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傳銷活動，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8月10日，國家工商總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下發《關於開展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從事傳銷活動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決定開展為期3個月(8月15日~11月15日)的傳銷活動專項整治行動。

近期，傳銷組織活動猖獗，利用各種渠道和手段利誘欺騙有關群眾誤入傳銷騙局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引起了社會廣泛關切。工商總局等四部門決定聯合開展這次專項整治行動，進一步打擊傳銷活動，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通知》要求，充分認識依法打擊傳銷工作的重要性，特別是打擊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從事傳銷的違法行為，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社會和諧穩定大局，對平安中國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重點工作，《通知》作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嚴厲打擊、依法取締傳銷組織，加強對傳銷重點區域的排查清理，對聚集型傳銷易發、多發區域，全面反複清查，完善防控、遏制措施，堅決查處一批傳銷組織和傳銷骨幹。對打著“創業、就業”的幌子，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誘騙求職人員參加的各類傳銷組織，堅決鏟除。二是加強對重點招聘平台的排查，壓實平台企業的責任。嚴肅處理傳播涉傳信息的企業、組織和個人。三是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重點做好大學生和求職人群的教育引導工作，增強人們對傳銷活動的防范意識。

專項整治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各部門要根據職責對招聘過程中的涉嫌傳銷活動進行摸排，督導企業自查自糾。第二階段，開展集中整治行動，全面分析研判外地人員在本轄區聚集開展傳銷活動的形勢，嚴厲打擊打著“創業、就業”的幌子，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欺騙在校學生參與傳銷、限制學生人身自由的傳銷組織;集中力量查處誘騙學生參與傳銷的大案、要案，嚴懲組織者和骨幹分子，摧毀傳銷網絡;依法查處直銷企業違規招募在校學生的行為;嚴格規范線上線下發布就業信息的經營行為，嚴肅處理傳播涉傳信息的網站，嚴厲查處虛假違法廣告;加強出租房屋管理。第三階段，及時對開展傳銷活動專項整治工作進行總結，並建立健全長效機制。

《通知》要求有關各部門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完善部門間傳銷信息互通會商制度，做好分工協作，形成打擊傳銷工作合力。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要嚴厲查處傳銷違法案件，加強對防范傳銷的宣傳，提高包括大學生在內的求職人群遠離傳銷、拒絕傳銷的能力。人社部門要嚴格規范招聘企業的經營行為，查處相關違法行為;增強大學生等特殊求職人群在求職過程中對傳銷的識別能力和防范意識。教育部門要加大對在校學生就業指導教育力度，防范傳銷，協助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公安部門做好涉傳學生的說服和勸返工作。公安部門要加大對利用招聘活動進行傳銷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快偵快破重點案件。

《通知》還要求各地牢牢把握輿論導向，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等宣傳資源，發布警示提示、反傳銷公益廣告，公布典型案例，揭露傳銷活動的違法犯罪本質、慣用手段和嚴重危害，及時發布預警提示短信，警示教育廣大群眾拒絕傳銷、遠離傳銷，避免被不實“招聘”誘騙參與傳銷，教育群眾樹立正確的致富觀念，宣傳打擊成果，增強群眾的法律觀念和防范意識。

美股交易時段，數家入駐中國的直銷企業股價大跌。康寶萊(HLF)收跌5.25%，創3個月新低;雅芳(AVP)收平，盤後下跌2.17%;如新(NUS)收跌7.45%，創兩個半月新低;優莎娜(USNA)收跌7.48%，創四個月新低。

中國區的業務對這些企業至關重要。如新超過30%的營收來自大中華區，優莎娜20%的營收來自中國，康寶萊也有11%的營收來自中國;而最早以傳銷形式進入大陸市場的雅芳，在中國已經走過了27個年頭。

去年7月，美國減肥產品制造商康寶萊公司宣布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達成和解，將支付2億美元罰款，並重組其美國業務，以避免被定性為層壓式推銷(傳銷)機構。

從事反傳銷工作11年，李旭見過各種各樣陷入傳銷的受害者。

在這棟三層小樓裏，一樓吃飯接待，二樓是寢室，三樓辦公，最多的時候，來了五六撥求助者，整棟樓裏擠了三十個人。

李旭把地下室騰出來，提供給上門的求助者暫住，受害者的家人在一旁看著，將其手機沒收，不讓他跨出協會大門，“有時候也要采取一些傳銷用的手段。”但他認為，傳銷組織拿手機是為了蒙蔽和欺騙，而在反傳協會，拿走受害者手機是為了斷絕其跟傳銷組織聯系。

李旭以前把自己的辦公地稱為“戒傳所”，主動找上門的傳銷人員通常都是被家人騙過來的，甚至有被綁過來的。剛開始聊天，李旭會隱瞞自己的身份。很多傳銷人員被帶過來，互相交流，“交叉感染”，更容易知道自己被騙了。

找上門來的幾乎都是受害者的家人。李旭提前打好招呼，勸說過程中需要“軟硬兼施”，在他那間專門設置的勸說屋裏，經常有激烈反抗和半夜哭鬧的受害者，曾有人因為反抗被勸說而自殘，絕食，撞牆。在他勸說過的人中，有20%的人曾出現過強烈的反抗行為。

遇到抵觸情緒強烈的傳銷人員，不聽不聊，李旭經常遇到的情況是被人攆趕，甚至被拿刀威脅。

按發源地域劃分，李旭把傳銷分為北派和南派：北派屬於異地傳銷的初級版，表現為吃大鍋飯、睡地鋪，條件比較簡陋，而且集中上大課。把人控制住了不讓走，以2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大學生居多;南派傳銷屬於異地傳銷裏面的升級版，相對來說來去比較自由，吃住條件比較好，住一些高檔小區，主要騙的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左右有獨立經濟能力的人。

李旭的反傳協會有80%的任務針對南派傳銷。家人和協會成員一起把受害者約到賓館進行勸說。如果是北派傳銷，李旭通常采用“釣魚”的方式，等傳銷人員邀約家人或朋友發展下線的時候，他在現場蹲點，直到目標出現再將其控制住。

2005年8月，國務院發布《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再次明確傳銷活動在我國的非法性質，並為傳銷行為做了定義，明確了查處措施和法律責任。

第二年，李旭開始反傳銷工作。李旭回憶，2006年，他剛開始反傳銷時，單槍匹馬，跑遍全國各地對傳銷受害者進行勸說和解救。

同一年成立反傳聯盟的還有淩雲。2006年，他剛上大學，一個朋友加入了傳銷組織，他開始每天查詢傳銷方面的信息，相關的法律法規，新聞報道和典型案例。後來，他把收集到的資料發給了這個朋友，朋友才離開了傳銷組織。朋友向他描述，傳銷組織裏的人都是在校大學生、農民工和下崗工人。

學習行政管理專業的淩雲在網上建了一個QQ群，“出發點是防范學校學生的傳銷。”後來各種各樣的人湧進了這群裏。

淩雲的第一次解救行動是在2008年的“五一”。

當時，他還是一名大學生，來自山西、河南、山東的家屬同時找他幫忙，對方訂好票後他就出發。在火車上站了十幾個小時候才到達目的地。“這幾個傳銷受害者都是在校大學生，家人阻止的時候都采用極端方式，比如喝農藥自殺。”淩雲回憶說。

最初，每次解救，淩雲都是只身前往。曾經在河北保定解救一個在校女大學生的時候，傳銷組織的人員發現了淩雲，派了30幾個人在大街上追趕他。

那幾年，反傳銷的隊伍還在繼續壯大。2007年，工廠老板蔣德勝得知身邊一個朋友從傳銷組織逃離出來後，他開始關注傳銷的事情，在網上查相關的課程，看朋友的筆記，意識到傳銷的洗腦“威力很大”。從那時起，他放下廠子裏的活兒，加入一些網絡反傳銷的群裏，專職搞起了反傳銷。

另一位反傳銷人士張東是從傳銷組織裏逃出來後轉向的反傳銷。

2011年，大學生畢業生張東離開傳銷組織後，掌握了他們的組織結構、生活習慣、運作模式和工資算法的基本漏洞，並加入了一家反傳銷組織。

解救過程中，他們通過跟蹤傳銷組織裏的“領導”，或者根據受害者家人朋友提供的照片來判斷位置。定位主要依靠科技公司，他們發給對方一個鏈接，只有鏈接被點開，他們才能定位。“我們前期要花很長時間摸清他(傳銷受害者)的興趣，再發一個他感興趣的鏈接。”對方點開後，他們根據定位在附近蹲守，跟蹤疑似傳銷的人，到了窩點後再報警。

每天，張東的團隊通過QQ群，百度反傳吧和天涯論壇接到的求助電話有200多個。最快的時候，他花了3個小時就救出受害者;最慢的一次用了21天。

反傳銷這幾年，張東遇到過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著僥幸心理，“以為孩子做一段時間就會出來了，不願意花錢找我們。”

李旭“反洗腦”的主要目的是拆穿傳銷裏的套路和騙局。

盡管每年勸說和解救上千人，不過李旭心裏清楚，很難判斷勸說是否成功。“就像醫院一樣，不能包治百病。”

每次勸說之前，李旭會試圖取得對方的信任，並不會提讓對方反感的“傳銷”二字，再講述自己的經曆，打破對方的心理防線。

接著他從數字上的漏洞入手，告訴受害者錢是如何分配，他為什么拿不到錢。再把相關的受害者資料展示出來，“一套流程下來，一般只需三四個小時候，受害者就開始意識到問題了。”

和李旭一樣，蔣德勝掌握了傳銷的所有套路。比如進門前先電話通知，是為了防止被外人察覺;組織上層和下層不住在一起，是為了方便分贓等。

從2007年開始，蔣德勝曾在深圳當地五六十個城中村和三四十個小區內，成功對100多名傳銷受害者進行“反洗腦”。

有一天，他接到一個求助者的電話，對方告訴他自己所在的傳銷組織“騙來的都是農村裏窮人”。蔣德勝為了取證，佯裝求助者以前工作單位的領導，進去傳銷組織裏“考察項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傳銷組織的運作模式，人員和資金規模。出來後，他到當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況，提交了材料。後來，派出所用了兩天時間把傳銷窩點“端掉了。”

從那以後，蔣德勝開始了解保險、直銷的課程，看心理學書籍，甚至參加基督教的活動，他發現，“洗腦方式都大同小異”，陷入傳銷裏的人都是在“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裏賭博”。

在遇到蔣德勝之前，鄭明敏還在傳銷組織裏做著賺取千萬元的美夢。

見到他時，蔣德勝並沒有告訴他自己的職業，而是從早上10點開始一直聊天，相繼推翻了他在傳銷組織裏接收到信息，持續到下午6點。一天下來，鄭明敏清醒過來了，“當時的感覺就像高考，覺得自己能考清華的，結果成績發下來，發現自己連地方的二級大學都考不上。”

後來，鄭明敏成了一名反傳銷志願者。像他這樣的受害者，蔣德勝救過上千個，分布於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承認自己也有失手的時候，一些受害者被勸說出來後，又被傳銷組織二次洗腦。

蔣德勝說，反洗腦過程複雜，需要根據不同年齡閱曆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案。過程分為兩部分，前期是從共同話題入手，拉近距離，目的是讓對方認可你的能力學識人品;第二步引入正題，將傳銷說辭理論現象融合到邏輯性很強的一套系統中。

淩雲勸導的方式，主要是剖析傳銷危害，分析其內幕，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現身說法的視頻。“工作兩到三個小時就可以讓他對傳銷的危害有一個深切的認知和體會。”他還專門寫了一本圍剿傳銷的書，研究各種各樣的傳銷形式、手法和動態。

和淩雲的做法不同，張東通常會讓受害者讀十遍涉及傳銷犯罪的刑法224條，再講傳銷裏的工資漏洞，他曾經用這個方法解救了徐洪。

徐洪在銀川的傳銷組織裏待了三個月後，家人發現他的異常，電話不接，也不透露工作地址，被洗腦後的徐洪成天想著把朋友也騙過去。家人找到張東，花了兩萬元錢，把他從傳銷組織裏救了出來。

張東把他帶到賓館，花了8個小時反複跟他講“刑法224條，傳銷裏面的工資算法、漏洞和傳銷的危害”。

解救過上萬人，張東承認，反傳銷是一個“灰色行業”。

之前有一次，他下定決心要退出這個行業，手機關機一周。後來開了機，求助者的短信塞滿了他的手機，最後他忍不住給求助者回了電話，又回到了這個行業。

在張東的反傳銷QQ群裏，每天有不少求助者慕名而來。求助者找上門，張東直接告訴對方，需要承擔他們在救助過程中產生的全部費用，包括車票、住宿、飲食、軟件定位的花費等。

幾百個求助電話中，他在確定有95%的解救可能性後，再和求助者談價錢。收費一般在2萬至4萬之間，具體收費標准根據難度來定，如果是在河北地區，“沒有打草驚蛇的”，收費兩萬左右。如果是福建、浙江、湖南一帶的暴力傳銷，收費可能會超過4萬。

救助結束後，張東會問對方是否願意捐助，“我們需要生活，金額他們自願定，有的捐一兩千，或者三五千，最多的捐了八千。”

2011年，蔣德勝和志願者一起創辦了中國反傳銷愛心互助網。“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沒有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所以我們一分錢的資助也沒接受。”但團隊人員在解救過程中，求助者遞過來的紅包他們並不拒絕。

李旭在北京有一棟三層辦公樓，一樓是餐廳，二樓是宿舍，三樓辦公和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屬。

一家曾經在李旭團隊待過的反傳銷互助網站的負責人王免回憶，這個行業存在隱形的暴利業務，“討債”是其中之一。進入傳銷組織一般要繳納費用，受害者被救出來後，組織也不會輕易退款。部分反傳銷人士會負責把錢討要回來，他們稱此為“討債”。

據他回憶，當時在團隊時候，撈人討債、定位在圈子裏存在都比較久。每次撈人討債的時候，李旭團隊從中收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提成。“這個錢基本上就是李旭那一層級的自己拿著，給下面團隊成員多少都是他自己安排。”

另外到各地的受助者家裏去“反洗腦”的工作時，會按距離收取差旅費，遠一點的地方收取一兩千元。“其實沒人能對反洗腦的效果負責，可是受害者家人找不到什么求助渠道，找這個行業的人也是死馬當活馬醫，大家一開始都是抱著公益奉獻的心態，但不收費是生存不下去的。”

反傳銷聯盟成立前幾年，找到淩雲的求助者，只需支付他的往返車費和住宿費用。到了2010年，隨著反傳銷志願者增多，淩雲有了自己的辦公場所，於是開始向求助者收費。收費標准根據距離的遠近來定。

在蔣德勝那裏，收費並沒有統一的標准。面對條件好點的求助者，會收取幾千元的費用。如果對方條件一般，通常只要求對方承擔差旅費和住宿費。

王免稱，在2012年至2015年之間，“討債”盛行，很多反傳銷組織按人頭算，如果一家人陷入三五個人，提成就會很高。

張東認為，討債的情況主要出現在解救南派傳銷受害者的時候，“北派是暴力傳銷，交上去的錢不到20分鍾就被瓜分掉了，不可能討回。”

針對前述收費的說法，李旭反駁說是惡意中傷。“因為反傳銷協會是民間機構，沒有經費來源，求助反傳銷協會到外地的解救勸說需要承擔兩三千元左右的差旅費，對帶到北京協會總部勸說的求助者，協會可提供食宿等便利，並承諾不收取差旅費，求助者可在勸說完以後憑自己經濟能力自願捐助。”

10年下來，李旭的反傳銷協會從剛開始起步的幾名工作人員發展到現在的專職工作人員有30人左右。他的電腦裏存放了上千份勸說和解救傳銷人員的視頻資料。在他的辦公室牆面上，掛著幾十面求助者送來的錦旗。

在淩雲的反傳銷志願者聯盟網站上，注冊人員超過一萬名，具有專業反洗腦解救能力的志願者20多人。淩雲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宣傳預防傳銷知識、解救傳銷人員、勸說引導傳銷人員、法律援助、打擊傳銷團隊、傳銷醒悟人員心理疏導、技能培訓、就業幫扶、創業扶持等業務。

盡管聯盟逐漸壯大，淩雲也認為自己的身份尷尬，“不是國家批准的組織，不管走到哪裏，尋求執法部門支持的時候比較困難;普通老百姓可能對我們了解也不多，被人懷疑是騙子。”

在李旭看來，打擊傳銷的法律門檻比較高，處罰比較輕，取證非常困難。政府層面打傳銷辦以批評教育，遣散為主，精准反洗腦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據李旭了解，2006年民間做反傳銷的只有幾個人，後來慢慢增加到“十個八個”專職的。現在專職的粗摸估計“一百個都不到”。有的建個網站就開始幹反傳銷，有的組織很混亂，收費很隨意。

淩雲也認為，反傳銷行業門檻低，“越來越多人加入反傳，不排除有人沖著賺錢來的，有些收費很高。”

事實上，缺乏合法身份、行業標准的反傳銷行業，其收費方式、解救與反洗腦手段都遊走在法律的邊界上。

在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吳立偉看來，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成立社團組織應經過國家有關部門審查認證和登記備案，才能取得合法社團組織的資質。因此反傳銷組織是否合法、收費是否合法以及反洗腦過程中可能涉及的限制人身自由行為，都存在爭議。

吳立偉建議，有關部門或者立法機關應該考慮制定公開的、合法的執行體制，設立反傳銷教育的標准，否則“傳銷組織涉嫌違法犯罪，反傳銷也可能涉嫌”。

最近，蔣德勝多次想過放棄，並由專職反傳銷變成了兼職。

曾經，在他的反傳銷協會裏，專職的有50人左右，兼職志願者超過100人，高峰時曾達到200人。

但反傳協會的人員並不穩定，來來往往的，大多是有過傳銷經曆的人。如今，蔣德勝網站上的志願者還剩70人左右，很多漸漸都不做了。“人員流失很嚴重，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

有一次，他們接到一個小女孩的求助，家人陷入傳銷，志願者自費過去以後，對方家人要求看工作證，最後志願者只能離開了。

後來因為經費問題，蔣德勝把辦公點撤掉了，依靠網絡分散辦公。10年下來，蔣德勝覺得心灰意冷。“一個是注冊難，缺少監管，缺少自律，這個圈子就比較亂了，收費也沒有統一的規則，還有一些違法的行為，所以很多志願者就不願意繼續再做了。”

他曾經去過天津的民政局，民政局讓他找社團局，社團局讓他找相應的監管單位。他又跑見了市局的領導，把資料交了過去，但沒有收到回複。“因為注冊不了，所以也不是個正規組織，沒有經濟來源，支撐不了。”

淩雲回憶，2004年國內出現第一批反傳銷組織，但一年後就解散了。兩年後，李旭組建了反傳銷協會，葉飄零成立中國反傳銷網，如今後者已經退出。

一邊是反傳人員的流失，另一邊，網絡傳銷、金融傳銷泛濫，淩雲常常感到自己“孤立無援”。

張東所在的反傳銷組織裏面的18個人都曾被騙進傳銷組織。後來有人在解救行動被傳銷組織的人捅了18刀，組織裏有人陸續退出了。

與反傳銷組織的式微相比，如今，網絡傳銷日益猖獗。過去北派傳銷以直銷為幌子，南派以資本運作為幌子，兩派實質上都是拉人入會拿人頭費，沒有實際產品。“一些傳銷組織在工商局注冊起了公司，打起互聯網金融、微商、消費養老、慈善互助的旗號，更具有欺騙性和迷惑性。”傳銷大軍依舊洶湧。“反傳隊伍松散，混亂，收費隨意。”李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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