去辭采的華麗、情感的熱烈，只有自然清淡、寥遠塵寰，使人于淡泊平靜中體味一種恬然、自適、暢曠而又澄明的心境，尤其是嶺海時期的詩文可以說已是蘇轼本人的外化之物了。 五、結語 通過對蘇轼“道”論及其美學思想的梳理和審視，我們發現了蘇轼美學思想的典型性與偉大性。蘇轼的美學思想可謂是中國美學史上的奇葩。

蘇轼的意義首先在于他是封建士大夫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達到最理想化融合的鮮明人格化身，這種人格精神演繹在詩文中，便成了對人生的深沈感唱，對質樸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的追求。這些在蘇轼身上幻化成一種隨遇而安、隨緣自適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並被提高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我們在閱讀蘇轼作品時，不但能得到一種美的享受，同時又能得到一種道的啓示，美與道共存于蘇轼的藝術作品中。這也就是蘇轼自己所謂的“吾所爲之，必與道俱”。“道”論是蘇轼美學思想的哲學基礎，“道”是統攝蘇轼處世人生觀、文學藝術創作及其文藝批評理論的核心範疇，他在“道”的內涵上所進行的豐富與拓展直接關系著他在中國曆史尤其文學史上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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