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東南亞暗合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

2017年，“金融出海”成了一個熱門詞。仿佛一夜之間，互聯網金融企業都迷上了出海。而大部分公司，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東南亞作為征戰的第一站。

數據顯示，東南亞國家6.8億多人口中，有2.6億人迄今無法獲得基礎金融服務，約占成年人口的50%。東南亞的金融體系並不完備，金融覆蓋率相對較低。在印尼，擁有信用卡的人數只有6%，菲律賓是5%，越南是3%，而信貸發達的美國，這個比例高達80%。由此可見東南亞國家的信貸缺口之大。

移動互聯技術的創新，為普惠金融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可以讓東盟國家特別是小微企業、普通大眾和年輕人享受到數字技術帶來的發展紅利。有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人出境遊突破1.2億人次，境外消費超過1100億美元，而東南亞是最受中國遊客歡迎的目的地之一，大量的中國人出境遊也為金融出海提供了有利條件。

有媒體報道稱，東南亞市場對中國金融存在警惕心理，政府雖未在政策中明文規定不能給中國資本和企業發放牌照，但一旦得知中企身份，便會設置障礙，阻止業務推進。而以其它國家公司的身份進入，牌照的申請就會順利很多。因此很多中企采用了“換馬甲”的方式，在美國注冊公司，進行“曲線救國”。

分析原因，有媒體認為，東南亞大多是熱帶國家，人民性格平和、生活悠閑，也形成了相對應的企業文化。而中國企業崇尚狼性文化，進入某些行業後會打破市場平衡，甚至采用價格戰的方式將利潤壓到最低甚至虧本，以此來擊潰對手。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競爭方式給東南亞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憂慮。

這一說法是否准確?中企該如何破除東南亞國家的“歧視”呢?《中國貿易報》記者聯系采訪了相關領域專家，為金融出海難題支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卞永祖認為，不排除中國某些企業奉行“狼性文化”，但大多數中國企業還是講求“和文化”。“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競爭方式，主要源於“走出去”過程中，中企未能在相關產業鏈中占據高端地位，長期以來利潤率較低，只得靠價格戰生存。

東南亞領域專家、南京大學博士蘇瑞娜也認為，部分中資企業確實未能與東南亞市場的商業習俗良好對接，進而引起當地人民對中企的偏見，形成一些潛在的限制門檻。但她認為，這並不等於“歧視”。

“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體系和稅務系統很難單獨針對中資企業設立法律法規。企業‘走出去’是商業行為，對於既定的自由競爭市場而言，企業在哪裏注冊，並不會有太大的區別。”蘇瑞娜認為，中國金融企業在東南亞面臨的本質問題仍是競爭問題。

“以螞蟻金服為例，其在國內的支付工具為支付寶，支付寶的興起源自網絡購物在中國的興起，消費者需要一種信用機制和擔保工具，支付寶應時而生，並獲得了大量的受眾基礎。而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購物網站，甚至由於商業原因，並不支持接入其他支付系統。”蘇瑞娜說。

“商業的競爭是免不了的，上了戰場，就要做好廝殺的准備。”蘇瑞娜認為這是市場競爭的過程。很多金融企業長期依賴國內的政策保護，但企業要明白，國內政策優勢並不能自動延伸到海外。另外，最好不要只是某種單一產品“走出去”，而是要讓整個金融服務的支撐系統配套“走出去”，構建當地市場的全產業鏈。

蘇瑞娜特別提醒，目前東南亞市場競爭較為公開透明，出海企業應改變認識，遵守當地規則，摒棄不正確的觀念和行為。

“不排除部分國家對中國金融企業存在抵制情緒，但這並非簡單地針對某些中國企業，其背後還涉及政治、風俗、文化等更多綜合原因。”卞永祖說，短期內改變東南亞國家和人民的一些觀念和想法並不容易，以“曲線救國”的方式獲取牌照進入市場也未嘗不可。但對於進入東南亞市場的中國企業而言，更應關注市場本身，尊重當地文化風俗，加強與當地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的溝通，做好公關工作。企業發展要融入當地，體現對當地民生的關心，多關心員工勞動待遇、教育等，讓當地民眾切實感受到中國企業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

卞永祖認為，由於美元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占有優勢地位，因此在競爭中歐美企業擁有一定的規則和成本優勢。從國家層面上講，中國政府要積極與東南亞國家溝通，達成更多的諒解，爭取更多金融機構的合作。雙方智庫也可加強在金融政策上的共同探討，為中國企業在區域合作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早在2015年，螞蟻金服就戰略投資了印度版的支付寶——Paytm，據外媒透露，螞蟻占其股份的40%。

而捷信集團，早在2009年正式在越南市場展業，幾乎和中國同步，最近幾年，捷信又拓展了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市場。

最近，陸金所聲稱在新加坡成立資產交易所;蘇寧金融推出“跨易通”的工具，幫助出海企業進行資金結算。

巨頭們的觸角，無疑都開始伸向了海外，而在中國正是如火如荼的消費金融，也在悄然布局。

閃銀在印尼和巴西，都有業務;而明特量化，也考察印尼市場良久，准備大舉進入。

“這一波金融的出海浪潮，是中國第4波”，大越金控的創始人高震東告訴一本財經。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企和央企等一些基建企業出海，去援助其他國家——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出海之征。

第二次，是90年代，溫州、廣東、福建等地區的民企出海，在全球范圍內開商貿城;而科技類的中興、華為，也開始了征戰全球之路——這時候，全球第一次意識到“中國制造”的力量。

2012年，獵豹瀏覽器的出海，拉開了一個時代的序幕，中國的互聯網開始了全球征途，目前來看，主要是工具、遊戲、攝影類的三大產品為主。

而第4波浪潮的金融出海，高震東認為全面興起，是在2015年年底。

“某租寶的崩盤，給剛剛崛起的互聯網金融蒙頭一棒，監管隨其而至，行業信心大跌，很多金融企業將眼光投向，離中國最近的東南亞”，高震東稱。

而很多資本也將眼光投向了海外的創投企業。戈壁創投就專門成立了兩支東南亞基金，並在當地設立辦事處。

“中國確實到了一個金融出海浪潮崛起的階段”，戈壁創投的管理合夥人朱璘認為，消費金融公司的出征，是因為中國信貸從藍海市場變成“血海市場”，而中國金融的監管，開始趨嚴——面對競爭激烈，紅利期已過的中國市場，他們才會前行一步，布局海外。

從勞力輸出，到科技輸出，到大規模的金融和輸出，可以看到中國迅速成長的軌跡。

早在十幾年前，俄羅斯、中國、巴西、印度、南非這5個國家，就被劃為“金磚五國”，他們人口眾多，經濟剛開始騰飛，在全球資本的眼中，是“遍地黃金”的活力市場。

“這些國家全球資本布局太早，當地團隊也開始崛起，競爭已很激烈”，高震東稱，金磚五國，已不再是金融出海的首選。

而回望東南亞，卻是一片亟待開墾的沃土。

朱璘稱，出海東南亞，也是在暗合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金融、教育和醫療合作，正是“一帶一路”中的重要環節。

“東南亞市場的潛力無限”，朱璘稱，現在的東南亞市場發展現狀，確實是5年前的中國，“很多企業，就是試圖將中國走通的模式，複制到東南亞”。

東南亞的市場，確實頗值得研究。

首先，東南亞的人口基數頗大，總人數有6億之多。

而這片市場的潛力，確實巨大。

東南亞的金融發展體系並不完備，金融覆蓋率相對較低。

在印尼，擁有信用卡的人數只有6%，菲律賓是5%，越南是3%，而信貸發達的美國，這個比例高達80%。

可見，東南亞的信貸缺口有多大。

比如，在越南，40%的手機銷售，是分期完成的，“當地的人均收入不高，他們對3C、白色家電、摩托車等產品的消費需求，極為旺盛”，捷信的相關負責人郝嚴稱。

捷信菲律賓市場的負責人稱，菲律賓超過一半人口，儲蓄不足，而86%多的人口，並不被傳統金融機構所覆蓋。

菲律賓是一個勞工輸出國，並不控制人口，因此它成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平均年齡只有23.5歲。

“在當地，信號很不穩定，打一個電話就能斷三次，但也無法阻止這群年輕人購買手機的熱情”，郝嚴發現，他們主要買手機主要是為了上“Facebook”，另一個需求就是“自拍”。

馬尼拉被稱為自拍之都，人們隨時隨刻要自拍，郝嚴稱，這群熱愛自拍的人們，同樣非常樂觀，聯合國相關機構曾做過一項調研，發現菲律賓人對未來12月工作持樂觀態度的，占74%，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48%。

“這群對於未來充滿希望的年輕人，充滿了消費欲望，國家GDP的75%，是靠家庭消費帶動的”，郝嚴稱。

如此來看，東南亞人口眾多，消費需求旺盛，信貸剛剛覺醒，又符合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只欠東風了。

中國金融揚帆出海，開始了東南亞的征途。

看起來風平浪靜的藍海市場，卻有未知的風浪和暗礁。

盡管東南亞的人口有6億多，但這6億人口卻被劃分為11個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東帝汶。

11個國家，風俗習慣、政治監管、發展階段都千差萬別。

高震東考察後發現，這11個國家並非都是上佳之選。

“比如老撾、柬埔寨，都不在我們第一站的選擇范圍，因為他們和中國差距太大，相差10年到20年，人員教育、基礎設計、金融體系都略落後，沒達到開發階段”，高震東稱。

而捷信在東南亞，暫時只進入了3個國家：越南、菲律賓和印尼。

“挑選的一個要點，就是人口基數，這直接決定了市場潛力”，郝嚴稱，這3個國家的人口基數，都在1億到2億左右。

“捷信進入任何國家，都需要搭建基礎設施、風控、人員，成本不低，市場有一定厚度，才可形成規模效應”，郝嚴稱。

選擇了市場之後，就會面臨到第二道門檻——監管政策。

捷信的策略是，每進入一個新國家，搭建的初步團隊中，一定會設置相關部門，為的就是迅速熟悉當地的規則和制度。

“實際上，放眼全球，中國是金融監管最松的一個國家”，某消費金融公司的CEO稱。

“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監管，確實達到發達國家標准”，郝嚴舉例稱，比如在菲律賓，成立公司必須有一個本土合作夥伴，占一定的股份，才能展業。

而菲律賓的金融監管機構，是SEC(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國的SEC職能類似。“在業務開展過程中，他們一般不會太多幹涉，但一旦觸犯了規定，處罰會非常嚴厲”，郝嚴稱。

相對來說，語言和團隊，在東南亞倒不是太大阻礙。

在東南亞，英語的普及性很高，基本交流並不困難。

大部分中國企業的操作方式是，除核心人員外，都是找當地人自建團隊。

“第一是為了更好的展業，緩解一些當地企業和民眾對中國的敵意，另一方面，是當地人更熟悉當地的規則”，高震東稱，而當地的華人也不少，組建一支高效的團隊並不難。

然而，最大的阻力，來自東南亞市場對於中國金融的警惕。

“東南亞的人們，對於你來旅行，很熱情，但一旦涉及到生意和投資，他們的警惕心馬上起來了”，消費金融公司的負責人宋斌華發現，不僅僅是當地人有所戒備，政府也頗為警惕。

宋斌華考察的第一站是越南，當地從事金融行業，需要央行牌照，他和相關部門接觸後，卻發現推進事情很難。

“政府不會在政策中明文規定，不能給中國資本和企業牌照，但一旦知道你的身份，就會設置各種阻礙，讓你無法推進”，宋斌華稱，被迫之下，他只能“曲線救國”。

他去美國注冊了一家公司，再用美國公司的身份進入越南，找了一個當地人去和政府談，牌照的推進，果然順利了很多。

宋斌華發現，很多中國資本或企業，都在采取“換馬甲”的方式，進入當地。

高震東也有同樣的遭遇，他也一直在尋找背後的原因。

東南亞大多是熱帶國家，人們喜歡過午後，就懶洋洋地睡上一覺，生活悠閑。

因為他們的性格較平和，也決定了他們的企業文化，並不凶猛——每個人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吃飽就好，並不太具有攻擊性。

“但任何行業，一旦中國企業進入，這種平衡就立馬被打破”，高震東稱，中國企業崇尚狼性文化，為了一統天下，不擇手段。

“不止一個東南亞商人對我表示，他們最怕的，就是中國的價格戰，中國企業一進入，就開始將利潤壓到最低，甚至虧本，以此來擊潰對手”，高震東稱，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打法，是東南亞人無法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太急功近利，掙錢是第一標准，而非是為了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宋斌華稱，因為對於經濟命脈的金融行業來說，東南亞很多國家都保持了對中國資本的戒備。

捷信是起源於捷克的消費金融公司，倒不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但他們也確實看到中國企業的這種現狀，並試圖幫助中國企業，在當地去展業。

比如，捷信在越南有8000間銷售網點，他們提供渠道，幫助中國的手機商進入越南。

宋斌華也注意到，當地民眾對於捷信的態度，明顯要比中國金融企業友善。

他觀察多年後發現，捷信是企業文化相對溫和，進退有度，比較強調“企業責任”，比如當地的用戶金融教育、幫助當地政府搭建征信系統等——這讓當地政府和民眾，對其印象不錯。

而中國企業想打破不佳的印象，確實需要努力和技巧。

中國出海東南亞最成功的，當屬中國的手機產業鏈，在當地，VIVO、OPPO、華為等三款手機，在2016年，占據東南亞21%的市場份額。

一些品牌的手機會有一些進入當地市場的小技巧，他們不會寫“made in

China”，而是寫美國設計——所以至今，很多東南亞人還以為部分手機是來自美國。

手機廠商會有一些贊助和公益舉動，來緩解這種尷尬氣氛，比如在印度，經常贊助他們最愛的板球運動。

“中國企業恐怕不止在東南亞會有這種遭遇，在全球范圍都多多少少遭遇抵制，中國企業，想在國外成功，太難”，宋斌華認為，中國企業成長驚人，只是中國的商業文明，卻一直在蹣跚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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