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正成為創業的樂土

根據歐盟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願就一直低於美國人。而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

“企業家”一詞最初源於法語，最早論述這一概念的17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裏夏爾·坎提隆指出，企業家是指在市場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認識的獲利機會並成就一番事業的人。

保時捷、菲亞特、法拉利、歐萊雅、宜家、ZARA、阿瑪尼、費列羅……作為現代企業文化的發源地，歐洲曆史上誕生的著名品牌不計其數。

然而，自從進入21世紀，歐洲的創業氛圍卻有所下降，市場上那些如雷貫耳的新生代品牌更多地集中在美洲和亞洲地區。尤其在互聯網時代的沖擊下，歐洲的創業熱情似乎正在逐步消退。

米莎·多勒教授是倫敦國王學院無線電訊領域的專家，2002年，27歲的多勒第一次創業，因為缺少經驗和准備，以失敗告終。5年後再度走上創業之路，創建了一家名為“世界願景”的無線技術服務企業，專為歐洲“智慧城市”的建造提供技術支持。

“目前的情況是，歐洲的大公司有能力去創新但是它們不做，小公司想做但又能力欠缺，這就是歐洲的困境。”這便是多勒在歐洲創業過程中體會到的最直觀感受。

著名科技博客Pandodaily有個專欄叫StartupsAnonymous(《匿名創業者》)，每周都會推出一篇文章，內容自然是來自初創公司創始人和投資人，並關注他們在創業、投資過程中的第一手親身經曆。近期，“匿名創業者”將吐槽中心對准了歐洲。

這篇文章中的“匿名創業者”並沒有公開透露他在歐洲創業的國家具體名稱，只是說了該國家有著豐富的曆史和驕傲的人民，是一個位於西歐的富庶之國。

在這位“匿名創業者”眼中，歐洲創業簡直就是一場“噩夢”。“這個國家的其他初創公司真沒什么是值得我去學習的，去創業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員工福利政策，比如，要給員工保留退休金的權利，要把離開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的股份要回來等等。不過當地的法律幾乎不可能讓我的公司給員工期權。”

在他的描述中，該國政府為初創公司提供了一種創新貸款，分期5年還款，年貸款利率“只有”6.5%。然而，要獲得這筆貸款，創業者必須簽署一份個人擔保，以防止其初創公司無力償還該貸款。

“我估計，該國政府工作人員讓我簽這份保證，就是為了要確定一件事兒，那就是，如果我的公司無法按計劃發展，或是我無法支付相關保證金，他就會拿著這份擔保，給我點兒顏色看看了。”文章中的創業者如此表述。

對於任何一家初創公司而言，要做到白手起家，並且在5年時間裏償還貸款加利息是很難實現的。於是，這位“匿名創業者”如今的狀況便是：他已經三年半沒有回家了，因為一旦回去，他的護照上便會留有記錄，然後立馬在機場被監禁。而他所欠的錢算上利息可以買3輛TeslaModel S(特斯拉)汽車。這些債，已經讓這名創業者無法安心生活，更別說重頭來過再次創業了。

中國顯然已經進入了一個創業蓬勃的時代。有業界人士稱：“中國創業者在成功的速度上已經接近美國。而且在模仿中創新突破的能力正越來越突出。”目前各種創業公司如雨後春筍，雖然是失敗者居多，但從另一面看，也是經濟活力的體現。而與此同時，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依然在引領著全球的創新創業之路，從蘋果、facebook、微軟、穀歌(微博)等巨頭的活力、到新興企業特斯拉、Uber、Oculus、Snapchat、SpaceX、Airbnb等企業的發展速度即可窺見一斑。目前全球也沒有第二個城市，能夠比肩矽穀的創新能力。但與創業與創新的經濟體龍頭——美國和新興經濟體中國相比，最近幾年，歐洲能夠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新興科技創業公司似乎過於稀少，某種程度上說，從孕育創業的環境土壤與培育新興產業的創新能力來看，歐洲已經在邊緣化。歐盟的調查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願就一直低於美國人，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

歐洲是創業精神的發源地，歐洲曆史上曾擁有眾多令人矚目的企業家，他們的創業故事被傳為佳話。但如今，以互聯網行業為例，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公司中，美國占了11家，亞洲國家占了9家，而歐洲連一家都沒有。許多人不禁要問：什么時候歐洲才能誕生出自己的“臉書”、“蘋果”、“亞馬遜”、“阿裏巴巴”這樣的全球互聯網企業?

然而，根據歐盟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願就一直低於美國人。而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

即便在創業環境相對較好的英國，2013年該國畢業生中近20%仍希望進入咨詢公司、會計師事務所、投行等傳統意義上的大企業，而有意向從事IT工作的僅有2%。至於年輕人的創業理念，在美國安利聯手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一項調查中顯示，在14歲到34歲的群體之中，只有2%的德國人會選擇創業，而在美國，這個數字高達9%。

意大利的青年創業者安德魯·傑羅薩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個鞋匠家庭。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小時候並不懂什么叫創業或者企業家精神，但記憶裏，不少親戚朋友都自己開了店鋪，做生意辦企業在當時蔚然成風，現在創業的風氣早已大不如前。

在布魯塞爾實習的來自美國加州的大學生特納·艾伯格魯看來，今天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對創業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美國，人們普遍以創業失敗的經曆為榮，而在歐洲，則將創業失敗視作職業的死亡。

正在布魯塞爾找工作的馬其頓年輕人瑪雅·格羅索夫的想法似乎佐證了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她表示，她和大多數歐洲同齡人畢業後的首選是在政府或者大企業裏找一份安穩的工作，至於創業，只可能是在未來某個“特別適合的時機”才會考慮的事情。

據悉，這種保守的就業理念，從歐洲的學校教育中便有所顯現。法國創業者AdrianJohnson感概道，“他們更希望聽一個成功的醫生或者是在巴黎銀行工作的成功者來演講，至於一個奇葩小子的創業故事……哦不，什么玩意兒!他們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聽到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呢。”

據道瓊斯統計數據顯示，全球估值超10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中有6個分布在美國，2個在亞洲，而這個數字在歐洲卻是零。惟一令其不至於過於難看的是，歐洲最大創業公司Spotify在完成最新輪融資後市值終於要達84億美元。

法國長途拼車網Blablacar創始人Frédéric Mazzella感歎道，“在去斯坦福大學之前，我從未想過會成立自己的公司。”

畢業於精英學院巴黎高等師范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FrédéricMazzella此前被公認為將仕途光明，因為巴黎高師一直被視作通往大企業和政府機關的陽關大道，而在這樣一座世界聚集著全球一流數學家和工程師的地方，畢業放棄大企業而選擇高風險創業之路的人也是屈指可數。

“一旦你進入了這類學校，你的職業道路便已被預先鋪設好了。”Frédéric Mazzella略帶無奈地指出。

對此，法國知名風投MarieEkeland就表示，歐洲名校樂於灌輸學生“積極競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理念，“而互聯網卻是一個充滿分享和合作、嘗試與失敗的世界，這與他們的整體理念背道而馳”。這個道理放之於德國也同樣適用，“保守而低效”或許是對這種拒絕高風險行為企業的最佳形容。

而從政策設計方面，不少創業者也認為歐洲和美國存在著差異，而這種差異也阻礙了人們的創業積極性。

安德魯·傑羅薩認為，和美國或中國相比，歐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的單一市場，剛創業的小公司想要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非常困難。“在美國，如果你在西雅圖創立一個公司，可以立即獲得進入全國市場的渠道。而在歐洲，一家在裏斯本注冊的企業只能獲得葡萄牙的市場，而不是整個歐洲市場，歐洲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稅收、勞工政策，還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障礙。”

對此，揚·伊列克有著強烈的同感。自己剛開始工作時，是在克羅地亞最早專門經營互聯網廣告的公司擔任項目經理，之後出來單幹創業，推出克羅地亞第一款瀏覽器Pogodak.hr。

揚·伊列克表示：“在克羅地亞，和在世界上每一個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擁有奮發努力、聰明能幹、富有創新精神的年輕創業者，他們擁有極好的創業構想，利用非常少的資金建設他們的項目，但當他們需要在克羅地亞進一步融資時，他們就‘撞牆受阻’了。”

“於是他們收拾行囊，離開克羅地亞，其中大多數人會投奔某個初創企業加速器，如果他們抵達美國，那么他們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

揚·伊列克無奈地表示。

正如揚·伊列克所言，克羅地亞已經誕生出諸多有前途的初創項目，包括生產電動超級跑車的裏馬克汽車公司(Rimac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創業大賽(World StartupCompetition)上奪冠的農場智能雲管理軟件提供商Agrivi;農場雲端管理服務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嬰智能可穿戴產品生產商Bellabeat。但是現在，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國。

業內人士指出，美國市場擁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化優勢，就是歐盟市場呈現的分裂狀況。在歐洲，一個企業對企業(B2B)項目想要用本土員工來覆蓋整個歐盟，就需設立足足28個辦事處，而且面對的稅收制度和法規各不相同。

而另一方面，歐洲大陸的風險投資行業也是四分五裂。風投企業只能幫助本土的初創企業，而美國的那些風投則不同，他們在一個大一統的美國市場裏扶持著一系列初創企業。

“在克羅地亞，我們沒有任何當地的風投基金。”伊列克表示，“最接近我們的是斯洛文尼亞風投基金——RSG資本(RSGCapital)。就他們在種子和A輪融資中投資的金額而言，他們高於歐盟平均水平。但他們只能涵蓋幾個最令人感興趣的項目，而這些項目最終也遷往美國。”

除此以外，歐洲普遍推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在歐洲辦企業需要支付高稅收和人力成本，業內人士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歐洲的競爭力，抑制了創新和創業活力。

以法國為例，那些看似對創業有利的公共機構服務過程複雜、冗雜且不穩定。在相關機構提交創業申請需要耗費很長時間，這些機構始終質疑創業者的目標、計劃、資金問題等。而且法國的規章制度和稅務大環境對創業者們來說很不穩定。比如，法國總統奧朗德上台僅一年後，增值稅的相關規定就更改了4次。

而安德魯·傑羅薩此前所提及的官僚主義也是影響創業環境的一大弊端。在法國，大企業集團和中小企業處在兩個世界，他們之間缺少交流、缺乏合作。這樣的“脫節”根源於社會：大集團的老板們通常從法國公共職能部門直接空降進企業，出任領導層，而中小企業的老板們基本都是白手起家的實幹家。

對於這種“脫節”，業內專家指出會導致了兩個直接後果：首先，大集團和新企業間人員往來甚少。然而事實表明，成功的創業公司都收納了一名或幾名從大集團裏出來的員工甚至是整個部門。這也在情理之中。大集團的工作人員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管理上都有豐富的經驗，同時他們有一定的資金可以用在創業領域裏，而之前在大集團中可能受制於企業優先發展戰略而無法一展拳腳。

而第二個直接後果是，大集團很少或根本不會收購新創業的企業。不過一般情況下被大集團收購的創業公司也會由此得到新雇主的技術、技藝。不過在法國收購創業企業的公司沒有工業買主，特別是在技術領域。因為像阿爾斯通這樣的技術大集團越來越少，他們的決策中心不再設在法國。這種“脫節”讓創業企業付出高昂代價。

好在，一些歐洲大學畢業生已經認識到，老牌企業的飯碗未必比一家手遊公司的“饅頭”金貴，眼瞧著越來越多的人成功拿下天使投資、開始創業，已經開始有人願意放棄鐵飯碗“冒險”了。而一些歐洲國家也正在逐步擺脫這種保守的“反創業思想”。

雲數據公司Compass從全球1.1萬家創業公司搜集數據，並對200名企業家進行了采訪，再結合其他第三方數據，彙總出了創業生態最佳的全球城市排名。盡管不出意料前20有一半的上榜地區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但歐洲大陸中的倫敦、柏林、巴黎、莫斯科、阿姆斯特丹5

座城市也在其中。並且，單看創業環境增長指出，柏林為10，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

然而，考慮到創業氛圍、人才基礎、資本基礎等因素，短時間內美國矽穀的地位仍是難以撼動的。

矽穀開啟了科技創業的大門，車庫創業迸發出的創造力點燃了全球創業者的創造力，從而將矽穀打造成了一個科技創業的聖壇。

然而，矽穀之所以經曆了那么多年依然是創業者的聖地，那正是因為它也在不斷地隨著市場需求而改變，最初的模式已然成為曆史。

專業人士指出，城市化是創業社區的一個大趨勢，城市裏有著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資源、更大的市場，是創業公司成長的理想之地。如今，越來越多的創業公司開始迅速地離開鄉鎮地區，更加緊密地圍繞在大城市周圍。就連矽穀本身也意識到，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多中心創業生態”正在全球醞釀發酵，矽穀附近的創業公司，也開始向舊金山市中心轉移。但這對於倫敦、柏林、巴黎等金融中心城市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假定都基於同樣可靠的經營理念，是什么使得一家美國初創企業比一家設在歐洲的初創企業更有價值呢?

歐洲正成為創業的樂土，好幾個孕育創業活動和創業潛力的搖籃在這塊大陸上逐漸成形，但那些初創企業時常因缺乏創業投資而受阻，或者被迫遷往美國，繼續他們的發展軌跡。

這個情況一直困擾著克羅地亞企業家揚·伊列克(JanJilek)。身為互聯網廣告網絡—廣告網(Ad-net)的負責人，他多年來一直對大西洋兩岸在初創企業發展機遇方面存在差距感到失望和不滿。

對於那些沒有意識到這個差距的程度的人，他提出了如下這個比喻：

這就像是一場美國與歐洲之間的賽車，比賽的距離和賽段都相同。美國汽車得到多一倍的汽油(各輪融資的資金規模較大)，而且可以使用高速公路。歐盟汽車必須使用鄉間小路(美國的一個市場相對於歐盟的多個市場)。此外，高速公路還設有更好的道路指示系統(獲得風投、監管框架的幫助)，那些幸運的歐盟初創企業最多只能走到第三賽段(被收購)，而美國初創企業則可以走到第四、第五賽段，有些甚至完成比賽(首次公開募股)。

“歐洲的一個創業構想要想在全球范圍內與相同的美國創業構想相競爭，他們需要相同數額的資金。事實是，歐洲初創企業平均獲得的資金要比美國初創企業少50%。”伊列克如是說。

而這個成長期融資是關鍵。足以自誇享有全歐洲最豪華的種子和A輪融資的瑞典就是個典型例子。流媒體音樂服務平台Spotify、沙盒遊戲《我的世界》(Minecraft)開發商Mojang以及熱門手遊《糖果粉碎傳奇》(CandyCrush Saga)開發商王者數碼娛樂公司(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都發源於瑞典。

他說：“美國的初創企業可以測試和轉型，他們甚至可以犯錯誤。但相比之下資金少50%的歐洲初創企業無法進行同樣程度的冒險。他們不得不力求‘穩妥’，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而且如果他們犯了哪怕一個錯誤，那對於他們來說很可能就玩完了。”

真正的沮喪來自於如下事實，歐洲正在對本土天賦極高的創業者產生很大的吸引力。

伊列克自己剛開始工作時，是在克羅地亞最早專門經營互聯網廣告的公司擔任項目經理，之後出來單幹創業，推出克羅地亞第一款瀏覽器Pogodak.hr。

他說：“在克羅地亞，和在世界上每一個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擁有奮發努力、聰明能幹、富有創新精神的年輕創業者，他們擁有極好的創業構想，利用非常少的資金建設他們的項目，但當他們需要在克羅地亞進一步融資時，他們就‘撞牆受阻’了。”

“於是他們收拾行囊，離開克羅地亞，其中大多數人會投奔某個初創企業加速器，如果他們抵達美國，那么他們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但許多人前往美國的計劃都會遇到重重困難。”

克羅地亞已經誕生出諸多有前途的初創項目，包括生產電動超級跑車的裏馬克汽車公司(Rimac 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創業大賽(WorldStartupCompetition)上奪冠的農場智能雲管理軟件提供商Agrivi;農場雲端管理服務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嬰智能可穿戴產品生產商Bellabeat。現在，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國。

美國市場擁有的一個重要的差異化優勢，就是歐盟市場呈現的分裂狀況。在歐洲，一個企業對企業(B2B)項目想要用本土員工來覆蓋整個歐盟，就需設立足足28個辦事處，而且面對的稅收制度和法規各不相同。

歐洲大陸的風險投資行業也是四分五裂。風投企業只能幫助本土的初創企業，而美國的那些風投則不同，他們在一個大一統的美國市場裏扶持著一系列初創企業。

為了能夠適當擴大規模並且與其他初創企業競爭，歐洲初創企業的估值需要提高，但在規模較小的國內市場啟動意味著人氣和收入都要少得多，而在整個歐盟市場上擴大規模也困難得多。

“在克羅地亞，我們沒有任何當地的風投基金，”伊列克說：“最接近我們的是斯洛文尼亞風投基金—RSG資本(RSGCapital)。就他們在種子和A輪融資中投資的金額而言，他們高於歐盟平均水平。但他們只能涵蓋幾個最令人感興趣的項目，而這些項目最終也遷往美國。”

“為了獲得資金，我不得不讓風險投資者相信，我有能力將創業設想轉化為現實。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相信我;要相信我，他們必須了解我，要了解我，他們必須花時間和我相處，而如果我不是他們的隔壁鄰居，那么這點是很難做到的。”

對於歐洲而言，另一個可能更大的問題是歐洲缺乏互聯網企業的IPO。由於沒有多少數據可以用來分析，投資者完全變得更加厭惡風險。

相反，美國擁有數量更多的投資分析師，在科技行業投資方面擁有更多的經驗，並且更加注重業績增長。他們更加理解與投資科技公司相關的風險，並且對這種風險加以相應定價。

伊列克問：“選擇在哪個歐盟國家IPO會最成功呢?如果我去英國或去德國，結果會一樣嗎?不，因為每個歐盟國家的監管環境都完全不同。歐洲IPO市場同樣是一個分裂的市場。”

要想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就需要釋放整個歐盟市場的潛力，以便初創企業可以在整個歐洲市場上擴大規模，獲得更好的營收並且聚集更多的人氣，降低風險投資者面臨的風險，由此風險投資者就會提高這些初創企業的估值。

這幾乎是個太奢侈的要求，但伊列克並不甘於接受這種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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