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躋身於創新有活力的經濟體

經國務院批准，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將以“新時代的中國”為主題，圍繞邁向高質量發展、全球視角下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金融政策、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等一系列議題進行探討。

2018年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發展的新決策、新部署、新要求備受國際矚目。中國將如何與國際社會更好地溝通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在此間表示，以往論壇主要以經濟領域為主，今年將拓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領域。此次論壇是世界第一時間了解中國經濟形勢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國與世界雙向溝通，增進互信，凝聚共識，加強合作的重要平台。

張來明介紹，論壇將於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今年論壇的經濟峰會上，參會嘉賓還將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新時代的中美關係、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熱點議題展開深入交流。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的成功來自於務實

3月24日，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分享了他對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經驗的思考。

斯蒂格利茨對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贊歎不已，“中國不僅從集體經濟轉為市場化經濟，還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那么，中國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呢?斯蒂格利茨認為，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堅持務實主義。類似中國這樣的轉型，是全球從來沒有解決過的問題，無法直接借鑒過去的經驗。中國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一邊走，一邊解決問題。

第二是堅持制度創新。一個成功的經濟體，一定要有成功的制度。中國有很多制度創新，如價格雙軌制、合資企業等。

第三是堅持漸進發展。中國政府相信改革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在每一個十年，它的改革進程都會大幅改變。上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是合資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中國強調要推動創新經濟，讓大學的科研機構、新的私營企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指出，動態地調整政策和不斷學習非常重要，“一個階段的改革，意味著這一個時期的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並不代表下一個階段它依然有效”。他建議，中國一定要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動態地發展產業。

邁克爾·斯賓塞：為參與中國改革進程而自豪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能夠參與中國改革的進程，盡其所能幫助世界與中國聯通，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曆，他備感自豪。

斯賓塞認為，中國是國際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國家，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發展。在諸多領域，中國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維護多邊體系。如果大國之間只做雙邊協議，那小國肯定在夾縫中難以求生。第二，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可以幫助這些國家改善基建。第三，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很快，體量很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在升級。這種切入市場的能力，是正在追趕中的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第四是技術優勢。中國目前是技術的創新者，尤其是數字技術站在了世界前沿，引領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包括人工智能應用和機器人技術等。發展中國家需要切入到這些技術板塊，中國有能力去提供幫助。

斯賓塞認為，技術已經成為整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數字經濟領域，目前還沒有任何談好的框架或條約，這是一片空白。中國在保持貿易和投資開放的同時，需要審慎地考慮通過國際合作、國內監管等管理好這些技術，以防范數據泄漏等風險。

埃德蒙·費爾普斯：對未來克服危機保有信心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費爾普斯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針對“下一場金融危機有多遠”相關話題發表了看法。

2006年，埃德蒙·費爾普斯因其“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研究范圍涉及通貨膨脹、就業、經濟增長、儲蓄、稅收和價格等多個領域。其最重要的貢獻是經濟增長理論。

埃德蒙·費爾普斯認為，誘發經濟危機的因素很多，可能由極端的情況引發，也可能由意外因素變化引發。例如，經濟參數的變化、幹擾性事件或者貿易戰。當然，經濟危機還可能是市場情緒波動引起的，市場情緒不再樂觀或者加速悲觀，都可能引發經濟危機。而這樣的情緒變動形成預期很可能只是猜測。經濟危機不一定引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表現之一是銀行危機，其特征是銀行資不抵債，導致存款的擠兌和銀行倒閉。

未來一定會有一場經濟危機嗎?埃德蒙·費爾普斯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表示，盡管下一次經濟危機必將發生，但並不意味著未來的經濟危機一定會帶來金融危機。埃德蒙·費爾普斯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經濟還在健康、可持續地發展，未來還要經曆很長時間才可能遇到經濟危機的部分誘發因素。如果未來經濟遭遇另一場危機，他對全球經濟體克服危機、繼續健康前行也有信心。

埃里克·馬斯金：解決貧困關鍵在提升技能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不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時代，在以前也有過全球化，但這次的全球化是不一樣的。”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馬斯金認為，本輪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分工，並沒有很好地解決貧困問題。主要表現在本輪全球化把無技能的人排除在外，尤其是農村的勞動力未能從全球化分工當中受益。

有人認為，國際貿易可以解決貧困問題，理由是比較優勢理論。國際貿易能夠讓發展中國家專注於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而生產這些產品可以利用低技能工人。這樣，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就會有所增長，貧困問題就解決了。埃里克·馬斯金對這種判斷表達了不同見解，“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很多低技能工人發現自己工資停滯不前，大部分國家的不平等在加劇”。

“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生產，即使可以停止，效果也適得其反。因為全球化生產已經帶動了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埃里克·馬斯金認為，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在於，提高底層工人的技能，讓他們有更多機會獲得全球化生產的工作。

埃里克·馬斯金建議，政府應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培訓的投入，對私營企業加大補貼，鼓勵企業培養技術工人。只有給農民“賦能”，讓他們獲得謀生的技能和工具，進入全球的勞動力市場，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

羅伯特·席勒：“中國夢”激勵個體創造力

3月2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席勒參加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題為“中國夢和美國夢”的深度對話。

席勒表示，敘事經濟學是傳統經濟學家關注不多的領域，但諸如“中國夢”“美國夢”這樣的敘述或話語卻對市場運行和大眾經濟行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他非常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認為這鼓勵了個性化發展和個體創造性，營造了樂觀的情緒和自信的態度，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席勒認為，習近平主席為“中國夢”賦予了更多的生機和活力，將個體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相連接，也刺激了中國的消費熱潮。他還特別指出，習近平主席在剛剛閉幕的中國兩會上強調，新時代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新時代的見證者、開創者、建設者。

席勒介紹，“美國夢”的概念最早出現於20世紀早期，美國人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1931年在其所著的《美國史詩》中第一次用到“美國夢”，但直到他去世之後，這一概念才真正開始流行。席勒認為，“美國夢”和“財富夢”雖有交叉，但並不一致，“美國夢”並非關於房子、汽車或是高薪的夢想，而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共同夢想。席勒認為，不應將“中國夢”和“美國夢”相互對立，兩個夢想有著相似性，應該嘗試共同成就。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人工智能應讓所有人受益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其最知名的學術成就是針對勞動力市場和宏觀經濟間交互作用的搜尋和匹配理論。由於在市場搜尋理論和宏觀經濟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於2010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人工智能時代的產業轉型”分會場上，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表示，從蒸汽機、電力、柴油發電機到現在的人工智能，新技術總會給生產帶來顛覆性的影響。引入新技術後，要確保它所帶來的益處能夠在經濟中比較平衡地分佈，而不是只讓部分人受益。

人工智能將給普通人帶來哪些影響?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表示，很多經濟研究發現，在人工智能時代，循規蹈矩的、重複性的工作將會消失，需要技能的工作將會得以保留。“例如在銀行，出納員這個崗位會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以關係為主的銀行服務則需要人來完成，比如推薦理財產品。”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認為，在高技術性的、高創造性的行業以及服務業，人工智能無法替代人類發揮作用。

在談到人類應該如何應對來自人工智能的挑戰時，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指出，企業會自行調整業務，加強對新技術的應用，以保持自身的競爭力，政府也應積極與企業進行合作。對於每個個體而言，則需要確立終生學習的理念，積極擁抱新技術。這樣一方面人們可以更好地適應新的技術環境，另一方面社會對新技術的接納程度也會大幅提高。

詹姆斯·赫克曼：要更多地關愛“留守兒童”

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他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等研究機構和院校有著很多合作，非常關注中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中國基尼系數雖然在下降，但仍處於較高的水平，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導致大量勞動力流向城市。與此同時，約佔農村兒童總數30%的留守兒童無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訓。

赫克曼指出，盡管“留守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留守兒童”在父母陪伴和教育方面顯然有所缺憾，這種缺憾可能進一步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甚至帶來代際之間更大的不平等。政府應該從政策角度，努力為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機遇，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各國(地區)的研究大都表明，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參與教育的意願和有效性等家庭因素，對孩子的成長有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從3歲左右就有所體現，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越來越明顯，還將導致城鄉發展的持續不平衡。

赫克曼還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說明，加強早期教育投資將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工作態度產生深遠影響。實驗表明，通過為貧困地區孩子增加營養和定期家訪這種低成本且可行性高的方式，教給孩子母親更有效的教育方法，益處非常明顯。

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同時亮相，還有數十位來自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大咖與中國的經濟學家交流對話，話題涉及中美關係、金融危機、中國改革、人工智能、全球貿易，這無疑是一場思想盛宴，也凸顯了中國的開放、自信和“中國故事”的吸引力。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金融改革助力高質量發展

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在談到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時表示，在改革中處於核心位置的是金融部門的改革，今天中國的金融部門的面貌與最早的單一銀行體系不可同日而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眼未來，中國需要多樣化、與世界實現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也需要更好的金融監管體系來保護儲蓄人的資金。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肯定了中國為維護金融穩定而採取的改革措施。她表示，中國的經濟體系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風險，在金融領域加強風險管控非常重要。來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增長應該更少地依賴國內的刺激，這就允許中國能夠實行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使經濟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說，針對信貸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中國近年來實行了更加宏觀審慎的金融監管，尤其是在房地產信貸方面。此外，中央政府逐漸收緊地方政府借貸，盡可能減少地方政府的風險。

如何對中國的金融部門進行進一步改革，以使其更好地支持中國的發展目標?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中國要進入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即高質量發展，就需要更高的生產率、更多的創新、更多的包容性和綠色的增長。金融部門在這當中大有作為。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說，中國充分了解提升生產效率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作用。商業金融機構必須基於商業原則做出決定。未來中國需要建設更加平衡的金融部門，對於中國向外國金融機構開放市場的決定，世界銀行表示非常歡迎。

長古里亞：財稅改革成果令人矚目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中國間接稅改革的目的是讓稅收制度更加高效、透明，以增值稅的方式來替代其他的稅種，目前這一改革的結果令人矚目。

古里亞表示，增值稅改革是中國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從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朝著更多創新和技術驅動的經濟結構轉型的支柱之一。目前，中國啟動了新一輪稅收改革，包括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值稅體系的進一步推開等內容。這些理順整個監管體系的舉措，是為了適應財稅改革需要。

古里亞認為，近年來，中國在財稅改革領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仍有很多工作要開展。一是要取消剛性兌付。二是需要加大公共支出，同時進行平衡。三是要進一步消除不平等，進一步深化和推進財稅改革。

在談到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中最關心的問題時，古里亞表示，推出增值稅改革已做得非常出色，目前正在簡化，值得繼續關注。稅收的作用之一是調節資源的配置效率，中國有很大的潛力去運用好稅制，為國庫增加收入。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建立運轉有效、現代化的、平等的財稅體系，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多層級的協調。例如，中央和地方協調、稅制協調等。

古里亞認為，從世界范圍看，國家稅制發展的趨勢是建立有競爭力、現代化的累進式稅收體系，具體表現為所得稅減一點，更多地引入房產稅、汙染環境稅、增值稅等稅種，這是各國稅制改革的大方向。未來，這一趨勢可能會影響中國的稅制改革設計思路。

中尾武彥：發展中國家可受益中國經驗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中國在過去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經濟增長給人民生活水平帶來的積極變化。根據中國經驗看，經濟發展需要8個關鍵條件：一是投資基礎設施。二是對健康、教育的投資。三是宏觀經濟的管理。四是開放的貿易環境。五是良治，以及公共部門的有效運作。六是社會包容。七是一個明確的未來願景。八是政治的穩定、安全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

中尾武彥表示，中國一直致力於提高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包括電力和交通領域。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也讓中國能更好地實現經濟發展。中國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並決定建立市場經濟體系，這種決心及之後的行動非常堅毅。中國最近的5年規劃為發展指引出明確方向。

中尾武彥認為，在看到中國發展成績之餘，也不應忽視中國未來面臨的三個主要挑戰：不平等加劇、氣變和環境挑戰、老齡化。中尾武彥認為，中國新時代的發展面臨很多挑戰。解決這些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強調宏觀穩定、有效的市場配置，這是前提條件。

中尾武彥表示，相信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戰略能為高質量的發展奠定基礎。如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跟40年前不能同日而語。中國在工業、商貿、金融、文化、地緣政治和其他國際事務上都有非常重要的話語權。由此，全球會有比較高的期待，期待中國在很多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尾武彥認為，中國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夠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經驗過程中贏得他人的尊敬。

帕斯卡爾·拉米：“引進來”和“走出去”沒有矛盾

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的活躍人物，在多個場合的發言廣受歡迎。如何評價中國的雙向開放，拉米表示，“引進來”和“走出去”這兩項工作之間沒有矛盾，換句話說，中國追求自身經濟的發展和增長與懷有更高責任感的“走出去”並不沖突。中國的經濟增長依然需要通過國際市場的力量來推動，中國非常需要和世界各國建立更穩固的關係。

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內和國際問題已沒有明確的界限，中國解決國內問題的努力會帶來國際化的影響。拉米認為，在社會保障方面，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福利保障體系，是中國減少貿易順差的前提條件，它不只是單純的貿易問題，更是一個宏觀經濟的問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努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如此，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拉米看來，中國的關稅水平仍然有降低的空間。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區差異很大，某些領域的關稅水平依然比較高，比如化工、石化產品等。在工業和制造業領域，中國的關稅水平跟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確實較低，但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依然較高。在進一步擴大開放過程中，關稅不是唯一的障礙，需要對關稅和非關稅措施進行全盤考慮，例如進一步開放公共採購市場、在投資領域堅持對等原則，確保各國的制造企業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

去年，中國經濟表現超預期，不僅經濟增速在連續6年下降後首次小幅回升，呈現出趨穩的態勢，經濟結構優化、企業效益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等也都亮點突出。高質量發展的主旋律、開局向好的成績單，又讓今年“看多”中國的聲音更加響亮。

綠色理念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也帶給企業更多市場機遇。“每一次到中國都會更加堅定在華投資的信心。”荷蘭皇家殼牌公司首席執行官范伯登坦言，“中國宏觀政策的穩定性給企業吃了定心丸，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闡述，與殼牌對改善能源管理的追求是一致的，我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好，我們在華業務也會發展得更好。”

創新戰略為中國商業模式的創新和市場空間的開拓，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僅創造出新增長點，更改變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說，多年前，規模生產的卓越能力吸引蘋果來到中國。而現在，中國不僅以高質量制造著稱，更前所未有地引領創新。“隨著中國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實施，全世界正目睹中國的創業和研發實力。中國不再只是簡單的制造，更承載著夢想。”庫克表示。

對諾華集團首席執行官萬思瀚而言，中國的改革力度與創新速度一樣，讓人印象深刻。“中國‘放管服’改革的力度令人欣喜，特別是在縮短新藥審批時間上，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用創新來推動發展的決心與實幹。”

“隨著改革開放全面深化，中國為全世界在動蕩中擺脫平庸、探索出路提供了信心，並且也將在未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構建全球治理體系做出重要的思想貢獻。”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說。

“改革開放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之源，也必將是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成功之路。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可以預期，中國必將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為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也將在這個過程中與世界實現互動共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說。

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公平的市場環境是依托。“中國已經躋身於創新有活力的經濟體。讓社會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等，對中國實現更高質量的工業轉型以及創新增長意義重大。”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表示，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對於效率、創新與可持續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托。“我相信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戰略能夠為高質量的發展奠定基礎。”

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開放的發展理念是基石。“商業界一直主張市場開放的理念。只有開放，創新創業精神才能夠茁壯成長。最強大的公司和經濟體都是開放的，人們和思想的多樣性使得他們更加繁榮。”蒂姆·庫克說。

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指揮棒”要及時調整。“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不斷提高人民福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水平。GDP只是手段，並不是獨立因素。”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經濟績效的衡量標准應考慮到經濟發展質量，比如環境保護。要衡量中國今後的增長，不要僅看GDP，更要通過新手段，要有一系列全套的矩陣式的衡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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