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面向未來的綠色發展

海關總署會同口岸管理各相關部門日前出臺《提升我國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措施(試行)》，提出18條針對性舉措，進一步優化口岸營商環境，提升我國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

其中，在優化通關流程方面，推出取消海運提單換單環節、加快實現報檢報關“串聯”改“並聯”、加大擔保制度推廣力度、深化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推進跨部門一次性聯合檢查5項措施。

在降低口岸收費方面，包括規范和降低口岸檢查檢驗服務性收費、治理口岸經營服務企業不合理收費、繼續開展落實免除查驗沒有問題外貿企業(失信企業除外)吊裝移位倉儲費用試點工作3項措施。

在建立完善管理機制方面，主要採取建立口岸通關時效評估公開制度、建立口岸收費公示制度、建立口岸通關意見投訴反饋機制3項措施。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與中外嘉賓相約春天，共同觸摸新時代中國的經濟脈動，共謀新時代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同於以往，今年處於諸多曆史重要節點——改革開放40周年，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在這特殊的時間節點，國際社會對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有著更多的關切和期待，這也使得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吸引了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近百位跨國公司全球負責人，以及眾多國際組織的負責人。

經曆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單就經濟而言，遙想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甚至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從小崗村農民的“紅手印”、蛇口開放的“試驗田”，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推向縱深。40年過去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去年人均GDP達到9480美元。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驚歎：“過去39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5%，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這在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

過往業績不是未來業績的保證，這是流傳於美國華爾街的一句名言。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描繪了今後30多年的發展藍圖。如何將藍圖變為現實?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表示，“不可能簡單點擊個複制按鈕就能在未來40年再現過去的發展奇跡”。為把藍圖變為現實，中國要全面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能，推動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聚集，使創新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要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高的目標要求、更有力的舉措推動全面開放，加快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新時代的中國，將矢志不渝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全國兩會剛剛結束，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決策、新部署、新要求備受國際社會矚目。與會的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各行各業領先企業的高管們，已敏銳地捕捉到了《政府工作報告》的核心信息。如，中國將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國將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中國將進一步拓展開放范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佈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在這實施“十三五”規劃關鍵的一年，中國將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並創造更有吸引力的營商環境。中國在開放條件下推進新一輪經濟轉型，將為全球企業創造新機會，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發展相互依存。誠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所言，“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中國，將與世界共贏”。

“要堅持質量高、效率優先的原則，不再以GDP論英雄，不過於在意短期經濟增長速度的起伏。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增強供給體系的彈性，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調發展的產業體系。”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對中國經濟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進行了闡釋。

楊偉民說，所謂的高質量發展，簡單說就是能夠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今後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一個根本要求。中國將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准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六大體系。中國經濟要立足於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緊密結合，金融和實體經濟緊密結合，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經濟結構緊密配合。要以產權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以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為目標來提升中國經濟的質量。

楊偉民說，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方面，基本方向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要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不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在法律上都要一視同仁，在政策上都要平等對待。

“過去的30多年，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今後的30多年，我們也一定能夠再創造一個高質量發展的奇跡。”楊偉民說。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不僅是今年三大攻堅戰之一，也是全球普遍關注的重大話題。3月24日，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經濟峰會上，來自金融業的中外嘉賓，就“防控重大金融風險”主題，從金融業務、金融准入、金融素養等角度發表了各自觀點。

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表示，防控金融風險既要防范過度金融化，又要探索建立金融業的超級資產負債表。當前，應高度重視居民儲蓄率問題，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的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

易會滿認為，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不利於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將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抬高實體經濟整體融資成本，還會加大流動性風險，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對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應從戰略思維、宏觀調控、監管政策、市場引導等方面多維入手、未雨綢繆。解決這一問題，要回歸資管業務代客理財的本質，打破剛性兌付，要進一步加強互聯網背景下各種金融行為的規范，還要加快推動銀行資產證券化，積極應對負債出表。

針對近期輿論關注的金融控股集團風險問題，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李曉鵬表示，防范金融控股集團的風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清理不規范的金控集團，禁止一些金融機構通過關聯交易盲目擴張;要嚴格審查金融控股集團的股東背景，對金控經營者的管理能力和金控集團從業者的專業素質設置更高門檻;盡快出臺金控機構的監管標准和法律法規，明確金控的法律地位;在現行體制下，不宜過快放開對金控的准入，建議在全國范圍內選擇少數資本雄厚、管理規范、經營穩健、內部管理體系健全的金控集團進行試點，探索逐步推進經營的綜合化;支持金控集團推行混合所有制試點改革，有條件的金控集團可整體上市，支持金控集團補充資本金，支持符合監管要求的金控集團開展並購和資產重組。

在金融素養方面，安聯保險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奧利弗·貝特表示，防控金融風險應做好金融素養文章。金融素養包括各類金融機構的素養以及金融監管部門的素養。在防范金融風險方面，這兩方面素養均需要提高。在金融機構方面，要加強產品設計的透明度、安全度，讓投資者清楚地知曉、識別產品風險，還要通過教育和培訓等方式提高監管部門素養，增強識別和預防金融風險的能力。此外，要加強對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和投資者的風險防控教育，提升金融從業者的風險防范能力。

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是當前中國農村發展的兩個“關鍵詞”。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為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描繪了美好藍圖。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經濟峰會上，多位嘉賓就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話題發表了看法。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黨組成員夏更生表示，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不懈努力，中國減少了7.7億以上的貧困人口，到目前為止還剩3046萬。中國的脫貧攻堅，既解決了中國貧困人口的生存和生活問題，也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貢獻。

“距離2020年還有3年時間，解決剩下的3000多萬人的絕對貧困指日可待，主要問題是要提高質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認為，未來3年打好脫貧攻堅戰要注重“五大轉變”，即從注重全面推進幫扶向更加注重深度貧困地區攻堅轉變，從注重減貧進度向更加注重脫貧質量轉變，從注重找准幫扶對象向更加注重精准幫扶穩定脫貧轉變，從注重外部幫扶向注重外部幫扶與激發內生動力並重轉變，從開發式扶貧為主向開發式與保障性扶貧並重轉變。

葉興慶認為，2020年之後，中國的扶貧重點要從目前的精准扶貧，即讓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轉向緩解農村的相對貧困問題。要讓農村公共政策的紅利更多地流向低收入人群，這是2020年之後的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奮鬥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農村、農業、農民的支撐和貢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鄭之傑認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當務之急是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這是改變貧困地區落後面貌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基礎。

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認為，要鼓勵新時代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從事現代農業。不同於白領、藍領，有知識、有技能的新農民可以稱為“綠領”，因為他們主要從事綠色事業。要讓“綠領”一族成為讓城市白領、藍領羨慕的職業。

如何評價5年來中國的汙染防治工作?汙染防治與經濟發展有怎樣的關係?汙染防治攻堅戰中，企業又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本屆論壇上，與會嘉賓就這些話題展開了討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汙染防治工作得到極大推進。巴西淡水河穀公司首席執行官時華澤對此印象深刻：“中國在推動綠色發展方面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形成了史上最嚴格的環境保護計劃。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煤炭、鋼鐵等領域解決過剩產能，對促進綠色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有聲音認為，近年來，我國嚴格的環保要求遏制了經濟發展。對此，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表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是推動和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汙染防治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融合，密不可分。

“不管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這些重大戰略取得實效，都將極大緩解生態環境的壓力。經濟發展如果一開始就重視生態環保，將在結構、效率、效益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和提升，並且將為經濟的持續繁榮打下良好基礎。”趙英民說，“一些地方不重視環保，短期看，經濟指標好像很好，實際上這種行為犧牲了人民群眾的健康，最終在發展質量上欠了賬。”

要推動面向未來的綠色發展，企業應該怎么做?蒂森克虜伯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海里希·赫辛根表示，“很多公司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環保數據，但我認為這是企業的義務。要推動環保效果和企業效益同步改善，需要政府和整個行業積極擁抱新技術，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這是實現環境和效益雙贏的關鍵”。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戴厚良結合中石化近年來的業務轉型談了自己的看法。戴厚良認為，傳統化工產業既是能源的生產大戶，也是能源的消耗大戶，是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戰場，“化工企業應該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主動投身到綠色革命當中。要加快從被動治理轉向主動謀劃，早准備、早部署、早行動，推進汙染物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還應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產業，逐步從單一的傳統能源化工產業向多元、低碳、集成的能源化工產業體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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