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文明古國，正在不間斷的競爭和合作中昂頭前進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經濟總量或許還不相上下，但伴隨著30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遠遠超過印度。眼下，當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作為另一個極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印度經濟卻看起來卻展現出異軍突起的態勢。於是乎，一些一向熱衷炒作“中印競爭”的西方媒體再次打出類似“‘印度龜’將超越‘中國兔’”的論調。

客觀來看，現如今印度經濟的成績單雖然靚麗，但只能說帶有“後來”特征，還夠不上“居上”的水平。由於經濟總量上存在差異，中國經濟每增長1%帶來的增量大體相當於印度經濟增長5%帶來的增量。不過，現如今中國經濟的減速已成為“新常態”，而印度經濟加速增長則成為“新趨勢”。如果“新常態”與“新趨勢”長時間並行，印度經濟相對中國來說“後來居上”也並非沒有可能。想當初，我們也不敢想象有朝一日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對印度經濟走向的研判恐怕也需要更為動態一些。

盡管印度經濟很有起色，我們也無需過度擔憂。現階段，印度經濟總量大體上只有中國的大約五分之一，其中，兩成的差距與中印兩國的人口差距相對應，而從另外八成的差距則源於中印兩國人均產出水平的不同。近期，印度經濟雖然發展比較快，但內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不僅貿易逆差越來越大，而且通貨膨脹水平也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下，印度要保持經濟加速發展的可持續性並不容易。事實上，如果有朝一日印度經濟真的能夠與中國並駕齊驅，對我們來說也不一定是壞事，到那時或將會看到更多的機會溢出。

面對印度經濟的崛起，同樣力求發展經濟的我們應該正確看待。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和印度同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體，印度經濟加快成長不可能不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我們希望印度經濟崛起能給中國帶來更多的機遇，但也要看到，中印兩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替代性。站在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再調整的高度看，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雁型模式並沒有完全過時，中國在前些年一直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國轉移接力進程中的“接棒者”，而目前來看，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到了要“交棒者”時刻。綜合各方面的條件，印度無疑是下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國轉移最理想的“接棒”者。

盡管印度經濟崛起對中國而言不乏競爭的成分，但更要看到，一個更大經濟體量的印度也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商業空間。固然，伴隨著莫迪政府上台後積極推進“印度制造”，印度制造業客觀上會強化與中國同行“搶飯碗”的能力，但換一個角度看，與一個擁有強大制造業的國家進行合作，中國制造業會尋找到更大的優勢互補空間，特別是在非傳統制造業方面的合作機會更多。若真能在非傳統制造業上對接成功，那么，即使中印兩國同行存在競爭，也不會僅僅限於“搶飯碗”，而是“搶飯盆”、“搶飯鍋”。為了芝麻大的利益爭得你死我活，對於中印兩國制造業都不是明智之舉。

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業尋求與印度同行在非傳統領域發展互利合作要突出重點，體現優勢，要結合中國的產升級拓展更多新的發展空間。相對而言，印度的基礎設施條件相對滯後，在不遠的將來恐怕會構成印度經濟發展的掣肘。與之相對應，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世界上很有影響力。目前，中國的鐵路建設水平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別是中國建設的高鐵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成功標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印兩國至少在鐵路建設領域能夠找到更多合作機會。據了解，目前兩國正在謀求重載運輸、火車提速、車站發展及能力建設等方面展開合作。

近一段時間，中國外貿形勢不樂觀，但中印兩國之間的貿易卻較為活躍。就中印兩國的未來合作前景而言，貿易空間看起來很誘人，中印兩國在投資、服務貿易、承包工程、技術合作等其他領域也不會無所作為。在整個世界經濟複蘇緩慢，中印兩國相關產業間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中印兩國貿易能夠逆大勢增長這個事實本身就釋放著強烈的信號，這就是在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印兩國間存在著更大的合作空間有待利用。如何將這種合作空間用好用足，則應當是中印兩國在未來發展過程中相伴而行的主基調。

中印兩國在很長時期裏都會繼續是一個以內向為主的國家，因為繁重的國內挑戰會吸引兩國的主要精力，內部問題會決定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印度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2012年的大面積停電事件，近期頻發的對女性的性侵醜聞，都在表明印度遠不像本國政治家宣傳的那樣光芒閃耀。這也決定了努力取得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成就，回應本國國民的期待，才是莫迪最重要的關注點。他也因此不會挑起與鄰國的對抗，而內部挑戰重重的中國也不會從與印度為敵中得到利益。

近年來，中印度(Chindia)的說法已在國際媒體中逐漸流行，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種遠景，與兩國關系的現狀不符。中印兩國有巨大的障礙需要越過，既要在政治上建立友好互信，也要讓經貿聯系發展到與兩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相匹配的水平。中印兩國有著多層次的交流機制，除了雙邊關系外，也開始通過金磚國家等平台加強合作。金磚銀行的設立就代表著兩國都有意願打破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格局，這種多層級的合作機制將進一步加強。

很多人都知道印度國父尼赫魯的雄心壯志——印度“要么做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銷聲匿跡”，這句話出自他所著的《印度的發現》。但仔細閱讀該書的話，會發現，書中充滿了對印中友好的憧憬。這也許說明，印度從一開始，就把構建與中國的友好合作，看成是與它自身的複興並行不悖的目標，而這恰好也是中國的心態。中國引領下的“一帶一路”希望將中印關係發展為“龍象之舞”，而非“龍象之爭”，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前所述，印度人口結構優勢並沒有形成經濟發展的紅利。發展程度上，中國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而印度只有3203美元，還沒有達到中等收入國家5000美元的底線;效率方面，中國每個經濟活躍人口2014年GDP為1.72萬國際元，高於印度的0.99萬國際元。教育方面，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而印度僅為4.4年;在各類教育的入學率上，特別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國都領先印度。這意味印度不能提供足夠技術熟練的工人對中國產業進行有效替代。

中國的人口紅利來自於內地民眾大規模遷移到生產力更高的沿海城市，人們轉移到工資更高，更具生產力的工廠崗位而不是務農。印度卻將國家視為一個大的內部群體的社會福利提供者，它通過農村就業保障計劃鼓勵農民繼續種田，而不是通過擴大商業和就業機會來保持社會穩定，但它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能否支撐其在新興國家中最為慷慨的福利計劃令人質疑。

印度“碎片化”式的政壇使政黨趨向於迎合選民而缺乏長遠的規劃。印度仍然是一個各邦具有獨特身份，中央政府相對弱勢的聯邦。選民們越來越不寄希望於中央政府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而經濟改革的動力越來越多地來自印度29個邦的首長，這加深了印度民主的隨意性，把經濟政策蛻變成了一種變化迅速的社會潮流。

印度的“世界辦公室”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可以互為依託。印度的經常帳戶赤字曾經也如同消費國美國一樣超過GDP的4%以上，並不是因為它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印度目前的製造生產(出口)能力低於資源和設備消費(進口)能力。近來歐美經濟緩慢復甦帶來軟件業需求的回升，大筆全球量化寬鬆資金從西方國家流入，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印度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仍持續繁榮，但它仍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通過借鑒或照搬領先國家的技術和管理工具，新興國家可以相對容易地縮小與富裕國家間的差距。但在達到某一點後，就需要開始依靠自身進行創新和發明。印度公共債務對GDP之比是70%，在發展中國家中處於最高水平，它已很難通過財政赤字投資拉動經濟，而是希望更多轉向消費與出口以促進增長。在這一基礎上，印度作為商業和高科技外包的世界辦公室，而中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工廠，兩國都擁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來為彼此提供需求，而“一帶一路”戰略顯然為彼此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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