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美大使崔天凱:中美應構建更加牢固的雙邊關係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日前在紐約參加美國中國總商會2018年年度晚宴致辭時表示，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雙方應以過去40年的發展為基礎，始終堅持正確方向，構建更加牢固的雙邊關係，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

崔天凱指出，回顧過去一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並取得了重要進展。這說明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進一步增多，從而推動中美關係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向前發展。這也證明，中美兩國有能力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選擇。新年伊始，中美又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雙方必須再次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不僅事關今年中美關係的穩定，也將對長遠發展和世界未來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崔天凱說，中國始終認為，中國不可能在孤立中發展，中國的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一個更加強大、更加自信的中國將為國際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對外開放戰略。中國尋求的是全球夥伴關係，不是全球霸權;中國堅定致力於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把全球主導權從一國轉交給另一國。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道，改善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共同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最好的例證。“一帶一路”建設將給更多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使他們從經濟全球化中更多獲益。中國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國追求的不是中國一家“獨角戲”，而是願同世界各國共奏協奏曲。

崔天凱指出，中國致力於同所有合作夥伴實現共同發展。中美關係非常重要，影響深遠。自基辛格博士首次訪華以來，中美關係雖然曆經風雨，但總體保持穩定發展勢頭。雖然中美之間存在分歧，兩國關係時有起伏，但雙方合作不斷擴大和深化，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在兩國關係過去4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是顯而易見的。

崔天凱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兩國從不斷增長的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中獲益。同時，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以及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應用也將給中美兩國帶來共同挑戰。中美兩國企業必須提高全球競爭力，中美兩國工人都有權追求更穩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美好的生活。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需要更開放、更包容、更平衡和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環境，並讓所有國家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中美兩國有責任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合作，維護並改善現有國際體系。如果中美能夠共同做好這些事，就能更好地實現各自的發展。

宜信創始人兼CEO唐寧對美國很熟悉。他曾在這裡求學工作生活數年，首次接觸到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的模式，尤其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的窮人銀行和美國成熟的銀行信用體系。2000年，唐寧帶著美國所見所思的信用管理理念回國，隨後在2006年創辦了宜信。

10多年來，宜信已經逐步成為中國主要的普惠金融和財富管理咨詢服務機構，旗下的P2P業務宜人貸已經在2015年赴紐約成功上市。在這些創業的年頭，唐寧每年都會來好幾次美國進行學習考察。

但在唐寧看來，現在中美金融科技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單向學習美國，而是到了雙方互相學習、互相融合的新階段。而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也在不斷走出來，開拓美國市場。

在上周舊金山舉辦的“矽穀對話北京”2017峰會，宜信邀請了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前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Lending Club前首席風控官陳超美等美國行業重要人士，就中美金融科技的融合進行了會談。而唐寧此次活動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推廣宜信在美國推出的財富管理業務。

唐寧認為，中美兩國在金融科技領域存在諸多不同，有各自的不同需求，但也有諸多相似之處，而且正在不斷融合。早期中國主要是單向的向矽穀學習，借鑒美國的成功經濟模式;但現在這種融合則是雙向的，兩國企業家都在互相學習，美國市場也開始借鑒中國金融科技的創新。

他以資本和人才兩國方面舉例說，15-20年前很多美國VC來到中國進行投資，但現在卻是越來越多的中國資本和企業來到美國投資，宜信也是其中之一。現在越來越多的矽穀科技和金融人才是在中國和美國兩地工作，而不再是單純的“海龜”。

唐寧還在活動上大談宜信在美國的擴張計劃，以此作為中國金融科技企業走向全球化的范例。宜信財富在今年4月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頒發的RIA(注冊投資顧問)牌照，獲得了在美國提供財富管理的服務資質。宜信已經在美國建立了海外私募股權基金、新金融產業基金以及海外非銀信貸基金等投資標的。

談到在美國擴張的業務重心，唐寧對新浪科技明確表示，就是為在美國的高淨值和超高淨值華人提供財務管理服務，(美國市場)這是宜信的第二戰場。

他對新浪科技介紹說，首先，在人才方面，宜信在美國市場招募了諸多來自華爾街和矽穀的華人高層管理人才，其中就包括了同樣參加此次活動的宜信高級副總裁、海外合規負責人高帆。她曾經在花旗銀行工作13年，擔任花旗私人銀行全球操作風險管理總監。

其次，在投資方面，宜信已經為進軍美國市場籌備多年，各個母基金和直投基金都包括了美國的投資對象，在美國選擇、識別、投資優秀的基金管理者，是為了幫助中國在海外有資產的高淨值、超高淨值客戶去尋找投資機會。再次，在服務方面，宜信也在幫助這些財富管理客戶進行遊學、求職、移民、稅務、保險方面的咨詢服務。這些都是宜信為國內高淨值、超高淨值客戶提供的服務。

在問及宜信在美國如何與美國金融機構競爭時，唐寧認為，這些目標人群很多本身在國內已經是宜信的客戶，比較認可宜信財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宜信在這一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品牌優勢。其次，宜信在另類投資和科技手段方面，也比美國金融機構更能吸引華人客戶。他們的投資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而且還和國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唐寧具體解釋說，高淨值、超高淨值客戶的定位是可投資資產超過100萬美元，而宜信的財富管理客戶通常都是擁有幾百萬美元、甚至幾千萬美元的身家。而高帆補充說，美國大對沖基金和另類投資的門檻通常都是千萬美元，花旗私人銀行的門檻是現金2500萬美元。

高帆則向新浪科技表示，宜信在風險偏好框架方面，和美國主流金融機構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會堅守很多原則和理念。但得益於最新科技手段的使用，宜信能在反欺詐領域通過不同的數據源，擁有比傳統金融機構更好的欺詐識別能力，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風險。

除了風險合規、技術應用等層面以外，監管對於金融科技企業的政策也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行業能否更好發展。

很明顯，中國的金融不及美國發達;中國的科技與美國差距更加明顯;然而，中國的金融科技(FinTech)與美國不分仲伯，誰能在巔峰對決中勝出，那還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監管政策、以及財稅等政策扶持力度。

從現有的政策看，美國普遍減稅政策已經成為法案，日本已將對科技公司單獨減稅提上日程;中國雖然對支持小微企業的金融機構進行貨幣政策和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但是並未惠及金融科技公司，並且，未來監管會趨緊。如果，中國在財稅政策方面對金融科技企業進行扶持，中國的金融科技引領全球並非夢想。

中國和美國是金融科技的主戰場，也是最主要的實驗場，既有很多共同的趨向，也有很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和節奏。中國金融科技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在較短的時間迅速追趕上了全球帶頭大哥美國。從對金融科技的投資上看:2013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資額為30億美元，其中1/3發生在矽穀，彼時，美國是全球金融科技的中心。2017年上半年，以人民幣計，全球金融科技投資額為530.2億元，其中，中國金融科技公司獲得了217億元投資，占全球投資總額的41%，幾乎是美國的兩倍(116億元)。

而根據凡普金科聯合新華社《金融世界》、中國經濟信息社北京經濟研究中心共同發佈的這份《金融科技服務中小實體經濟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投資活動從2010年的319筆、90億美元增長到了2016年的1076筆、250億美元。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公司100強中，美洲35家，中國8家;全球27家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中，美國14家，中國8家;金融科技領域投融資排名前三的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和印度。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以來，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融資事件穩定在150-170筆/季度之間，融資規模開始複蘇並持續攀升。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至少發生160筆融資事件，涉及資金總額約350億元，同比增長26.0%，環比增長12.4%。

在地域分佈上，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科技融資事件發生區域與國家主要集中在中國、美國、印度、英國、新加坡等19個國家。其中，中國的金融科技投融資共有84筆，占全球52.5%，美國和印度分別以28筆和15筆排列之後，英國和新加坡分別為9筆和7筆，泰國和法國以此為3筆和2筆，其他國家合計12筆。從融資金融看，中美兩國三季度分別融資232.2億元和73.2億元，英國和印度為17.1億元和12.2億元，其餘國家除了法國為4.8億元以外，均不超過2億元。從金融科技發展趨勢上看，中國金融科技勢必引領全球。

在我看來，中國金融科技迅速崛起，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全球金融科技行業起步較晚，這有利於中國迅速跟進與直接超車;第二，中國小微企業融資難痼疾難改，給中國金融科技行業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第三，監管部門對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當然也包括對金融科技行業包容與支持密不可分。

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並且融資渠道單一，主要靠銀行貸款和民間高利貸，這是中國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對於中小微企業來說，傳統金融機構想要充分了解其真實信息是非常困難的，我國針對中小微經濟體的信用評價體系呈現缺失狀態，而缺失信用信息、征信成本過高等原因又造成金融機構難以對中小微經濟體進行正確、全面的信用評價，難以做出合適的信貸支持決策，信息不對稱就意味著風險。金融科技產業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和新的信用評級模型對中小微企業乃至個人消費者的信用進行更為精准的評估，利用大數據來抓取一些生活場景，一些非征信體系所征集到的信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場景來准確把握融資者的真實信用風險的大小，甚至於他的還款意願到底有多大。金融科技讓數據資產成為中小微企業看得見、摸得到的“實際資產”，有效提升其資信水平。

金融科技平台化的運作，使得中小微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渠道更加暢通，金融服務的價格進一步降低。

同時，技術和服務作為金融科技公司產品的核心價值，重要性不言而喻。改善用戶體驗是未來發展的趨勢，金融服務行業尤其要重視這一點。成立於2013年的凡普金科是一家年輕的金融科技公司，正是重視技術和服務的特質令其在短短四年多時間已成為擁有超過3000萬用戶的行業新貴。凡普金科創始合夥人&集團CEO董祺在座談會上介紹道:“凡普金科的願景，就是希望能夠通過數據驅動業務，通過技術改造金融，為用戶在不同生命周期提供所需要的多元化金融服務，從而讓金融更有效率地服務於那些此前無法充分獲得金融服務的企業和個人。讓金融科技成為整個金融體系裡邊更加有用、有價值的補充部分。”

中國金融科技發展得益於監管環境的寬松，但是，對於金融科技監管有從緊趨勢。中國現有金融科技業態，是從傳統金融機構各項業務衍生而出的，逐漸發展壯大，從而形成各項新興金融業務，其中有些已被納入監管范圍，如採用牌照制或備案制監管，有些則還在野蠻生長。

從外部環境看，美國普遍減稅已經成為現實，包括公司稅大幅度降低;日本對科技公司單獨減稅正在醞釀中。然而，中國的金融科技行業既沒有得到科技類公司的稅收優惠，也沒有像傳統金融企業得到貨幣政策方面支持。

從央行貨幣政策方面看，中國人民銀行對支持普惠金融的傳統商業銀行實施了定向降准。之前對支持小微銀行的商業銀行和支持“三農”(農業、農民和農村)在存款准備金和再貸款等方面長期給予優惠。另外，財稅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在稅收方面多年給予了減免。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金融科技作為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在賦能實體經濟發展，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金融機構支持匱乏等發展難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金融科技企業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未來，如果對中國的金融科技類公司實行稅費減免，以及央行在貨幣政策等方面支持，金融科技作為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領跑全球絕對是可以實現的。

近日，零一財經·零一智庫與宜信公司聯合發佈報告《巔峰對決：中美金融科技對比研究》。

中國和美國是金融科技的主戰場，也是最主要的實驗場，有很多共同的趨向，也有很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和節奏。

對中美金融科技這十多年曆程的觀察，我們可以從創新驅動力、對金融市場格局的影響、風險、監管和未來等角度作一些基本的研究和思考。

新技術驅動金融新模式的出現，新模式的擴展又對新技術產生更大的需求，促進了新技術的大規模運用和革新。

相對而言，美國市場在原創技術革新方面要略早於中國市場，並探索出一些新的商業模式。而中國市場則快速地借鑒並根據當地環境改變這些商業模式(比較典型的是P2P網貸)，往往產生巨大的規模。用戶和規模膨脹，對技術的需求也在膨脹，促進技術的革新;因此我們看到中國的金融科技公司做大規模後，在技術上的投入大幅增加，並有了更多的創新。

整體來看，美國側重於技術驅動型，而中國側重於規模驅動型。基本原因有兩點：

第一，美國金融市場比較成熟，消費者的基本金融需求滿足度相對較高，不能獲得金融服務的人群比較少。因此美國金融科技創新，側重於位消費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務。類似於”錦上添花”。

而中國市場則有大量消費者沒有獲得正規的金融服務，連基本的信用記錄都沒有，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具有信貸征信記錄的人群，不到中國人口30%。金融科技企業的主要把目標瞄准那些廣大的未開發市場，無信用和低信用人群。對於這些人群來說，金融科技服務類似於”雪中送炭”。

第二，兩國的技術原創環境有所不同。美國在互聯網原創技術方面，整體上依然領先於中國。

創新和破壞是相生相伴的。金融科技在不斷拓展金融服務的邊界、改變金融服務的方式。它一方面改進了市場效率，另一方面也會產生一些”破壞”。

第一，秩序。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改變了人與金融機構的關係，比如p2p網貸改變了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的關係，而數字貨幣改變了交易主體之間的信用關係。這些改變有一個大致的共同點，就是改變了金融消費者與金融中介之間的關係。因此金融科技企業與傳統金融體系之間經曆了：顛覆、抵觸、摩擦到合作、融合的關係演變。

第二，價格。金融科技在重估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價值。

比如，對於個人信用，金融服務從高信用人群、到低信用人群、到無信用人群快速拓展，這是一個重估信用價值的過程。

也就是說，它在不斷”破壞”原有的價格體系。比如，信用卡的續貸價格降低了(通過p2p借貸償還信用卡);同時也出現一些原有金融體系不能接受的高價格，比如中國的現金貸，它的價格體系超出了中國現有金融體系所能容忍的范疇。

相對而言，美國市場的”降價式破壞”更多，中國市場的”高價式破壞更多”。前者更多地針對現有金融消費者，後者更多地針對新增金融消費者。

第三，惡意破壞。

利用金融科技的新技術或新模式，進行惡意破壞。比如e租寶這樣打著p2p名義，用虛假項目惡意詐騙;比如一些人運用新的技術，用欺詐的方式騙取貸款。

創新、破壞、調整、彌合，中美金融科技基本走完一個小周期，彌合階段還在痛苦地進行中。

金融科技市場的快速增長，讓一部分金融科技企業取得了高速增長，並獲得資本市場的追捧。2013年全年，全球金融科技風險投資30億美金，而2017年上半年就超過了80億美金。

這種情形在中國尤其突出，最近三年中國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股權投資金額占據全球一半左右，是美國兩倍左右。

中國有很多人把這種快速成長的市場機會稱之為”風口”。金融科技就是最受追捧的風口之一，並不斷湧現出很多細分的風口，但是金融科技這個風口裡面，也蘊藏著很多的風險。

比如，經濟周期和金融行業性周期帶來的風險，雖然技術創新改變了很多事情，但目前來看還不能改變經濟周期和金融業的行業周期。

比如，流動性風險。很多金融科技企業不能進入到成熟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同業市場，當面臨流動性問題時，解決方案比較少。而一些金融科技企業設計的產品，本身就面臨比較高的流動性隱患。

比如，投機者的風險。面臨新的市場機會，湧現出很多投機型的創業者、風投機構和個人投資者。他們會加大金融科技企業的運營成本，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周期性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都比較突出;投機性風險也都存在，但在中國要更嚴重。從我們統計的數據來看，與美國相比，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獲得風險投資中，A輪比較多，後續輪次相對較少。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也往往批量地出現，批量地死亡。

因此，由於對宏觀風險和行業性風險還沒有形成強大的駕馭能力，加上投機盛行，金融科技細分領域的風口基本上都變成了風險。

金融科技創新大多誕生於原有金融體系之外，對於金融監管來說，他們都是”野生”的。正因為其野生，能夠橫沖直撞，發現新機會，改變舊秩序。但從監管的角度看，這些野生的金融服務，都需要馴化，納入到監管之中。良性的馴化，會不斷壯大整個金融體系，並為持續的創新留出空間。

這方面，中美兩國差異比較大。

根據行為監管原則，美國的金融科技業務在比較早期就開始納入監管，比如Lendingclub和Prosper在早期就接受證監會的監管，數字貨幣領域的ICO也已被證監會作為證券發行和交易行為納入到監管范疇。所以，美國金融科技在初期就被逐漸馴化為符合監管原則的創新。

中國有較大的不同。在現有監管機構監管范疇之外誕生和發展的金融科技創新，在初期一般沒有監管，沒有政府部門來”認領”，相反甚至得到一些促進性的政策支持。這也是金融科技在中國的規模增長非常快的原因。但是一旦與創新相伴隨的破壞性和風險性凸顯出來，或者政府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判斷發生改變，則會採取比較激烈的方式來馴化甚至清理”野生市場”。最近最為典型是對p2p網貸市場的監管和數字貨幣市場的監管。所以，成長速度和馴化難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第一，金融服務邊界的拓展會繼續，但是拓展速度會放緩。一方面，經過幾年的拓展，中美兩國的金融業都已經大幅拓展了服務范疇，繼續增長的速度會放緩;另一方面，監管馴化過程會減緩這種拓展。

第二，金融科技的滲透會加速。主要體現在：金融科技的拓展會持續;傳統金融機構加快金融科技的發展;傳統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機構的合作和融合。

第三，對已經服務的人群，服務能力和效率會繼續提高，成本會進一步降低。

以上三點，中美兩國面臨的情形都差不多。

第四，技術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將繼續催生很多”野生”的金融科技創新，市場對這類創新的接受度會提高，也會更加理性。在短期內，美國依然會領先於中國。

第五，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會成為中美兩國拓展金融科技的新市場。初期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支付、征信等)和個人借貸方面。

鑒於這些思考，《巔峰對決：中美金融科技比較研究》報告並沒有面面俱到，但希望從一些基本脈絡和幾個主要的細分業態進行對比研究，為關注金融科技的讀者提供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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