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代美元彙率的可能走勢

在討論特朗普如何影響美元彙率之前，筆者試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周期的角度，來討論特朗普時代美元彙率的可能走勢。

十分有趣的是，不同總統任期的美元彙率走勢，幾乎都是單向的，也都能從各屆美國政府的政策目標中找到解釋，其中最為典型的周期性波動有以下幾個階段。

1981-1989年的裏根時期。在裏根的第一個任期，美國經濟陷入滯脹泥潭，裏根政府實施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高利率、強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回流為美國政府債務融資，達到了控制通脹和重啟經濟增長的目標。在裏根的第二個任期，美元指數持續升值使得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急劇擴大，裏根政府最後通過“廣場協議”，強制日元、馬克大幅升值，引導美元指數回落。

1993-2001年的克林頓時期。克林頓執政時期實施了“信息高速公路”和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推行“科技立國”和“金融立國”兩大戰略。時任美國財政部長魯賓更是強勢美元的鼓吹手，在強勢美元影響下，大量國際資本流入美國，支持美國信息產業和金融創新業務，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2001-2009年的小布什時期。美國政府主張刺激出口促進國內經濟與就業，推行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同時持續的低利率政策不但刺激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還成為美元疲軟的重要因素之一。時任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認為“美元跌至一個更低的水平，將有助於出口，出口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勁”，斯諾的言論標志著美國政府放棄了克林頓時代強勢美元的政策。

2009-2017年的奧巴馬時期。奧巴馬第一個任期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並於2012年提出了振興制造業戰略，為此美元指數保持了雙邊波動的低位走勢。然而，隨著2014年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並與歐元區、日本和中國等其他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加劇，美元升值壓力劇增，奧巴馬擴大出口和振興制造業戰略也就成了爛尾工程，大量的資本繼續流入到華爾街和矽穀，重新回到了金融立國和科技立國的老路。

在上述四個政治周期中，裏根和小布什政府作為共和黨政府，更加關注實體經濟、制造業和美國出口的發展，對於強勢美元的虛名似乎並不看重。

相反，克林頓、奧巴馬等民主黨政府，是金融立國和科技立國的倡導者，即便是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雖然也提出了促進出口和重振實體經濟戰略，但後期卻不了了之。

由此看來，作為共和黨政府，特朗普實行弱勢美元彙率政策的可能性較大，這與特朗普重振美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目標高度一致，也是其上任伊始在全球彙率爭端中頻頻煽風點火的根本原因。

假如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要想“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他將不得不首先“讓美元再度變得疲弱”。MCN CapitalManagement對沖基金經理Mathew Klody在本周的格蘭特投資會議(Grant s investmentconference)上發表發表了上述觀點。以下是Brett Arends所撰文章的主要內容：

假如Klody是正確的話，特朗普在談論關稅和邊境調整稅時可能只是在“說空話”。最重要的是，若Klody是正確的話，我們應該買入外幣，尤其是那些新興市場貨幣。特朗普總統早晚需要讓美元走低，並推高外幣。

這種假設並非不著邊際。投資顧問公司ResearchAffiliates認為，新興市場貨幣是對投資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可獲資產類別。該機構預計未來10年這些貨幣每年的回報為3.5%左右，波動性相比股市要小得多。

此外，若Klody的分析是正確的，特朗普也應該會利好黃金。

Klody觀察道，美國制造業和舊工業中產階級的崩盤，與“令人難以置信”的長達40年的美元升值相吻合。

根據標准的經濟學原理：隨著本幣升值，該國的出口品變得更加昂貴，並在海外市場變得更加沒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國內的情況則反過來：相比國內產品，從海外進口商品變得更加便宜。

Klody指出，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美元兌美聯儲(FED)跟蹤的一攬子外幣已經增長了三倍。

更加巧合的是，這一時期進口飆升，美國在制造業的許多領域丟失其全球統治地位。

盡管美國制造業的衰落經常被高估和誤解，但肯定是切實存在的。年輕的讀者可能並不知曉這一點，但在40年前“美國制造”和如今的“中國制造”一樣受歡迎。

Klody指出，在美元飆升時期，工人的國內收入占比出現重挫。從1940年代至1970年代初，美國普通工人通常只有國內平均收入的50%。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這一比重暴跌至43%左右。這一點當然是特朗普獲勝的重要原因。

美元升值的幅度通常在公眾辯論中遭到忽視。這是由於，討論通常聚焦美元兌其它少數發達國家貨幣的價值，如日元和歐元。但美元兌這些貨幣的升幅更加溫和。它們並非主要問題。

自1990年代初以來，墨西哥比索兌美元的彙率自1比索兌換32美分，暴跌至僅僅5美分。這對於墨西哥制造商而言是巨大的利好——甚至要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削減關稅都要有利得多。

在這一時期，越南盾兌美元幾乎“攔腰斬斷”，印度盧比兌美元跌幅也超過50%。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美聯儲加息的幅度與節奏是影響美元彙率前景的關鍵因素，但這並不代表特朗普在美元彙率走勢上無所作為。

相反，特朗普執政團隊一旦堅定弱勢美元的政策目標，將會有一系列政策工具供其選擇。

(1)“打嘴炮”幹預外彙市場的方式。

這是美國政府最常用也是成本最低的幹預美元彙率的方式。

從美國的政治運行規律看，一般情況下實施口頭幹預或打嘴炮的主要執行者是財政部長。

然而，特朗普團隊並不按套路出牌，總統本人、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財政部長努欽齊上陣，向IMF、中國、日本和歐洲央行頻頻開炮，督促IMF提供“坦率公正的彙率政策分析”，指責其他國家操縱彙率，獲取對美不公平競爭優勢。

如特朗普上任之初在接收采訪時指出“強勢美元正在將我們推入深淵”，此言一出，美元指數應聲大跌。在此之後，雖然美聯儲強調仍處於加息周期，但美元單邊升值的趨勢已經逆轉。

(2)與其他國家聯合幹預外彙市場。

在世界經濟曆史上，這一政策工具造成最深遠影響的，無疑是裏根第二個任期(1985年9月)簽署的“廣場協議”，彼時美元指數持續保持在曆史高位，對美國出口造成嚴重打擊，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急劇惡化，後來美日德法英五國簽署“廣場協議”後，在外彙市場上大量拋售美元，買入日元和馬克，從而實現美元有序貶值。此後，美元指數接近腰斬，回落到裏根上任之初的水平。

美國最近兩次聯合幹預外彙市場，是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1年日本東京大地震之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為了防止美元貶值失控，各國央行大規模買入美元，抬升美元彙率。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後，日元大幅升值，美聯儲大規模買入美元，同時賣出日元，七國集團的其他央行為了聯手壓低日元彙率，也采取了相似的舉措。

(3)指控他國“操縱彙率”，間接影響美元彙率。

曆史上，美國政府曾有指控他國操縱彙率的先例，其主要依據來自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和2015年《貿易便利及貿易執行法》，美國財政部是“彙率操縱國”認定的執行者，美國財長每半年向參議院提交《國際貨幣和彙率政策報告》，評估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和彙率政策。

上世紀90年代前後，美國曾認定過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經濟體操縱彙率。2015年美國財政部對“彙率操縱國”的標准進一步具體化，參考條件包括：對美貨物貿易巨額順差(超過200億美元)、高額經常項目順差(占該國GDP3%)和持續、單向的外彙幹預(一年內淨買入外彙超過GDP的2%)。通過這一系列參考條件，美國財政部得以用“彙率操縱”的名義向其他國家央行施壓，從而間接影響美元彙率。

(4)財政部和美聯儲直接幹預外彙市場。

雖然美國實行浮動彙率制，但美國相關法律仍然賦予美國財政部幹預外彙市場的權力。

美國財政部實施外彙幹預的主要工具是外彙穩定基金，同時還可通過海外資本市場增加或減少美元債務發行、調整外彙儲備結構等方面來幹預外彙市場。

此外，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要求，美聯儲也可使用自有資金進行外彙市場操作，引導美元彙率變化。

就過往而言，美國單方面幹預外彙市場的情況較少發生，因為這與美國政府曆來反對單邊操縱彙率的政策方向不符。

然而，一旦特朗普政府口頭警告難見成效，國際聯合幹預無法成行，對於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來說，不排除美國單邊幹預外彙市場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盡管美聯儲仍處於加息周期，但特朗普時代美元持續升值的可能性較小。相反，為了刺激美國出口，重振美國實體經濟，特朗普引導美元雙向波動或回落的傾向較大。

在特朗普團隊的政策工具箱中，美國政府可能將通過口頭幹預、與其他國家聯合幹預甚至指令財政部或美聯儲直接幹預外彙市場，影響美元彙率走勢，達到其政策目標。

隨著美元指數逐漸見頂，加上特朗普團隊持續不斷的施壓，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彙率貶值壓力將逐漸緩解，甚至還有可能出現微幅升值的趨勢。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過度看高美元走勢、看低人民幣彙率的投資決策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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