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官制：太平天國的準軍事化社會組織

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金田起義後，太平軍和清軍在多數地區處於拉鋸戰，地方政權的建設很不完善。1853年夏秋之時，鄉官制度開始設立。直到1860年代，太平天國才先後開辟了蘇南和浙江兩片相對穩定的控制區，並開始在占領區以鄉村社會為基地較為普遍穩定地推行具有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鄉村政治，其核心內容是踐行鄉官制度。

天王洪秀全玉璽

鄉官的理想

《周禮》是儒家最理想的禮制模式。太平天國首次把《周禮》記載的官爵制度運用於實踐，但主要是采用了周官制中的軍制和鄉官制，“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 （《周官·地官·小司徒》）。據此設置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軍隊和鄉官基層政權均以軍為單位，每軍13156人，或每軍統13156家（理論上如此，實際情況缺編甚多）。鄉官制度是以居戶為基本單位的準軍事化社會組織。鄉官制仿太平軍制，編制、番號、稱謂大致相同。然實施鄉治，以鄉人治鄉，歷代均未成行，只有太平天國始將之付諸實踐。

太平天國在其綱領性文件《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了鄉官制度的具體運作辦法，按太平軍制改傳統鄉村社會鄉、都、圖三級社會組織單位為軍、師、旅、卒、兩、伍六級基層行政組織，吸納中小士紳等進入政治權力系統，授予鄉官官職，建立縣以下市鎮鄉村基層政府，使太平天國政治權力的觸角伸入鄉村社會，試圖以此顛覆傳統行政體制——“皇權不下縣”，削弱和破壞士紳、宗族、鄉約對鄉村經濟、政治、思想方面的控制，將鄉村社會管理納入國家政權系統運行軌道，實現政治權力對地方社會資源的占有。

1860年前後太平天國鄉官制度在設置上的顯著不同是前期作為郡縣政權守土官的總制、監軍在後期被自然納入鄉官政權系統，由本土人充任。原因是1860年後太平天國地方政府分離為以軍事貴族掌控的地方軍政當局和以鄉官為主要構成的地方基層政府並存的格局。由於後期濫施恩賞，各郡縣坐鎮、佐將多為高級爵位，甚至一個鄉鎮的守將即為王爵，如湖州南潯鎮守將為慶王秦日慶，又如吳江平望鎮守將為僅次於王爵的義爵——英天義萬國安。軍政府淩駕於基層政府之上，取代原總制、監軍總理地方民政事務的權力，迫使郡縣行政組織在太平天國政治權力系統中邊緣化為鄉官基層組織，明顯的表現是後期總制、監軍不再駐城辦公，而是在城外或市鎮另辟官局，如杭州朱春的監軍衙門設在艮山門外，無錫監軍華二設局堰橋鎮，金匱監軍黃順元設局東亭鎮。

哪些人出任鄉官

史料對鄉官身份的概述或詳記大多是指稍有權柄或聲名素著的中上層鄉官，高級鄉官習慣上傾向於由精英分子和熟識地方事務的舊勢力出任；低級鄉官的身份、事跡、能力及所承擔的社會職責、產生的社會影響均不足以引起當時人的充分關註而成為筆錄的重點對象。但鄉官基數龐大是客觀事實，不能以中上層鄉官的主要身份背景判斷整個鄉官群體的成分。

按照《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基層一軍（行政單位）共鄉官3156人，旅帥以上中高級鄉官僅31人，百長、兩司馬和伍長組成的低級鄉官共3125人。如果按理論進行地方編制，考慮到各縣人口多寡不一，“每一州縣分三軍五軍不等” （張德堅《賊情匯纂》），以三軍計，一縣鄉官至少在萬人上下。即便實際編制不能以理想戶數整齊劃一，鄉官基數仍然可觀，如紹興“設鄉官二百余處” （魯叔容《虎口日記》），常熟、昭文“兩邑大小鄉官，約共二千有零” （湯氏《鰍聞日記》），海寧、海鹽一帶鄉官局遍布。可見鄉官群體人員龐大，特別是低級鄉官職位眾多，不可能像中高級鄉官那樣主要由地方精英和舊政府公務人員出任。傳統社會具有一定讀書寫字能力的人是少數，而在市鎮、農村，士子文人所占比例較城市為少。所以低級鄉官主要由下層社會人士出任的論斷當是客觀事實。下層社會身份背景的鄉官在鄉官總體比例上占優勢，顯示了太平天國基層政府的相對開放性。

鄉官身份的主要分布形態具有相對性。中上級鄉官職位也非完全是下層社會身份人士的禁區。有一些下層百姓獲得了總制以上（相當於清知府以上）的官銜，比如常熟文軍政司汪可齋（“書夥”），耕天福聽殿刑部尚書汪心耕（藥鋪幫工），吳江軍政司陶雲亭、莊東甫、徐績卿（小商人），無錫城天福樊玉田（“駕船為業”），奉化文軍政司蕭湘澐（船工）；還有一些獲得了監軍（相當於清知縣）官銜：常熟監軍汪勝明（“織席粗民”）、金匱監軍黃順元（豬販）、無錫監軍華二（米販）、山陰監軍馬某（“家奴”）、奉化監軍戴明學（小店主）、鎮洋監軍韓吉（“業豆腐”）。這是他們在清朝社會根本無法獲取的政治身份。地方精英和原政府舊勢力也有可能出任中低級鄉官，如常熟某些地區鄉官的身份格局是“軍帥請當地有聲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旅帥卒長以地保正身夥計分當。惟兩司馬、伍長硬派地著中殷實者承值” （顧汝鈺《海虞賊亂誌》）。地保可能充當卒長，家境殷實的有產者也可能任低級職位的兩司馬或伍長。像秀水縣王聘夫曾考童生，是小知識分子，任“右營副總理”，兼管百長軍務；沈健夫是邑庠生，任“右營副總理”，兼管百長軍務，均是低級鄉官。

像士子紳衿、地主富戶、地保裏正等經常在地方社會管理中扮演政府“包稅人”的角色，作為政府聯絡民間的紐帶。擔任太平天國中上層鄉官的主要是從舊社會結構中分化出來的這部分人。他們在舊政權坍塌、政無所歸的時局下倒向新政權。太平天國因缺乏地方行政經驗，只好與原地方社會勢力維系合作，照搬舊模式以供應龐大開支。這些人在舊政權時“包稅人”的角色隨之加強，昔日“包稅”工作中的浮收舞弊、苛征厚斂、請托賄求種種歪風邪氣在新政權基層賦稅事務中延續乃至惡化，甚至激發民變，造成社會動蕩。

出任鄉官的人是什麽心態

加入基層政權的鄉官群體，以積極性劃分可分為兩類：主動投靠和被迫脅入。

遊民無賴、小商販、雜業人員等社會下層成員，他們既不似農民階層那樣封閉保守，又富有社會經驗，多廣識，善投機，社會適應力強，在某種程度上符合與太平天國合作的條件，部分人表現出主動投靠的積極性。但他們加入鄉官政權的動機多不純正，往往為求富貴或進身之階，曲意逢迎、費盡心機牟取職務。滸浦水手吳士良以白金二百兩買官做師帥；常熟拳教師陸炳南向監生紳董錢伍卿行賄做師帥。這些人素質不高，更無遠大抱負，從政後易成劣政。

從舊社會結構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中小地主、士子文人和低級公務人員因在前朝遭受冷遇，與舊政府存在離心傾向。太平軍至，他們以較高的政治熱情加入太平天國，欲借新平臺施展抱負。這類人中有為新政權獻身者，江西龍泉舉人張謙任鄉官，被俘，臨死猶雲“遺臭千秋首不回”。1858年十月，翰林郝學英、翰林陳紹平、舉人程勝元、軍帥程福堂、師帥儲雁才等投入湘軍李續賓營中，與太平軍暗通消息，行跡敗露全部被殺。“天試進士”育才官胡萬智守興國，城陷時，身受數刃，猶呼天父東王洪恩，當以死報。溫州玉環廳生員王璣聯合臺州會黨朱子文等數百人攻打廳城，為太平天國戰死。他們雖主動加入太平天國，內心卻也可能存在借“天國”之政揚自己之誌的抱負情節，而且“甘心從逆”的政治熱情背後也不排除訛索鄉人、各肥私橐的心態，如1854年考中太平天國舉人的鄷謨在西裏軍帥任上為所欲為，但他最終為太平天國獻身，被清軍亂箭射死。

多數主動投向太平天國的地方社會舊勢力懷有謀私之心，或為資財，或為權勢。盛澤土豪王永義、沈枝山主動投誠納貢，深恐太平軍誅求科派，後難為繼，若不出面，又怕無權失勢，不能號令一鄉。桐鄉秀才曹靄山主動入局辦事，也是為了免於被搜刮而希望去搜刮別人。有很多窮困失意的士子竭力鉆營，力求一職，紹興立鄉官，庠序之士爭出恐後，有人涕泣行賄以求一官，獲官後祭告已經故去的父親，以之為榮；還有人為得不到一官半職大為惱火，在黃巖，河頭武童林崇有主動納貢，未得官，向侍王李世賢投訴，給以恩賞將軍，得意而歸。

部分地方精英和舊政府公務人員主動加入太平天國基層政權具有破壞型心態，意在窺伺時機，蓄謀內應。安徽桐城東鄉團首周如海為軍帥，在周家潭訓練鄉勇，儲備力量，圖謀內應。持此心態的鄉官無心顧及良性政治，多在戰局不利時反戈一擊，使太平天國基層政權內伏隨時傾覆的危機。

被迫脅入的鄉官主要是士紳階層及地主富戶等有家財名望者。他們懾於太平軍的壓力，怕辭則招害，不得已委曲求全，有的人再三出資求免，力竭而為，多是持保全身家，設策保鄉黨之類的消極心態，政治立場不堅定，往來於清軍與太平軍之間。被迫脅入者加入政權行政，可能出現貪汙中飽或消極怠工的現象。

謀私投機和委曲求全是太平天國鄉官群體的主流心態。鄉官的消極心態危害極大，一方面容易形成基層官員的惰政和劣政，誘發民變，加劇民眾與太平天國的離心傾向；另一方面削弱了太平天國政權，基層政權不穩固，加速“天國”敗亡。嘉興秀才江夢蘭投附太平天國後由鄉官屬吏升任豫爵，他在1862年五月對時局的闡述是當時太平天國政權中士紳心態的生動寫照：“去年看來，長毛正在上鋒，盡可做得；今年看來，長毛日衰，做不得也。” （沈梓《避寇日記》）所以他隨時準備攜家眷遷避下鄉。一位獲得高等爵位的地方士子在形勢惡化時的表現尚且如此，那些人數眾多，一心想謀私投機的基層鄉官，恐怕早就打算各顧身家了。

洪秀全親筆詔旨

太平天國對鄉官的管理

基層組織隊伍建設的重點是教育和培養，其次是有效健全的監督和獎懲機制。缺乏政治監督的確給基層行政運作造成了困難，時人沈梓在《避寇日記》裏講：“長毛無甚法令，其為偽官及到某處設館子者皆可用錢捐而得之，與鹹豐末造仕途升轉之情仿佛，而更容易翻變者如是。”教育、監督機制的建設和完善絕非朝夕之功，但保證官員素質首先應嚴控銓選標準，這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

中高級鄉官主要由太平天國軍政當局直接委任。在史料中常見“勒令”“劄傳”“逼迫”“逼勒”“逼受”“派授”“招募”“奉派”“受派”“強派”“令為”“授為”“改派”等字眼，可見太平軍當局對鄉官擁有絕對的人事任免權。太平軍當局直接委任鄉官的標準有二：或“須熟習地方者為之” （余一鰲《見聞錄》）；或是擁有一定財富，“脅田畝多者充偽官”“擇所貢多者給予鄉官執照” （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擇有行政經驗者，或在地方上略有威望者，或敢於做事者，負責征收賦稅，有助於滿足太平軍當局持續大量的物資需求；而更樂於以富者出任鄉官，暗含一旦征收不足可通過對富戶、地主的經濟剝奪彌補虧空的盤算。當時有人就認為鄉官選拔“不論賢，不論能，但呼富人強趨承” （林大椿《粵寇紀事詩》），其他諸如品行道德、行政能力等均不列入重點考察內容，唯富有程度及對地方事務的了解程度成為太平軍當局量人的首要指標。

“唯財是舉”的選拔標準嚴重降低了太平天國基層官員隊伍的整體素質，鄉官追斂財富之惡習流毒於官場，甚至激起反貪腐和反浮收勒派的民變。刻意強調鄉官的經濟背景，也造成地方精英、士紳階層的恐慌，他們時刻擔憂自己經濟地位被剝奪，還有可能激發鄉官額外苛斂以備不時之需的心態。再者，太平天國基層官場腐敗是後期太平天國政治腐敗的映像。太平天國奉行功名“寬取”的錄取原則，又執行基層官職“寬用”的銓選標準，因“濫”而造成基層官員隊伍魚龍混雜；加之太平天國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助長了鄉官的腐敗行為。太平天國基層官僚體系整體素質不高，特別是因鄉官不良行政引發諸多民變，從太平天國主觀方面進行責任認定，銓選機制的寬取和濫用是責任的主要方面。

太平天國對農村建設盲目的另一個表現是“竭取強求”。在戰時，農村政治的中心圍繞戰略物資獲取本無可厚非，但太平軍當局不懂得開源節流的道理，既不投入相當精力致力恢復、保障和促進農業生產以廣開財富之源，又不精兵簡政、縮減財政以節省開銷，一味依靠鄉官的中介作用榨取鄉村經濟資源。太平軍當局無節制的需求和有限的農村資源之間的矛盾只能強迫鄉官周轉緩解，凡有所求，多取諸鄉官局。一旦不能滿足，甚或暴力相逼，有鄉官征糧不清，專設“黑牢”，動輒鞭笞、監禁、無端殺害鄉官的情形在太平天國敗亡前已司空見慣。

政治恐怖猶如陰霾籠罩鄉官心頭，他們不堪重負便會采取相應對策。有的選擇逃離太平天國占領區，於是影響到太平天國對鄉村資源的占有，“賊愈亂竄，鄉官逃避，錢糧愈無濟解” （柯悟遲《漏網喁魚集》）。有的鄉官絕望自盡，如常熟黃家橋鎮旅帥黃德方食鴉片自殺而死，常熟周行橋旅帥程某畏脅自縊。大多數鄉官則虛與委蛇，以待時變，把太平軍征糧收稅的壓力轉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致使民怨沸騰。

農村政治的失敗

農村政治的實踐成效主要表現為兩極：一類情形是鄉官行政致力於地方社會穩定。如1862年二月，乾天義李愷運奉命代濟天安黃和錦守無錫，黃閉城不納，李眾鳴鑼開槍，黃眾派隊出城，雙方幾起內訌，此時幸有無錫監軍華二、金匱監軍黃順元各帶局勇至城撫慰，彼此緩頰，一場幹戈得以化解。無錫有無賴冷阿聽，持刀裝太平軍樣子，入鄰女家奸汙，被鄰家女告至監軍華二處，華二立即拘捕並處死冷阿聽，大快民心。蘇州太平軍一次途經湖州烏鎮，軍帥董滄洲擔心過兵擾民，他親自執旗立於北柵太師橋，督促太平軍盡快過境。董因立政嚴明，四境肅然，太平軍尊稱其為“董老班”。太平軍過境吳縣擄掠，軍帥許玉庭執當局令旗喝退之，保得一方平安。正是有的鄉官力行維護地方穩定的政治職責，才使部分太平天國轄區呈現“鄉官得治之，地方粗安”的良性政局。

但太平天國占領區更多的情形是另一種極端：鄉官政治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失控，激發民變。民變抗爭框式的通例是“拆毀官局，毆殺鄉官”。造成民變的直接原因如從鄉官身上分析，基本可概括為“苛糧”、“苛費”、“苛政”，即浮收糧米、苛斂捐費、為政暴虐。反對鄉官苛糧的典型案例如1861年春，浙江嘉善鄉民因監軍顧午花貪酷舊規，以零尖插替浮收糧米，被鄉民裂屍。反對鄉官苛費的典型案例如1860年十二月，安徽貴池龍舒河等處百姓痛恨旅帥吳彩屏作威苛費，執而投諸深洞中；又如1861年四月，吳江莘塔陳思村有鄉官陸嶽亭勒派紅粉（火藥），眾人持械將其殺死。反對鄉官苛政的典型案例如1862年十二月十五日夜，蘇州吳縣師帥許一亭因傲慢虐民，被不明男子十余人剖腹挖心而死，時人評之“暴慢致死”。有相當數量的鄉官中飽私囊，借以肥家，基層官場貪墨成風，“各偽職既得賊勢，衣錦食肉，橫行鄉曲，昔日之饑寒苦況，均不知矣” （佚名《平賊紀略》），“偽鄉官以錢為命，平日脅取民間，盈千累萬，盡充囊橐，不知為後日計” （倦圃野老《庚癸紀略》）。

太平天國以鄉官制度為核心的農村政治實踐最終流於失敗。農村政治不單是“制度”的問題，更多的是“治理”問題。除土地制度外，《天朝田畝制度》所構想的鄉村政略大多是變相實施了的。太平天國在基層社會實行的鄉官制度、鄉兵制度就是對《天朝田畝制度》中相關理論規定的變通，如據理想藍圖進行現實實踐，這些制度將在基層社會寸步難行。變通後的鄉官制度體現了太平天國基層政權的相對開放性，執行得當則有助於擴大統治基礎，保障政權運作和戰爭進行的物資供應；變通後的鄉兵制度主要表現為太平天國在地方上自立自辦團練，執行得當亦有利於防奸肅敵、維護治安和穩定秩序。

從史實看，太平軍起初介入鄉村的力量強大，處理團練，鎮壓民變，推行政略，征收賦稅，移風易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導致太平天國在鄉村統治薄弱的關鍵因素是缺少有效的治理，治理不當，特別是基層“公務員”隊伍的建設和行政出現了嚴重問題，使太平軍對農村社會原本強大的介入力量逐漸被清軍、團練、土匪、民變等對立勢力瓦解。

來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