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交大附屬民辦學院教師劉伶俐事件

2016年先後發生了幾件觸發輿論風潮的年輕人死亡事件。最近一起，是蘭州交大附屬民辦學院教師劉伶俐因患癌喪失勞動能力，被學校解除勞動合同，最後不治身故。

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院長陳玲等人8月23日下午兩點多來到了患癌去世女教師劉伶利的家中，向劉伶利的父母道歉。 隨後，校方與劉伶利老師家屬對補償問題具體商談，雙方達成和解，並現場簽署了《和解協議書》。

《和解協議書》中包括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向劉伶利家屬已經補發的工資57600元，喪葬撫恤金14400元;補償所有醫療費40萬元、親屬救助金6萬元、撫慰金4萬元，以上三項共計50萬元將於簽約2日內付清。

8月22日晚上，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官網發出向劉伶利老師家人的公開道歉信，如下：

劉伶利老師的家人：

近日，社會上對我院劉伶利老師“因患癌被開除”一事極為關注，劉老師患病後，在沒有掌握真實情況前，學院草率做出瞭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實屬不妥。而就在我們與你們商議即將解決相關問題時，劉老師卻不幸去世，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令人痛惜。對於劉伶利老師的病逝，我們非常難過，因學院這一決定，對劉伶利老師及你們造成了嚴重傷害，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在此，我們再次表示最誠摯的歉意!

幾天來，我院積極配合，與你們溝通協商，全力妥善解決後續事宜，就是想以實際行動彌補我院的過失。

通過這一事件，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將深刻反省、加強管理、完善制度，不辜負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和理解!

逝者已去，逝者安息!希望你們一家人早日從失去親人的悲痛中走出來，我們再一次表示致歉和慰問。

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

2016年8月22日

收到撤銷開除通知，患癌女教師母親大哭：院長道歉

8月22日，劉伶俐的“頭七”剛過兩天，她的父母終於等來了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的正式回應：對於劉伶俐一事的3個處理通知。

22日中午，蘭州交大博文學院副院長左闖、黨發育以及英語教研組副主任等在內的4位老師，來到了劉伶俐的家中。

他們還帶來了三份檔，一是堅決執行法院終審判決，恢復劉伶俐的勞務關係;二是對人事處處長江雪芸做出停職處理的決定;三是72000元的工資及喪葬撫恤金補償。

事發至今，從家長所稱的博文學院院長陳玲一句“你別給我哭，這種事我見多了”，到如今三份檔，期間的心酸讓劉伶俐的母親劉淑琴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我現在就要陳玲跟我的女兒和我們老兩口公開道歉。”

並不出人意料，這起事件引起了一輪討伐市場經濟的聲浪，連某些市場化改革的同情者也有所動搖，懷疑自由市場理念是否帶有軟脅，這種情況是否的確需要國家管一管。

這起事件，人們把關注焦點放在用人單位的冷漠，卻忘了一個更令人驚訝的事實：像劉伶俐這樣知識層次較高、原本收入並不算低、家族又有癌症史的人，竟沒能為自己買份充足的商業醫療保險。或許她把錢花在更急需的地方，或許她還沒有買商業保險的意識……

 但不管如何，這都是一場悲劇。從心理學角度，發生類似悲劇事件時，人們總會產生角色代入感：假如我處在劉伶俐的位置上，我會支持什麼？我會繼續認同自由市場，還是寄希望於國家出臺某些政策？

那麼討論的焦點自然集中於：是自由市場還是國家權力，更能解決無數人包括劉伶俐看病的問題。

 怎麼解決問題？——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經濟，高度依賴於個人努力和自主決策。類似癌症這樣的重疾，肯定要耗費不少資源來進行長期治療。對於患者而言，不僅要付出大量金錢，還不得不在一個漫長階段中，不能從事勞動換取報酬。運用經濟學的術語，這樣耗時長久、耗資巨大的消費過程，必得依靠在先的“資本積累”。

 任何一個社會，“資本積累”都只能來源於生產和積蓄。設想一個自由市場社會，醫治重疾首先要消耗患者個人及家庭的資本——包括家庭各項積蓄以及各項投資產生的收益。

但如果治療費超出個人及家庭的承受能力怎麼辦？這種情況並非罕見。然而，自由市場也早有一套系統而成熟的應對之策，比如前面提到的、眾所周知的商業醫療保險。

 商業保險的經濟學原理，就是由保險公司將承受某類風險的個人，與受同一類型風險威脅的其他人一起統籌風險，建立起一個自願性質的資金池。比如商業醫療保險，平時個人只需繳納小額保費，一旦不幸患上癌症、腫瘤、嚴重心腦血管疾病這樣的重疾，就從這個共用資金池裏向患者支付數倍於保費的大筆“救命錢”。

 自由市場還有其他不少對窮人非常有利的合作機制。比如醫生或醫療機構的“價格歧視”。簡單來講，醫生對家境富裕者收高價，對家境貧寒者收低價，從而形成一種富人自願補貼窮人的機制。

 講到市場合作機制，就不能不提到自願私人慈善。在發達市場國家當中，醫療救治一向是私人慈善捐贈的重點領域。當然，由於私人慈善本身也完全是一種消費，這就必須依靠社會中其他成員在先的資本積累。

 以上不過是自由市場中個人互助合作機制的簡單幾個例子，但已能相當充分地駁斥自由市場“冷酷無情”的指責。

 市場為何更可信賴

 今天，即便自由市場的最頑固反對者，無論他們如何堅持說資本主義貧富不均、弱肉強食——把市場經濟描繪成醜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社會”，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自由市場的的確確創造出大家眼睛看得見、伸手摸得著的繁榮。

 所謂“繁榮”，並不是一種抽象概念，或純粹的精神現象，而是指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社會物質財富（包括中間資本財貨和最終消費財貨）從數量與品質這兩個方面都得到極大提升。

 繁榮，對於醫療領域，意味著有更多的醫院床位、手術臺、核磁共振儀、放射治療機、心臟支架以及技藝精湛的醫師。對於保險行業，則意味著更大的保險資金池，覆蓋面更廣、對消費需求更加細分的個性化服務，意味著參與保險者分攤費用更低、享受保險救助更及時、更充分。對於慈善事業，則意味著有更多金錢投入慈善組織及基金，協助更多的受助者購買以上服務。繁榮最終意味著醫療服務對於普通大眾的可及性。

 自由市場通過企業家競爭過程創造繁榮：各家私營醫院及診所、私人醫生之間的市場競爭，不斷使醫術更高明、價格更公道、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機構及醫生勝出；市場口碑以及各類醫療資訊服務、信譽評級機構（無論以什麼樣的組織形式）之間的市場競爭，不斷將消費者引導到效率更優、價格更廉、服務更好的醫院；各家私營醫療院校的競爭，用更低學費培養出更多符合患者需要的高素質醫療從業者……這一切，都將各種傳統或尖端治療術的費用，愈來愈壓低到大眾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經濟愈自由，社會愈繁榮，可人類愈冷漠——這多半源於文學家的奇想。文學家（包括不少從這類人轉型的新聞記者），實際上誤解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根基是互不侵犯原則，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自願協作之上：我願意付錢給你，是因為你提供了對我來說，比我所付金錢價值更高的服務。在這裏面，沒有包含任何不道德的強制。

 毫無證據表明，在一個更加注重自由市場的自由社會當中，熱心捐贈的人會少於其他類型的社會（事實恰恰相反）。即便假設自由社會樂善好施者占總人口比例與其他類型社會一樣，自由社會也會因為資本積累更多，從而導致救助能力更強。從根本上講，由於市場根基的道德性——建立在自願協作而非搶劫之上，人的道德水準也會較高，自組織能力較強，自願捐贈慈善者的數量，以及慈善機構的經營管理水準，常常遠高於其他類型的社會。

 不過，如果一國較遲接受經濟自由理念，較晚開展市場化改革，由於繁榮是日積月累的艱辛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奮鬥。要使一個人均收入僅5000美元國家的大眾，一夜間普遍享受人均收入5萬美元國家的醫療水準，純粹是天方夜譚——根本沒有這樣的速成之法。若要強行這麼做，更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一國走向繁榮的新生希望，會因不當的資本投資或消耗而一朝泯滅；來之不易的財富積累，會因政策的倒行逆施，成果盡數化為烏有。

 怎麼解決問題？——國家權力

 一國（或地區）大眾所能享受的醫療水準，受制於該國（或該地區）資本積累的階段。這個不幸的事實，卻引起許多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極大不滿：為什麼我們不能立即享受發達國家的醫療水準，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尤其是窮人），不能馬上得到最好的醫療服務？要知道，窮人正在受苦，正在死亡！於是，他們呼籲國家權力的積極介入，希望在國家的幫助下，一個曾經落後的社會，在短期之內，就成為一個人人不為疾病所苦的幸福天堂。

 然而，與腳步扎實但“相對緩慢”的自由市場相比，左派知識份子要求政府實施的“速成大法”，必須依靠它的強制力。因為政府所能開出的藥方，無非借助兩種不那麼光彩的手段：1、干預以及更多的干預；2、斂稅以及更多的斂稅。下麵從所謂“第三條道路”到徹底的計劃經濟選項，作一一分析：

 1）國家管制醫生的報酬或醫療費、手術費，會使更多人包括劉伶俐看得起病嗎？

 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會”。這只會導致醫生正常收入降低，使得他們追求隱性收入（比如紅包、醫藥回扣），患者負擔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帶來收費的不透明、資訊的不對稱。升級成更嚴厲的措施：對收紅包者、拿回扣者求刑，結果如何？這只會進一步讓願意當醫生的人急劇減少，社會上的醫療服務供給相應減少，醫療領域充斥平庸之輩和不思進取者，醫療品質變劣，整體依然不會便宜（人們依然要付出其他代價）。

 2）國家強令企業為職工繳納醫保，會使更多人包括劉伶俐看得起病嗎？

 不會。這是因為，每一時刻市場當中的工資率，都可視為“既定”。企業即使服從強制，為職工繳納醫保，也不可能憑空多出來一筆錢，實質是從職工工資裏扣除。這種作法，與剝奪一個人對自己一部分工資的自由支配權無異，結果未必更優。比如：本來這筆錢本可用於分期買房，假如他預估房價上漲收益比買保險更划算；或者，他生於長壽家庭，因此購買某類健康險因而是種浪費。這種扣除甚至可被視為對企業及職工個人的一種額外課稅。

 3）國家強迫企業不得解雇患病職工、甚至負擔看病費用，會使更多人包括劉伶俐看得起病嗎？

 不合理性一目了然：企業和員工之間只是雇傭關係，正如家庭和保姆之間的關係。假設你家裏雇了保姆，如果保姆患上重病喪失勞動能力，你是否願意反過來照顧她一輩子？（大多數普通人顯然不會同意，並且大多數法律學者也不會同意，僅僅因為有雇傭關係，一個人就有治療保姆或其他雇員的法律義務。當然也有偽善者信口說他願意，並且一定要強迫別人這麼做。）

 禁止因病解雇員工，只會給私營企業尤其是實力較弱的中小企業、新設企業帶來巨大人力風險和成本，使其經營不堪重負，難以為繼，最後關門大吉，還阻止更多人去開設新企業。最後剩下的，只可能是那些依然吃得到財政飯、壟斷飯的少數國有大企業或權貴企業（計畫體制下，國企養著不少“泡病假”職工。國家不堪重負，給部分國企“斷奶”，這些企業立刻被市場淘汰。我們知道：劉伶俐的單位雖然依附體制，但屬於“編制外”小型民辦學院）。

在這種社會分工解體、經濟衰退，就業量減少，人民因而連吃飯都成問題的情況底下，很難想像，會有更多人看得起病（如此清晰的因果鏈條，依然會有偽善者假裝看不見）。

當然，筆者要特別指出：的確有高尚且有實力的老闆或企業（比如筆者的一位企業家朋友），基於自願而非被迫，選擇以不解雇或其他方式救助自己患病的員工，並且隨著市場經濟繁榮和企業實力的增強，相信從事這樣善行的企業會越來越多。但正因為這麼做不是他們的義務，才顯現出他們的有情有義，這個關係不能顛倒！不能對不這麼做的企業脫離實際地橫加指責。

 4）國家全面實現大病醫療免費，會使更多人包括劉伶俐看得起病嗎？

 如果大部分企業做不到，那麼就由政府兜底醫療保障——國家總不會破產？這是不少人的如意算盤。然而，他們似乎忘了，國家自己不事生產，必須從企業和自然人那裏聚斂稅收，然後才能進行轉移支付。

 公立免費醫療的神話拆穿了，就是如假包換的“大鍋飯”——某國人民應該還沒忘記在公社食堂吃“大鍋飯”時，大夥如何使用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盡可能地去占“公家”的便宜——可想而知，免費醫療制度下，醫療服務的濫用行為急劇增加，浪費現象越來越嚴重，納稅人上繳的財富被無情吞噬，就如同陷入無底黑洞一般，以至於政府需要拼了命地努力增收新的、更多的稅收——結果造成竭澤而漁，稅源越來越少，直至完全榨幹。

 堅持公立免費醫療最後只有兩種結果：一是任由所有人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拼命爭搶有限的免費醫療資源，最終任由財政乃至社會不堪重負而垮掉。至於多久徹底垮掉，幾乎完全要看各國經濟底子（當然也與一國大多數人無恥揮霍的程度和速度有關），從經驗上講，一般發展中國家，往往只要5-10年時間（對於創造出“泰國搶蝦”奇聞的民族，本人預感時間應取下限）。二是醫療資源向部分特殊對象集中。醫療面前“人人平等”，但有人會更加平等。無權無勢者雖然也可以享受免費醫療，但只是名義上的，需要等候漫長時間才會輪上（顯然劉伶俐屬於無權無勢者）。

 很多知識份子對此不以為然，並舉出北歐國家作擋箭牌。他們中大多人，大概沒聽說這樣的真實故事：北歐醫療狀況在國有化後是一度如何惡化，經歷一段時期的排隊死人之後，最後不得不進行某種程度的市場化改革——底子厚的發達國家尚且如此，其他底子薄的發展中國家命運又會如何？現成的例子是委內瑞拉（一個自然資源條件無比優越的國家，目前陷入全國性饑荒）。

 5）最後的選項：走向——對於不少發展中國家，則是走老路重回——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成為朝鮮那樣的“我們最幸福”的國家。如果靠政府能解決醫療或其他一切社會問題，顯然朝鮮是最理想的體制。

 以上幾個選項呈現一種遞進關係。前一步干預的後果往往會成為後一步干預的理由，最終鋪設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並且隨著干預的遞增，不僅因消解繁榮而導致社會走向蕭條，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像“狼對狼”一樣冷酷無情。

 破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神話

 自由市場的敵人編造出一個神話：支持市場改革者都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相信人類生活當中需要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要讓窮人遭受他們愚蠢生活方式所致的自然後果，更聰明因而更富有的人才配留下後代。

 然而，經常被歸類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斯賓塞、薩姆納等人，其實都不信奉這樣的學說。斯賓塞贊同私人自發贈與的慈善，雖然他反對強制性、國家實施的慈善。斯賓塞曾指出，有錢人貢獻金錢和時間幫助窮人，正變得越來越普遍，他盛讚這一趨勢為“人類歷史上最新和最有希望的事實”。在《倫理學原理》的最後章節，他致力於“積極善行”的主張。

 即便達爾文本人，也從來沒有教導過，人類進化取決於無情鬥爭。相反，他強調了社會合作的重要性。對此，米塞斯在《人的行動》中，指出人們對達爾文的這個誤解：

 但是，達爾文借自馬爾薩斯而用之於自己學說的生存競爭這個觀念，要就比喻的意思來瞭解……這並不一定總是毀滅性的戰爭，像人與病菌之間的那種關係。理智曾經指示我們，就人而言，改善生活情況最適當的方法是社會合作和分工。

 真正的自由市場辯護者，絕不會相信什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鬼話。因為這個理論是把達爾文學說從描述自然狀況不當地向人類歷史延伸，並用偽科學敘事來掩蓋某種社會倫理建議。羅斯巴德毫不客氣地批駁說：顯然，一個倖存者身上，並沒有附加任何道德或倫理價值；過往歷史中，要決定誰能生存下來，起到最大作用的，是純粹的運氣。

 米塞斯等自由市場支持者普遍認為：

 市場，不是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之間的鬥爭，它是人為生存而合作的主要手段。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自己生產食物和住所，則幾乎沒人能夠生存。大型社會的存在，絕對取決於勞動分工的社會合作。

再如：

基本的社會現象是分工以及它的對稱現象：合作。經驗教給我們：合作的行為比一個自足的個人單獨的行為更有效率、更多生產。決定人的生活和努力的自然條件是這樣：分工會增加每一單位勞動的生產量。

 米塞斯進一步把李嘉圖比較成本法則解釋為更一般的合作法則，認為能力較優者與能力較遜者的交易，對彼此來說都大有好處：

 為著說明當一個人或一群人，在每方面都比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更有效率的時候，雙方合作的結果將是怎樣，李嘉圖於是解釋了協作法則……李嘉圖充份知道這個事實：他的比較成本法則——主要是為討論國際貿易的一個特殊問題而提出的——是個更一般性的協作法則的一個特例……較有才智的、較能幹的、較勤勉的人和才智較差的、能幹較差的、勤勉較差的人合作，結果雙方都有利。從分工得來的利益總是相互的利益。

 可見，自由市場絕不僅有利於社會中的有錢人、更有生產力的人，而且也有利社會當中的沒錢人和弱勢群體。事實表明，不少天生殘疾的人、身染重病的人，在自由市場經濟崛起以前，根本沒有辦法很好地生存下來。

 自由市場的缺陷

 當然，任何人不可否認，自由市場經濟也有若干缺陷：

 第一項缺陷，就是每個人必須自負其責，謹慎小心地對待自己的每一個決策，不能奢望自己像嬰兒一樣永遠長不大、永遠要被別人照顧。

 第二項缺陷，就是每個人必須拼命工作，努力創造自己的生活，不能幻想只要每天躺在床上，天上如嘩嘩流水般自動掉下各種財富（包括醫療資源）。

由於這兩項不可避免的“缺陷”，任何一個人如果處在劉伶俐的位置上，應該懂得珍惜和把握自己的生命，充分運用市場提供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良性合作機制，來給自己創造最大的安全保障。在最壞情況下，通過傳媒和慈善管道向社會其他人呼籲自願的援助。這些對於劉伶俐或任何一名身處類似困境的人來說，以上都是對自己、對他人最負責任的選擇。

至於要求國家運用暴力強制或剝奪別人來為自己治病，將自己求生的渴望建立在別人的稅痛或重扼之上，我相信，任何一個心存善良的人，都會鄙視這樣自私自利、不負責任的行為，而不屑為之。

 除去以上缺陷以外，凡指責自由市場冷漠無情、弱肉強食、不講人性、令人寒心，無疑都是不得要領、毫無道理的批評。

最後，希望劉伶俐等年輕人的個人不幸，不要化為某些無知文人和無恥學者筆下的煽情扯淡，導致更多人乃整個社會的普遍不幸。

根據新華網、鳳凰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