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經濟正在複蘇

據韓聯社10月31日報道，巴西財長分析稱，年內新增就業崗位超過100萬表明陷入低穀的巴西經濟正在複蘇。

11月11日開始生效的《勞動法》修訂案還將創造600萬個工作崗位。他表示，養老金和稅制改革實施後，巴西經濟增長率將在3到4年內重回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將巴西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測值修正為0.7%和1.5%。巴西央行的預計則更為樂觀，今明兩年的增長率預測值分別為0.7%和2.43%。

另據巴西農業部稱，南方共同市場(阿根廷、巴西等國共同建立的南美地區最大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和歐盟(EU)間的自由貿易談判因農業領域的意見分歧未能取得進展。巴西農業部表示，歐盟方面對加大牛肉和乙醇進口表現出抵觸情緒,提高了對農產品進口的非關稅壁壘,自由貿易談判亮起了紅燈。

15世紀，為了打破意大利人的商業壟斷，通過水路與傳說中的東方建立直接貿易，葡萄牙人開始探索新航路，繼而進行殖民擴張。1500年4月，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率領的葡萄牙船隊意外抵達今巴西東北部巴伊亞海岸的塞古羅港，宣布其歸葡萄牙所有。從此，葡萄牙開始了對巴西的殖民統治。

在征服美洲時期，歐洲正盛行重商主義經濟理論。西方殖民者根據宗主國和國際市場的需要，在殖民地推行單一產品制，專門生產一種或幾種初級產品，實行獎出限入的貿易保護和壟斷政策，將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葡萄牙將單一產品制推廣至巴西，依照出口產品的興盛順序，巴西先後經曆了紅木、蔗糖、礦業三個經濟周期。

紅木經濟始於16世紀初。作為當時制造紅色染料的重要原料，紅木(brasil)非常稀有且價值不菲，被譽為“綠色金子”，巴西的國名正源於此。在歐洲紡織業的刺激下，葡萄牙殖民者開始瘋狂采伐紅木，壟斷紅木貿易。到16世紀末，每年約有100條船滿載紅木從巴西前往葡萄牙。在兩個世紀中，葡萄牙殖民者砍伐了約5000萬株紅木，過度開采導致巴西紅木資源幾近枯竭。至18世紀，紅木經濟陷入衰敗。

蔗糖經濟周期大致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初。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從葡屬馬德拉群島引進巴西，16世紀中葉在伯南布哥、巴伊亞一帶開始大規模種植。大地產制和奴隸制為甘蔗的規模化種植提供了可能。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把葡屬美洲劃分為15個總督轄區，同時將這些轄區分配給12位受贈人。受贈的大地產主要種植經濟作物，經營服務於國際市場的出口經濟。由於白人移民人數極為有限，勞動力非常缺乏，葡萄牙殖民者從非洲搶掠、販賣黑人，以滿足巴西制糖業所需的勞動力。據保守估計，16世紀至18世紀，約200萬黑奴被販運至巴西。因此，甘蔗又稱“奴隸作物”。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歐洲幾乎所有糖料都產自巴西。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荷蘭、法國和英國紛紛效仿葡萄牙，在加勒比海島建立甘蔗種植園，這對巴西蔗糖經濟造成極大沖擊。18世紀初，巴西從糖料作物中獲取的收益驟降三分之二，蔗糖經濟步入蕭條。

隨後，葡萄牙殖民者在米納斯吉拉斯地區發現黃金和鑽石，巴西經濟因之進入礦業周期，持續近一個世紀。18世紀，巴西開采的黃金約有200萬磅，占全球黃金市場80%，鑽石總產量超過300萬克拉。從表面上看，礦業繁榮似乎挽救了巴西經濟，使葡萄牙變得更為富有。事實上，葡萄牙殖民者在大肆揮霍巴西財富的同時，也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對英國工業制成品的依賴日益加深，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富轉而流入他國之手。因此，從長遠來看，黃金和鑽石並沒有使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變得富足，相反，卻加劇了其貧困落後。紅木、甘蔗和礦業三個經濟周期帶給巴西的只是畸形的、虛假的繁榮。

在葡萄牙300多年殖民統治下，巴西經濟從未出現多樣化，從一開始就實行以出口為導向的單一產品制度。外部市場需求決定著產品的外銷情況，繼而影響和制約殖民地的發展狀況。單一產品制、大地產制和奴隸制度成為殖民地時期巴西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特征，共同構成了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制約巴西未來經濟發展的桎梏。

在殖民統治期間，葡萄牙不僅奴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種人，而且對巴西土生白人采取許多歧視性政策。政治方面，土生白人即使作為大地產主的繼承者，也不能擔任政府高級官員;經濟方面，殖民者壟斷巴西進出口經濟，不允許土生白人插手;此外，殖民者還以各種名目對土生白人苛收重稅。土生白人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不斷受到擠壓，他們當中的精英分子從歐洲啟蒙運動中汲取養分，並受到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激勵，開始致力於切斷與葡萄牙王室的政治紐帶，試圖打破宗主國的經濟壟斷，直接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往來。

1820年，葡萄牙爆發革命，巴西與宗主國的矛盾日益加劇。1822年9月7日，葡萄牙王子、巴西攝政王佩德羅宣布巴西獨立。在君主立憲派的擁護下，12月1日，他加冕為皇帝，稱佩德羅一世(1825年，葡萄牙正式承認巴西獨立)。獨立後的巴西雖然在政治上脫離了葡萄牙王室的直接統治，但是，大地產制、單一產品制和奴隸制都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西的獨立更像是一場分離運動，是一場“沒有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只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島人”的統治而已，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殖民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這種“路徑依賴”導致了此後咖啡經濟的畸形繁榮。

19世紀30年代，咖啡占巴西出口總額的43.8%。19世紀中葉，在以帕拉伊巴河穀為中心的裏約熱內盧地區，咖啡種植業達到巔峰。1851—1860年，巴西咖啡年均產量達到260萬袋。至此，巴西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產國。在帕拉伊巴河穀最繁榮的時期，裏約熱內盧控制著巴西咖啡出口量的88%。咖啡種植者采用古老粗放的刀耕火種方法，對土地進行掠奪性開墾，為了擴大咖啡種植園規模而不斷砍伐森林，一旦某片土地露出疲態，種植者就放棄這片土地，把新的雨林夷為平地進行咖啡種植。到19世紀70年代，裏約熱內盧地區幾乎沒有新土地可供開墾。隨後，咖啡經濟向西部和北部延伸，聖保羅成為又一個咖啡種植中心。1880年以後，巴西咖啡年均產量超過500萬袋，聖保羅州的咖啡生產超過了裏約熱內盧州。1906年，巴西咖啡年產量躍升至2200萬袋。1908年，咖啡占巴西出口總額53%，獨攬出口經濟半壁江山。那么，巴西咖啡經濟為何能夠一枝獨秀呢?

第一，就自然條件而言，巴西是世界上熱帶范圍最廣的國家，氣溫、雨量和光照等條件適合咖啡樹這種熱帶經濟作物的生長。

第二，國際市場對咖啡的需求刺激了巴西咖啡產業的發展。18世紀，咖啡成為歐美人社交和生活的必需品。1730—1735年，世界咖啡消費量增加了兩倍。巨大的市場需求吸引著咖啡種植園主和貿易公司，促使他們不斷擴大生產規模。

第三，紅木、甘蔗和礦業經濟周期的興衰既為咖啡經濟的崛起創造了機遇，也為其提供了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從16世紀起，裏約熱內盧先後經曆了采伐紅木和甘蔗種植兩個發展階段，與其相鄰的米納斯吉拉斯州則以開采礦產見長，這些產品出口帶來的巨額外彙為咖啡經濟提供了雄厚資金。

第四，外來移民為咖啡這一勞動密集型經濟提供了充足勞動力。率先崛起的巴西北部咖啡種植業所使用的勞動力，主要來自16—18世紀蔗糖和礦業周期留下的黑奴。1850年巴西國會禁止奴隸貿易後，歐洲和亞洲移民成為勞動力主要來源。1887—1897年，約130萬移民入境巴西，大部分人從事咖啡種植及相關產業。

第五，鐵路、遠洋船舶等近代交通工具極大地便利了巴西咖啡的出口貿易。1874年，巴西鐵路全長約1200公裏，1889年增至約9600公裏。鐵路從咖啡種植地直接通往裏約熱內盧、桑托斯港，專供咖啡運輸使用，輪船則使巴西與國外的咖啡貿易更加便捷。1821—1844年，美國對巴西咖啡的人均消費量由28.35克躍升至2270克。

咖啡產業在近代巴西經濟結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了變革的原動力。

第一，獨立後咖啡經濟創造的大量出口外彙為巴西早期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保障。1889—1919年，巴西工業企業從626家增至13566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巴西工業產量增加一倍，1923年增加兩倍。此外，巴西工業門類已經突破輕工業范圍，冶金、化學與制藥工業部門都占有一定比重。這種工業發展狀況為此後巴西進行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第二，因咖啡經濟的帶動而建立起來的基礎設施為巴西早期工業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1852年，巴西政府頒布了鼓勵鐵路建設的法律。隨後，巴西掀起修建鐵路的熱潮，形成以聖保羅城為中心的鐵路網，溝通了裏約熱內盧城、桑托斯港和坎皮納斯等重要港口和咖啡產區。1920年，巴西鐵路運營裏程已達2.7萬公裏。至1915年，共建成104座發電站。交通運輸業和電力在此後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先行作用。

第三，咖啡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外來移民，不僅成就了咖啡等出口經濟的繁榮，而且推進了巴西的城市化進程。咖啡產業帶附近相繼出現一批城市，並逐漸成為巴西重要的工業基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聖保羅州，從1890年的138萬人增至1920年的459萬人，首府聖保羅市成為巴西東南部地區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進口工業品集散地。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過熱的咖啡產業也給巴西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帶來了諸多弊端。

首先，盡管咖啡種植業帶動了周邊地區許多產業的發展，但是這種影響更多的是垂直式的，而非水平式的。凡是與咖啡出口經濟相關的城市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和出口加工業等都得到快速發展，反之則並無明顯變化。

其次，巴西工業布局深受咖啡產業的影響，曾經的咖啡種植中心仍是巴西的工業核心地帶。1907年，盛產咖啡的聖保羅州和聯邦區的工業產值占巴西工業總產值的49%，1920年升至52%。這種高度集中的工業布局很不合理，造成了巴西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

再次，咖啡經濟導致巴西形成“咖啡寡頭”政治。擁有巨額財富的咖啡種植園主通過操控大選，與政界結盟，掌控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大權。例如，1894—1930年，巴西總統全部來自聖保羅、裏約熱內盧和米納斯吉拉斯州這一“咖啡三角區”。

最後，過度依賴出口咖啡的單一產品制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加深了巴西經濟的依附性和脆弱性。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危機沉重打擊了巴西咖啡經濟，繼而引發國內反對“咖啡寡頭”政治的運動。1930年瓦加斯通過政變上台執政後，實施民族主義經濟政策，開啟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曆程。50年代中期，巴西的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工業體系初具規模。但是，由於沒有鏟除傳統農業的大地產制，農村舊的政治、經濟結構變化非常有限，工業發展缺乏內部需求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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