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中東歐政府交往頻繁、政治互信逐漸建立

今年6月8日至9日，由中國政府舉辦的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博覽會主場活動之一——首屆“一帶一路”國家商會聯盟國際高峰論壇暨第五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商會商務合作大會將在寧波舉行。

“中國—中東歐國家商會商務合作大會已經成功舉辦四屆，搭建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和地區貿易促進機構、商協會的重要合作平台。在國家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寧波與中東歐16國深情相擁，共同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在此基礎上，本屆大會將盛邀50多個中東歐國家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商界的450多名代表與會，交流‘中國故事’，探討合作經驗，共享中國改革開放新機遇，共築‘一帶一路’經貿合作新平台。”大會的承辦方、寧波市貿促會會長柴利達在接受《中國貿易報》記者專訪時說。

2017年11月，作為第六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一項重要成果，“16+1”經貿合作示范區建設被列入《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佈達佩斯綱要》，意味著寧波構築中國與中東歐交流合作大平台再次按下“快進鍵”。

在柴利達看來，這對寧波開展與中東歐合作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寧波市貿促會將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實現怎樣的作為?”柴利達認為，依托中國—中東歐國家商會商務合作大會的平台，構建更加全面更加緊密的“16+1”商協會合作網絡和機制將是一個發力點。雙方商協會可以共謀發展之道，就互相組展參展、團組互訪、信息交流、合作調研、業務培訓等方面進行實質性互動達成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動雙方企業在貿易和投資等諸多領域實現互利雙贏。

實踐也證明，曆屆大會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前三屆大會雙方共簽訂雙邊經貿合作協議50個，雙方商協會互設聯絡處15個，成立了中國寧波—中東歐國家商協會商務合作寧波聯絡處，發表了《寧波共同聲明》。去年召開的第四屆大會通過了“推進商協會國際合作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書，舉行了互設聯絡處授牌儀式。寧波市貿促會與保加利亞—中國工業發展商會、波蘭國際琥珀行業協會、羅馬尼亞佈拉索夫工商會、中東歐經貿聯合會、中羅雙邊工商會等互設聯絡處。參加會議的中外商協會及企業現場對接洽談，達成270餘項合作成果。

“通過商協會之間的交流，建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長效合作機制，也是寧波搶抓‘一帶一路’建設機遇，開拓發展新空間的題中之義。”柴利達介紹，浙江省政府去年批複同意設立寧波“一帶一路”建設綜合試驗區，而全力建設“16+1”經貿合作示范區，便是寧波創建“一帶一路”建設綜合試驗區的一項最新舉措。為了落實在寧波建立“16+1”經貿合作示范區的重大決策，鞏固“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在第五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商會商務合作大會的基礎上，今年將同期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家商會聯盟國際高峰論壇。

柴利達表示，寧波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活化石”和“一帶一路”建設支點城市，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額已超200億美元。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中東歐16國就佔了1/4。寧波市貿促會將緊抓重大曆史機遇，主動作為，服務政府，服務企業，推動落實《“16+1”經貿合作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推進寧波成為中東歐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之地、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雙向投資合作的首選之地、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人文交流的首選之地。

數據顯示，2017年，寧波市對中東歐16個國家進口總額為25.4億元，比上年增長78.4%，出口總額為172.5億元，比上年增長21.6%。進出口貿易額佔全國的比重為4.3%。近年來，寧波進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不斷擴大與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如今已有13個國家17個館入駐經營。寧波市正在為中國與中東歐的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貢獻更多寧波經驗。

三大機遇

一是“一帶一路”走出去的新機遇。

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深度和廣度均有較大提升。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961.5億美元的曆史新高，蟬聯全球第二，同比增長34.7%，在全球佔比達到13.5%。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淨額(存量)達13573.9億美元，在全球佔比提升至5.2%，位居第六。未來15年，預計中國將進口24萬億美元商品，吸收2萬億美元境外直接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2萬億美元，出境旅遊將超過20億人次。其中，“一帶一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超過65個國家，覆蓋全球一半人口以及全球GDP的三分之一，更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區域。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示支持。“一帶一路”目標是推動亞洲區域經濟融合、加強中國與“一帶一路”兩條沿線各國的經濟合作和投資力度，以此促進沿線歐亞國家間的貿易和資本流動。“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東邊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邊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發展潛力巨大的腹地國家，覆蓋全球65個國家、44億人口以及40%的經濟產出。“一帶一路”沿線涉及了11個東南亞國家、16個中東國家、7個南亞國家、9個亞洲中部國家、19個中東歐地區的國家以及中國、俄羅斯和蒙古。因此，無論是對於正在尋求新增長點和新市場機會的全球發達經濟體，還是對於正在尋找跳躍式發展和開拓性發展的新興市場;無論是推動基本的經濟發展和改善生活水平,還是化解金融危機和加速工業化進程,“一帶一路”沿線的所有國家都將從這一倡議中獲益。“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新時期下全球治理實踐的新探索，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中國與中東歐各國進一步深化合作、謀求共贏發展提供了新的曆史機遇。

二是中東歐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中東歐是“一帶一路”投資中要特別關注的新興市場，是歐洲經濟發展的潛在增長點。相比俄羅斯、中亞地區，中東歐受益於歐洲產業升級和資本轉移，經濟轉型早、進展快，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生產要素配置體系，市場發育更成熟，產品競爭力更強;相比西歐市場，中東歐具有經濟活力強、勞動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優勢。在過去10年裏，中東歐地區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南歐地區，成為歐洲廉價勞動力的源頭。而且，大多數外國公司都認為，中東歐員工的整體素質相對較好，勞動力性價比很高。此外，隨著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的工資水平繼續上升，技能配套、地理距離、“文化親密度”和語言技能都增加了中東歐地區的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開始對中東歐地區投資或外包部分業務，資本開始從東向西“回流”。

近些年，受益於相對較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寬松的稅收環境和稅收激勵，大多數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平穩向好，增速高於西歐國家，更成了歐洲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引擎。2016年，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國的GDP增速均高於3%。2017年第二季度羅馬尼亞的經濟增長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7%，捷克4.7%，波蘭4.4%。相比之下，同期的歐盟平均增長率為2.4%。受此影響，IMF目前預測歐洲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將增長4.5%，成為全球范圍內除亞太地區外最快的。中東歐國家經濟的增長，必將帶動消費、進出口和投資等領域的增長，加之中東歐經濟轉型發展對基礎設施配套、新興產業投資等方面有著較大的資金需求。

在能源和電力等基礎設施領域，中東歐國家嚴重依賴俄羅斯油氣產品，9成以上油氣進口來自俄羅斯。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確保能源供給安全，成為中東歐各國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標。在新建液化天然氣接收設施和管網建設，傳統電網升級和改建、核電、風能、太陽能等新興能源建設，電信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巨大合作空間。目前，在巴爾幹區域，各國電力結構差異較大，阿爾巴尼亞以水電為主，波黑、克羅地亞、黑山等國家為燃料發電和水力發電混合結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已經有一定規模的光伏發電和風力發電。巴爾幹區域國家未來期望在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領域加大投入，進一步改善能源結構。據統計，巴爾幹半島平均光照資源為每平方米1300千瓦時-1600千瓦時，等同於中國三類地區日照標准，光照資源良好，太陽能潛在開發裝機為120GW。隨著光伏發電成本的持續下降，已經接近市場上網價，馬其頓、黑山、阿爾巴尼亞等巴爾幹半島國家對此很有興趣，為我國光伏產能走出去創造了市場機會。

在部分制造業領域，中東歐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一帶被稱為“歐洲工業的走廊”，制造業工廠尤其是中小企業密佈。許多著名跨國企業的制造業基地設在此。該地區工業制造業曆史悠久、基礎良好、實力雄厚。一些中東歐本土企業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捷克、匈牙利的汽車制造業，匈牙利、斯洛伐克的電子產業，均是所在國的支柱產業。機器人產業、先進機床產業等也具有較強的外部市場競爭力。

在農業領域，中東歐農業也比較薄弱，農業增加值佔GDP的百分比大多在10%以內。曆史上，波蘭、保加利亞等中東歐國家曾被稱為歐洲的“果園”、“菜籃子”，尤其盛產食品農產品，品種豐富多樣，不同國家由於氣候和地理環境的不同，各具特色。但從歐洲范圍看，西班牙、法國、荷蘭、英國、德國的農業，發展技術水平高、處於產業鏈的高端環節。中東歐大部分國家的家庭農場規模較小，農業生產效率偏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之一，近些年來，中東歐中阿爾巴尼亞等一些國家設想對中小型農業進行一些整合，歡迎中國企業介入。東歐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年均增長率在17%上下，雙方合作空間較大。隨著物流設施的建設和豐富，採購模式的轉變，農業投資的增加，消費水平的上升，雙方農業貿易將會實現更快的增長。

在服務業領域，這是中東歐國家的支柱，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百分比達到60%以上，部分國家達到80%以上。其中，旅遊業作為很多國家的支柱產業，對經濟增長、就業帶動作用明顯。在旅遊合作方面，中東歐國家的企盼最多。中國每年有超過一億多人次出境，中東歐旅遊持續升溫。據統計，2016年中國赴中東歐出境遊人次同比2015年上漲229%，波蘭、捷克、匈牙利、塞爾維亞、斯洛伐克位列中國遊客人次增長最快的五大目的地。佈拉格、佈達佩斯、華沙條線，亞得裏亞海、波羅的海、黑海等環海區域，都是我國遊客旅遊的熱點和目的地。

三是中國-中東歐合作的新機遇。

“16+1合作”是中國與中東歐16國共同創建的合作平台，是中歐友好合作的創舉。在政府和企業界共同努力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不斷完善，領域逐漸拓寬，成果日益豐富。中國企業對16國累計投資從2010年的近30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90多億美元，雙方貿易從439億美元增加到587億美元，中國從中東歐國家進口農產品增長超過300%，中歐班列累計開通超過6000列。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在市場、資源、產業、技術、資金等方面互有優勢。目前雙方貿易額只佔中歐貿易總額的11%，投資存量佔比僅為2%左右，還有很大潛力可挖。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16+1合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中東歐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被稱為曆史性的機會，被視為整個21世紀的項目。

三大挑戰

但是與歐盟等西方國家的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在“走”進中東歐過程中，尚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中東歐國家與歐盟在經濟上高度關聯，面對結構性依賴的經濟格局，作為後來者，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和投資合作，更多需要尋找新的投資增長點來擴大合作。

中東歐經濟發展對歐盟資金依賴較大。歐盟資金主要通過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RDF)等5大結構性基金發揮作用，目標在於推動歐洲“統一化”進程並更具競爭力、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根據2002年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達成的協議，中東歐國家入盟以後，在2004-2006年間即可獲得農業補貼和扶貧等援助基金共約400億歐元。新成員國入盟初期獲得農業直接補貼的25%，到2006年比率增到35%，2013年時可獲得100%的農業補貼。此外，在道路、環保、汙水處理、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新入盟國還可得到相當數量的入盟基金。據統計，在2007-2013年的歐盟預算年度內，中東歐的歐盟成員國接收的歐盟結構性資金佔年均GDP比例在11%-25%之間，為其經濟轉型和發展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歐盟結構性資金的80%撥付給“欠發達”地區(人均GDP在歐盟平均水平75%以下的地區)或者“轉型地區”(人均GDP在歐盟平均水平75%-90%之間的地區)，中東歐國家大都符合條件。2007-2013年，中東歐的維謝格拉德四國獲得1390億歐元的歐盟基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環境、中小企業、研究與開發等領域，成為歐盟資金援助的主要受益國。在新一期預算期(2014-2020年)內，歐盟結構性資金的投資總額為3518億歐元，其中“欠發達”地區資金安排近2000億歐元，維謝格拉德四國將獲得1503億歐元的自助。

中東歐與歐盟經貿往來高度一體化。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中東歐國家對歐盟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中東歐國家的出口導向型、開放型經濟特征明顯，歐盟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場。如果按照出口歐盟佔

GDP 的比重衡量中東歐 16

國對歐盟市場的依賴性，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以及斯洛文尼亞對歐盟的依存度最高，分別達到73.84%、69.67%、65.9%、55.44%;上述國家出口歐盟佔本國總出口額的比重分別為85.45%、83.69%、81.40%、75.34%。歐盟也是中東歐國家的主要進口來源地，多數國家超過60%的進口來自歐盟市場，其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斯洛伐克的依賴度最高，進口歐盟佔進口總額的比重都超過了80%。據統計，歐元區經濟每增長1%時，中東歐地區就會額外增長1.3%。

中東歐國家來自歐盟的外商投資佔比高。1990-2016年，中東歐國家FDI流入7832.6億美元，2016年底外商直接投資餘額6738.6億美元，佔GDP的比例為48.66%，高於歐盟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其中，來自歐盟成員國的外商投資佔比在80%左右。自中東歐大部分國家入盟以來，由於地緣以及文化上的接近，加上勞動力成本差距，歐洲主要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和奧地利等紛紛將一些工業生產現轉移至中東歐國家，成為該地區外資的主要來源。從行業分佈看，制造業、金融業、貿易等領域的外商投資佔比較高。以波蘭為例，截止2015年底，波蘭的外商投資主要來自歐盟成員國，投資佔比高達92%，其中來自挪威、德國的投資存量佔比最高，金額分別為333億美元和299億美元，佔比分別為18.15%和16.29%;依次為盧森堡(211億美元)、法國(200億美元)、西班牙(111億美元)，前五名投資總額佔比62.89%。伴隨著私有化過程的推進和歐盟等外商投資的進入，中東歐國家很多重點產業或大型企業被西方國家資本控制或主導。根據法國科法斯咨詢公司發佈的《2015年中東歐地區500強企業分析報告》，按營業收入排名的中東歐地區500強企業中，外資持股比例普遍偏高，其中波蘭為57%，捷克為63%，羅馬尼亞為79%。

二是中東歐國家受歐盟制度規則的影響日益廣泛，作為外來者，中國在走進中東歐地區過程中有時會受到歐盟政策的羈絆和當地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素等影響。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逐步深入，經過多次基本條約的修訂，歐盟的權能不斷擴大，已經從最初的共同體市場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共同外交、安全、司法和內務等領域。歐盟在一些特定領域的獨享權能一定程度影響到中東歐國家與第三方之間的投資和貿易合作，其發揮影響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內部市場運作的競爭規則和共同的商業政策。在基礎設施領域，中東歐國家與第三方之間的合作不僅受到歐盟獨享權能的約束，還受到歐盟環境、地區融合等領域內相關指令的約束，在項目設施過程中需要嚴格遵循歐盟的環境和勞工標准。在外商投資領域，2017年9月13日，歐盟委員會頒佈了《有關外國投資者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法規草案》，確立了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框架，是歐盟權能向外商投資領域延展的新動向。根據該框架，歐盟成員國可選擇基於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各種原因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審查，主要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關鍵原材料的供應安全以及獲取敏感信息的渠道或控制敏感信息的能力。根據《法規草案》，對於“關乎歐盟利益”的投資，歐盟委員會都有權審查並發表意見。2017年11月13日，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框架，德國經濟委員會向德國參議院作出提議。針對外國在歐盟成員國的直接投資，依據國家法律設立審查措施框架這一提議，德國聯邦參議院原則上持支持態度，但也提出應考慮到外國投資者參與(並購)德國公司的積極影響，認為審查中“涉及歐盟利益”、“安全與公共秩序”等概念的標准還比較模糊，對外商投資的審查不應以妨礙自由資本市場的方式和形式進行，不能造成管控文化和官僚主義的壁壘，否則會削弱歐盟國家的競爭力。盡管該《法規草案》還將進一步完善並須獲得各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批准方能實施，但當前歐盟部分成員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擔憂已經引起市場的廣泛關注。

在世界范圍內，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撬動國家經濟的杠杆，對提升人民消費和生活水平尤為重要。但是不少中東歐國家的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都面臨老化、改造更新問題。根據2017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東歐在基礎設施指標方面明顯比西歐發達地區國家的排名低很多。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需求量大，但世界上通用的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和建設-經營-轉讓模式(BOT)等成熟模式在中東歐地區推廣並不順利，商業性資本介入較少。基礎設施回報率較低、期限長，如果沒有政府立法支持和保障，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和制度創新，就較難吸引更加多元的商業化資金進入。歐盟對成員國主權債務設有上限，一些國家為基礎設施提供擔保存在困難。比如，新能源電站電力購買協議(PPA)不保電價和上網電量，採取競標上網，導致項目可融資性(投資或商業銀行貸款等)較差。

我們對歐盟EPC(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企業招投標情況進行了專題調研。歐盟大型基建資金需求較大，但對於歐洲開發性基金介入的大型基建項目，非歐盟企業不能參與招標，給中國企業直接介入設置了障礙。一些中國企業曲線進入，通過在當地並購或新設建設公司等形式進入招標，但囿於資本實力、承建曆史、技術人才、品牌案例等因素，並不佔優勢，招標成功率低。對於完全私有化運作的項目，理論上中國企業可以介入，但需符合歐盟環境、地區融合等領域內相關指令要求，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需遵循歐盟的環境和勞工標准，中標後的具體操作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中國企業在波蘭A2公路的挫折，背後的原因與歐洲從勞動力到移民標准等一系列制度立法都有關係。

中東歐國家盡管效仿西方建立起了西方式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執政”等政治體制。然而，制度的成熟並非一朝一夕，歐盟也無法左右中東歐的國內政治，無法改變成員國家政治力量的平衡。中東歐各國的政治生態仍處於多黨政治發展的初期階段，政黨發展不夠成熟，尚缺乏長期執政或參政的經驗，政府更迭和公共政策變動頻繁，還出現議而不決和決而不行的局面。另外，一些中東歐國家仍存在灰色經濟、腐敗等現象，法律法規有時難以落實到位，一些政府部門不“會”作為，這些因素都給中國投資帶來影響甚至風險。

盡管中國已同中東歐16個國家建立了協調機制，但中東歐國家國情複雜多樣。目前，中東歐國家在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中長期逆差，很多產業和產品並不佔優勢，往往容易產生利益分歧。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企業，國有、大型企業較多，而當地的本土企業往往以私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居多，合作中容易形成規模、實力的不對等，容易引起中東歐國家民眾的擔憂。一些國家對外政策轉向了平衡與務實，但過去對華政策的“曆史遺留”依然存在於右翼媒體、非政府組織，甚至政黨政客的觀念中，形成不利於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積極發展的輿論“雜音”。

三是當地投資市場競爭較為激烈。

長期以來，中東歐國家習慣於歐洲複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資金支持，期限長、利率低，但難以滿足中東歐國家的總量需要。以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為例，2007-2013年歐盟結構基金對中東歐地區的投資超過800億歐元，並配套當地政府及其他資金共同投資。而與此同時，2007-2016年中東歐地區面向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私募投資僅13億元，佔全部私募投資額的10%左右。歐盟資金對中東歐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中的商業化投資具有較強的擠出效應。

私募基金在中東歐地區發展較晚，總體呈現兩大特點。第一，融資、投資規模波動較大。從融資規模看，2007年高達40億歐元，2008年後大幅回落，2014年獲得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增幅14.5%，

2016年僅6.2億歐元;從投資規模看，2008年高達25億歐元，之後持續下降，2013年觸底後逐年上升，2016年投資額約16億歐元。第二，融資來源地也不穩定。2007～2013年資金主要來自歐洲其他地區;2014年來自中國公共部門的投資大舉進入，成為非歐洲地區私募基金的主要來源;2015年中東歐以本地區的投資者為主;2016年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投資者成為主導。

從投資區域來看，2016年最為吸引私募基金投資的中東歐國家是波蘭，總投資額高達7.25億歐元，佔其GDP比重達0.17%;其次為捷克和立陶宛。私募基金在波蘭和匈牙利投資的企業數量均超過80家。從區域來看，維謝格拉德4國集團吸引的投資額最多，近10億歐元，共207家企業，平均每個企業獲得了483萬歐元的投資。

從投資類型看，2016年私募基金在中東歐國家的投資以杠杆收購為主，佔比75%，其次為成長投資，佔比近20%。這一結構比例與私募基金在歐洲總體的投資類似。波蘭的杠杆收購額高達5.8億歐元，捷克、立陶宛和羅馬尼亞的杠杆收購額也都在1億歐元以上;風險投資主要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成長投資以波蘭為主，匈牙利和愛沙尼亞次之;私募基金僅對波蘭和克羅地亞進行重置資本的投資。從區域來看，維謝格拉德4國在杠杆收購、風險投資和成長投資三個領域都佔有絕對比重。

從投資行業看，2016年中東歐地區的消費品行業和信息通訊技術(ICT)行業最受私募基金青睞，均獲得超過3億歐元以上的投資;而對農業和房地產業幾乎沒有投資。

從投資項目估價上看，盡管基金數量有限，但優質項目的競爭依舊非常激烈，在2016年鎖定交易的薩博米勒中東歐資產(約78億歐元)、Allegro(約30億歐元)、Zabka(約16億歐元)收購項目中，簽署NDA的潛在賣方平均在10-15家左右，第一輪競標的實際投資人在5到7家，競爭十分激烈，最終的成交估值也很高，平均EBITDA倍數在15倍左右。

六點建議

通過上面的分析，中東歐16國具有鮮明的區域特征和發展需求，而且內部差異性和多樣性明顯。正是基於這些考慮，為了更好地搭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投資合作的新橋梁，2016年11月，李克強總理在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宣佈成立中國-中東歐金融公司及中國-中東歐基金。基金堅持市場化、商業化運作，堅持“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通過全球資本嫁接和中國動力注入，以及領先的“投資+投行+商行”綜合解決方案，實現跨區域市場開發和價值創造的良性循環。基金的目標市場定位是中東歐國家，並延伸至與中東歐有業務關聯的歐洲及其他相關地區，未來規模將達100億歐元，計劃撬動配套資金500億歐元，首期已募集金額為30多億歐元。基金重點投資具備商業開發價值、體現產業合作與升級、帶動區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項目。中國-中東歐基金不僅為中東歐地區帶來資本，而且帶來中國合作夥伴，幫助中東歐國家的優勢產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支持中東歐地區的企業做大做強。

展望未來，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需要創新模式，加強整合聯動“走出去”、嫁接中國元素“引進來”，經貿、投資、文化交流合作多管齊下，兼顧歐盟主要成員國在當地的利益格局和中東歐國家新的利益訴求，通過增量提升和結構優化推動中國-中東歐經貿往來和投資合作。具體來講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加強重點項目突破。針對中東歐基礎設施現狀和有關規則要求，深度參與次區域組織合作，加強跨區域聯動整合，探索中國-中東歐共同合作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交通基礎設施、電網建設、清潔能源開發等領域，選定若幹重點標志性項目，加快推動基礎設施產能輸出和大宗設備出口，盡快形成示范效應。

二是完善資金合作模式。探索商業資金介入模式，加強同歐盟當地的政策性資金和商業資金溝通合作，整合我國各類資金和平台，開展聯合投資，同時撬動更多信貸資金支持，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對價和分層設計，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通過諸多正面、成功的實際案例，進一步增強互信、樹立形象。

三是增強產業深度合作。針對中東歐國家產業差異化特點，選擇互補性高、帶動效應強、綜合效益好的產業領域，開展產業鏈的深度整合與合作，加強與中國市場對接“引進來”，進一步整合渠道、擴大市場、做大做強，助推中東歐經濟提升，實現跨區域市場開發和價值創造的良性循環。鼓勵我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走進中東歐，加強經貿往來和產業對接，提升產業合作覆蓋面和滲透率。同時，建議立足全球產業鏈整合，擴大投資區域、延伸投資觸角，通過並購全球范圍內、重點產業鏈中具有較強控制力的跨國公司，進而擴大在中東歐當地的綠地或並購投資，將全球資本、中國因素與中東歐投資結合起來，提升中資在當地經濟實質影響力的目的，為國際產能合作和企業走出去提供平台和更多機遇。

四是加快商貿往來佈局。商貿往來是增進了解、促進投資、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徑。中東歐等國的農業自然條件優越，食品加工業曆史悠久，農產品價廉物美、品種豐富，但規模較小、產地分散。同時，中東歐國家的中國商品比例不高，特別是價廉物美的電子產品、輕紡產品和一些輕工業產品，具有很大的市場空間。因此，抓住一帶一路機遇，依托中歐鐵路等交通便利，加大物流園區、銷售網絡、貿易中心、電商平台等建設力度，適當增加中東歐農產品進口規模，擴大中國商品的出口規模和市場滲透率。

五是打造旅遊產業鏈。中東歐的旅遊業，近些年發展很快，對經濟增長、就業帶動作用明顯，是當地國家期盼最多的行業。要加強跨區域整合，圍繞熱門旅遊線路和項目，深入開展旅遊業價值鏈開發與整合，完善景區基礎設施服務，投資輕資產的酒店管理等行業，打造長效、完整的旅遊產業鏈，藉此帶動當地消費升級、推廣中國商品、增強民間互信。

六是加強人文交流。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政府交往頻繁、政治互信逐漸建立，但在民間層面，無論是經貿往來和投資合作，還是文化交流與價值認同，還需要加快推進。在前期調研考察時，感到雙方相互了解還遠遠不夠，信息不對稱現象還較為嚴重，甚至存有偏見，這也成為中資企業走進中東歐面臨的主要障礙。要加強雙方民間交流.包括文化、藝術、教育、學術、體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合作，有助於雙方增進了解、消除誤解、營造有利於投資合作的社會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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