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的說法完全是指鹿為馬

2005年，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的拉格拉姆•拉詹，曾發出金融市場積聚巨量風險或將崩盤的警告。之後，他於2013-2016年擔任印度央行行長，將“深陷泥潭”的印度經濟帶回正軌。2017年，1月14日，拉詹在由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上海金融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全球經濟和金融展望——西方民粹主義的興起將如何影響新興市場”主旨演講，並在論壇間隙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針對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言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

拉詹直言，特朗普聲稱“是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的說法完全是指鹿為馬，真正搶走美國人工作的不是中國，而是高科技。他還判斷，民粹主義興起將會造成四個政策後果：一是決策層更多考慮民眾的意見，二是政府放松監管可能會出現問題，三是關稅提高最終會傷害消費者的利益，四是發達國家可能違背國際協定，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一定沖擊。總的來說，民粹主義所引發的政策將更突出短期的增長，而淡化長期的發展。

在拉詹看來，民粹主義崛起背後的力量早在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前就已集聚，其源於對就業前景和收入停滯的擔憂，並呈現出反精英和在社會中傾向於保守和排他的特點。

特朗普在競選時是旗幟鮮明的貿易保護主義者，聲稱中國“搶走”了許多美國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對此，拉詹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等政策都是民粹主義的後果，以貿易為例，特朗普發表了太多有關美國民眾因為貿易而失業的言論，過度強調貿易戰其實存在指鹿為馬的嫌疑，搶走美國人工作的並不是中國，而是高科技。

“很顯然，我們看到的現象是一些工業化國家工作機會不斷流失，最顯眼的流失往往就是國際貿易帶來的。例如美國制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你可以指出一個工廠在美國關門卻在別的地方開業了，那個地方往往是中國。但如果你問經濟學家，他們就會告訴你，大部分工作機會的流失是因為技術的推行，而不是貿易。”拉詹強調。

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對GDP的占比長期都是保持在12%的水平，因此並不是美國在制造業方面不再具備競爭力，只是美國改變了從前的做法，他們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而是實現了價值鏈升級，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

拉詹曾在他的著作Faultlines(《斷層線》)中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有著非常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美國收入分配不均衡”。而特朗普成功當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抓住了美國最底層人的夙願。

“特朗普在競選中提到了很多政策，但他上台後究竟會不會全部落實他在競選中喊出的口號，我們對此還是抱有懷疑的，他很有可能會表裏不一。不過盡管如此，對於特朗普的一些主張我們還是應該警醒。”拉詹指出。

經過前一段時間的改革調整和刺激，美國已接近充分就業，那些沒能就業的人並不具備必要的技能。因此，拉詹認為，不確定特朗普提出的大興基建等刺激措施能否提高就業。“未來的增長點在於加強對低技能人員的再培訓，特朗普上台對於就業最應該做的是努力提高人們的職業技能，而不是過度強調貿易戰。”

拉詹還預計，很難讓那些流失出去的制造業重返美國，但美國會限制貿易和提高關稅。這些政策的調整其實對服務業的出口也會帶來沖擊，所以，特朗普競選期間的一些承諾可能有助於解決一些短期問題，但會帶來更多長期的問題。貿易關稅提升會影響消費，消費者不得不接受更高的價格，這對於美國的消費者也是一個傷害。比如，沃爾瑪在全球進行采購，很多商品都是來自中國，更加嚴格的關稅制度就會傷害消費者利益。特朗普政府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有一個平衡的態度。

民粹主義興起所引發的政策會造成哪些後果?拉詹判斷，美國已接近充分就業，但勞動力市場未參與者並不具備必要的技能，加之財政赤字上升，通貨會再膨脹，為此，首要任務是穩定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而在美聯儲的收緊政策影響下，美元相對其他工業化國家的貨幣升值，降低後者的貨幣寬松壓力，貿易、移民和跨國投資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為此，短期來看，工業化國家的增長、通脹和美元將呈現積極態勢。中期則會存在巨大變數，尤其體現在新興市場中。

“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後，新興市場試圖拉動內需來補償外部需求的下跌，在資本流入的輔助下，各國出現了信貸繁榮。2013年，美聯儲暗示將削減量化寬松規模，同時巴西、俄羅斯等國的經濟增長開始放緩，這引發了‘削減恐慌’，新興市場資產遭受重創，商品價格崩盤，並累積了超額債務。之後，新興市場一致實施整頓，聚焦可持續的國內和地區需求。而如今，民粹主義或將對新興市場帶來負面沖擊，發達市場可能出台的反國際貿易和反全球化的政策將影響和約束投資和出口的前景;另外，美國進入了加息周期，將導致新興市場資本流出。資本流將會繼續波動，中國也面臨著上述問題。我認為，新興市場必須更多著眼於需求，而不是過度依賴工業化國家的需求。”拉詹說。

他支持美聯儲在經濟複蘇的條件下漸進加息，並對美聯儲當前的溝通工作表示滿意。“美聯儲如今在政策聲明中，總是會提到全球其他經濟體的狀況，包括中國經濟，信號更加明確，”他表示，隨著2017年正常化進程推進，希望日本和歐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聯儲的溝通做法。

此外，正是由於美聯儲加息，外加特朗普對於財政刺激的政策主張，全球通脹預期持續抬升，這也導致此前債市出現了恐慌性拋售。對此，拉詹認為通脹的確存在上行風險，但仍需要關注其後續的政策落實。

2017年，政治局勢疑雲將籠罩歐洲，英國將在今年3月底前啟動“脫歐”程序，而之後，荷蘭、德國和法國將迎來大選。

“首先，歐洲經濟增長是不平衡的，邊緣國家如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存在嚴重的銀行業債務問題，即便是德意志銀行也並非很健康。整個歐元區未來處於一個大選的集中期，人們對德、法的選舉結果存在擔憂。另外，像土耳其等新興市場有比較大的波動性，土耳其的波動性也會影響整個歐盟和歐洲的資產負債表。還有一個可能觸發歐洲銀行業問題的事件是歐央行削減量化寬松規模，特別是德國，隨著通脹的上升，央行可能會削減量化寬松，同時也開始加息。不過，德國的政策不可能對歐洲所有國家都適用。”拉詹評論稱。

“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很多轉變，包括經濟增長以投資為主導向消費為主導，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以及工業向服務業的轉變，當然轉變並不是那么容易，怎么能夠更好地來推動這些變革，更好地管理這些變革，我認為這些變革對政府來說形成了一些壓力，但如果現在不推動改革增長率就會下滑，金融市場也會更加不穩定。”拉詹如此評價中國經濟一系列的改革。

他認為，改革是必由之路，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要了解如何推進穩定務實的改革，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不少，從長遠來看，要想實現轉變政府的幹預應該退出和減少。

拉詹指出，中國要擺脫以債務為動力的經濟增長，其中包括債務問題，醫療問題和養老金問題，這么大的債務誰來承擔成本，這是工業化國家必須考慮的。另外還有在技術、移民和老齡化方面問題的擔憂亟待解決。

不過，拉詹對於前景表示樂觀，“技術和全球一體化毫無疑問在過去二三十年提供了很多好的解決方案，中國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同時我們也要妥善管理這些技術，比如說我們看到隨著技術和工業化的發展，像北京這樣的城市空氣汙染比較嚴重，未來還要依賴更多的技術變革來解決環境和資源等其他方面的壓力和問題。此外，還要不斷保持市場的開放來推動創新，這樣的話中國毫無疑問能夠繼續保持增長。”

眼下，人民幣彙率的走勢也是全球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人民幣在2016年對美元貶值近6%，而美元走強的趨勢似乎在2017年仍在持續。

對此，拉詹認為人民幣不會持續單邊走貶，但他也建議，為了應對持續的資本外流，中國可以做兩手准備。首先，他認為中國要強化國內信心，因為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第二，中國刻意暫時增加對投機性、非法資金出境的門檻或障礙(friction)。

“第一步則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不強化信心，資金外流無法避免;但第一步並不充分，因為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會擔心其他投機者的資金外流，也開始提前換彙，因此要‘兩手抓’，”拉詹認為，第二步其實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當資本外流壓力減小時，也可以減輕類似的管控。

他強調，盡管人民幣一段時間來持續貶值，但這是基於市場供求的浮動。此外，“中國當局近期的做法都是在支撐彙率，這並不符合特朗普所稱的‘彙率操縱國’名號。”

《陸家嘴》：您在多個場合都曾強調美聯儲采取任何貨幣政策時應該考慮其政策對新興市場的“溢出效應”，但如今你又支持美聯儲加息，否則長期的低利率可能扭曲市場定價。對於這兩種似乎矛盾的態度您如何解釋呢?另外您認為新興市場有多大能力抵禦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

拉詹：首先，我認為最初要修複金融體系的話推行“量化寬松”(QE)政策是有必要的，但後來經濟領域中對利率敏感的行業已經積累了大量債務，對此類政策已經沒有太多回應，對經濟的刺激效應效果非常有限，反倒會有故意間接貶值本國貨幣之嫌。第二，QE政策的後果之一是導致流動性大量流入新興市場，推高這些國家的彙率，同時也導致這些國家債務高企。

所以我擔心的是，QE 不僅加劇了發達國家也加劇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脆弱性，對定價機制有強烈的扭曲作用。一旦QE政策遭到逆轉，會讓市場產生劇烈波動。正是因為發達國家造成了這些潛在問題，所以我才強調他們有義務保證不要突然退出類似政策，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風險。

但是持續的量化寬松政策意味著市場的風險正在堆積，因此未來總有一天必須得退出經濟刺激政策。我認為，退出刺激政策永遠沒有最好的時機，如果條件具備，那么就應當啟動退出程序。若因擔心本國彙率上升而猶豫不決，則會給全球經濟都帶來風險。

《陸家嘴》：您現在對於美聯儲和市場的溝通工作如何評價?

拉詹：好消息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宣布其貨幣政策時數次提到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環境，這表明他們開始承擔起國際責任了，而且給市場釋放的信號也更加明確。

美聯儲最近提出經濟已經好轉，准備開始進入加息周期，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這也給其他國家央行空間，讓他們不至於采取越來越激進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同時我希望這能也給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空間讓他們也開始准備推行恰當的政策。

《陸家嘴》：近期，尤其特朗普上台後，美國通脹預期不斷提高，債券市場出現了恐慌性拋售，您是否認為通脹存在持續的上行風險?

拉詹：預測具體彙率水平很難，但美國率先進入正常化進程，毫無疑問美元會升值，至於多少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同時，美國已經接近充分就業，近期數據顯示美國薪資增長較高。這意味著對有招聘需求的工作種類來說找工作的人在減少，因此薪資上升。這是利好消息，意味著過去通縮風險正在消除。

但通脹是否夠強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如今特朗普的競選承諾中，減稅、擴大基建投資等財政刺激政策尚未明確，且是否能真正落實還有變數。

現在美國已經非常接近充分就業了，而現在政府已宣布的政策大都是更強的刺激措施，所以我覺得風險更傾向於通脹。

《陸家嘴》：人民幣在 2016 年對美元連續貶值，並且 2017年美元還有較強升值預期，您如何看待人民幣兌美元的彙率變化?中國政府也采取了外彙管制措施，你對這些措施如何評價?

拉詹：一部分資本外流是由於中國企業償還外債導致的。不過，去年大部分的資金外流是因為中國企業提前償還外債，這在美元走強的背景下的確是明智的。我認為人民幣不會持續貶值，但我建議，為了應對持續的資本外流，中國可以做兩手准備。

首先，中國要強化國內市場的信心，如果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就沒有必要擔心人民幣貶值;其次，中國可以增加對投機性、非法資金出境的障礙。

我認為第一步是根本性的，如果不強化信心，資金外流無法避免。但僅有第一步還不夠，因為短期內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會擔心其他投機者資金外流，所以決定“先下手為強”，此外還應該對投資性資金外流設置門檻和障礙，而當資本外流壓力減小時，則需要減輕類似的管控。

《陸家嘴》：2017 年，全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已達極限，繼續推進將遭遇瓶頸。因此很多評論人士認為全球將進入“財政政策時代”，對此您怎么認為?

拉詹：兩次危機後最重要的工作都是重建金融系統，這一點美國走在最前，所以經濟也恢複得最快，而歐洲經濟現在也逐漸恢複，德國、西班牙領導，希臘、意大利則差一些。

但是對美國來說，是否還有空間或者有必要進行更多財政刺激是有爭議的。因為就如我剛才所說美國已經很接近充分就業。現在不是沒有就業崗位，而是因為失業人群不具備這些崗位需要的技能，所以對他們進行相關培訓才是正道。

相比單純的財政刺激，美國更需要的是增加潛在增長，例如興建基礎設施，采取恰當監管政策等。

歐洲如今債務高企，也沒有太多實施財政擴張政策的空間，更需要的是結構性調整，尤其是服務行業，應當放開各種不必要的限制。

《陸家嘴》：近年來西方民粹主義抬頭，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各界認為新興國家搶走美國的工作崗位，“中美貿易戰”似乎不無可能，對此您是什么觀點?

拉詹：特朗普政府認為是貿易導致美國的失業，但實際並非如此。過去 50 年來，美國制造業對 GDP 的占比長期都是保持在12%

的水平，所以並不是美國制造業失去了競爭力，這是競爭力發生了轉移，石油、煤炭產量減少，高科技產品產量增加。因為技術進步，生產率增加，所以需要的員工減少。

與全球貿易相比，我認為，更應該關注的是技術進步而造成的失業。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升，勞動力需求下降，科技對失業的影響只會不斷加大。美國的確有就業崗位，但失業人群並不具備這些崗位要求的技能。因此不應該只是關注貿易，而應該加強對失業人員的再培訓。

“貿易戰”這種說法是非常不恰當的，我也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這對誰都沒有好處。

《陸家嘴》：西方民粹主義的抬頭可能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產生不利影響，您對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有什么建議嗎?

拉詹：我們仍然要靜觀特朗普的實際政策。不過同時我認為中國應該增強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例如最近中國強調所有國家對氣候變化都擁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外，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強調貿易對自身以及對發達國家的重要性。例如，美國一直強調其制造業競爭力的下降和制造業崗位的流失，但實際上美國卻是世界最大的服務出口國。

我們需要維護現有的國際責任，中國作為全球幾乎最大的經濟體，也有責任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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