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怎麼了：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

1993年到香港教書，一呆就是二十幾年。香港已經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這二十幾年，加上在1980年代後期在香港大學讀研究生的時間，我親歷了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的回歸，然後看著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著“本土”旗號搞港獨的團體出現的今天。

近來，香港經濟眼見越來越不行，各種指標——包括港人常常引以為豪的“自由經濟”競爭力排名，開始下跌。甚至，我們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標”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飛機等行李的時間越來越長，各種消費服務越來越貴且品質下降——在一個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個新電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圖之不二之戀》，居然斷片10分鐘（這是我在香港居住這麼多年第一次碰到）。

當然，我的這種描述，比起最近見到的常住廣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輕描淡寫得多了。在他們看來，香港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形態上已全面落後：經濟上，在製造業離開、又沒有高科技接力發展的情況下，過度依賴地產和服務業，已經無法有未來；政治上，因為被西方長期洗腦，無法真正實施一國兩制，更無法與內地融合；民眾眼看著被大陸趕超，仍然孤芳自賞，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結論是：回頭是岸，與深圳聯手發展一個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像力的明天。

我以為，他們的確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內地很多人對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過指日可待（就是這個詞所內含的心態）；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藥。但我覺得，這不是香港的現實，而是對香港的偏見。而這些典型的偏見，來自他們可以看到的關於香港的報導及他們短期到訪香港留下的印象。作為一個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瞭解內地的學者，我想與大家聊聊我對今天香港的認識與看法。

先談內地朋友最關心的經濟方面。

按內地的習慣，我先從GDP說起。2014年，人口730萬的香港的GDP是2910億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 [對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2015年PPP），北京30,241美元（2015年PPP）];沒有找到深圳的可比資料，但深圳南山區2014年的人均GDP高達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過香港）。

香港過去十年經濟增長速度雖比中國大陸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間（2015年為1.9%），但縱觀過去40年，香港經歷了製造業帶動的經濟起飛、從製造業進入服務業主導結構的平穩過渡、新結構下再上升這樣三個階段 （見圖一）。數位也清楚顯示，香港經濟起伏是外部經濟決定的：每每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比如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香港都跌個底朝天。但從較長的時段看，香港在自己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內地以後，一直依託著中國經濟增長的走勢向上，特別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費帶來的直接收益（後面再細談）。

其他一些指標，例如百分之三的失業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貨膨脹率、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為33%等，皆顯示出，香港經濟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屬於很健康的，尤其考慮到她已成為一個發達水準的經濟體，在如此風高浪急的十年中繼續以2-4%的增長率前行，已經很幸運。

香港國民生產總值(GDP) 總值（線狀）與增長率（柱狀）歷年變化

那麼，我們在香港和在大陸的人，為什麼都感覺香港經濟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我覺得有以下原因。

我們通常會將香港與新加坡和中國內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廣州）做比較；比較的結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主要經濟城市都在猛進。比內地城市經濟增值慢，好解釋，一句話，發展基數不同。

與深圳比，深圳有一個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聯網經濟搞上去了。這兩點，香港根本不是對手，主要在於，從一開始，兩者就沒有向同一個方向發展。就像一個是世界游泳新冠軍，另一個是帆船賽明星。香港沒有龐大的互聯網市場是事實，香港政府沒有及時投入去發展IT也是事實。

還有一個比較，就是把新加坡放進來一起比——從本世紀開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為什麼？直接與根本的差別，就在新加坡有很強的高科技產業和石油加工工業，而這兩個行業的產品在過去十幾年間都越賣越貴，新加坡幣對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幣是和美元掛鉤的）。

與此相反，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旅遊，遊客還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漸從中國大都市開放到二三線城市，這裡的內地遊客消費支出主要在購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觀光，見後面的討論），香港話叫做“旺市不旺財”。

港口也是，越來越多的是低收費的中轉集裝箱（從2000年的占總輸送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陸路直運的高收費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開箱物流增值服務的轉口貿易箱，都越來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裝箱碼頭經營商和記黃埔，其實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碼頭的主要股份賣給了迪拜港務集團。也就是說，香港雖以其非常高的效率處理著增加的流量，但每個單位的流量（集裝箱）帶來的增值卻越來越小：城市的主要經濟支柱進入了效益遞減的通道。這其中，間接或稱作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轉型發展高科技的年代，沒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樣，在政府引導下，整體投入並向著新經濟轉型。

不可否認，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政府都沒能下決心改變“積極不干預”政策，因為該基本“市策”被認為是香港過去經濟成功奇跡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將這個政策調整為“適度有為”。過去這麼多年堅持該政策的結果，就是市場（其實就是主要投資者或本地大資本家和財團）不認為香港會在高科技等明日工業中有前景，因為香港是這樣一個缺少研發傳統的經濟體，而這類工業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於是資本便選擇走向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服務業、旅遊業、房地產，以及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中國內地以及近來的東南亞、越南等地。

這樣做的後果，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先說顯性的。

香港過去這二三十年，沒有再出現哪怕一個新的大企業，但卻聚集了大量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特別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的）。而原來的大企業，比如和記黃埔、新鴻基、東方海外等，則主要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投資，中小企也成批湧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業，去掙政府出口退稅的錢。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業的宏觀結構特徵，導致越來越少的晉升機會。同時，香港需要到內地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多，但很多富三代們甚至90後們，總體上都不願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寧願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沒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職機會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據稱也是人們對今天社會不滿的起因之一。

另一個更顯性的變化，當然是旅遊業從滿口日語到“驅趕蝗蟲”。銅鑼灣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貨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個服務員都要會用日語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論崇光還是莎莎，不僅售貨員普通話流利，顧客中也幾乎見不到幾個說其他語言甚至粵語的人了。聽旅遊界的人士講，不少就業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內地遊客這一商機，大量進入導遊業。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煩。好在解決了就業，特別是低端就業問題，麻煩是，他們沒有接受過很好的培訓就上崗，還急著掙大錢，於是各種招數都使出來了。我們在報上常常見到的一些欺負遊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遊業從業員的培訓和旅遊業管理跟不上需求，不僅害遊客，更害了香港！

再談談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市場選擇帶來的隱性轉變。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個專項調查，香港企業在中國內地的離岸投資於2013年產生的增值量，已超過香港當年的GDP總值。也就是說，香港資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個香港。我們不知到底這部分GDP產生的利潤有多少回到了香港來消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們沒有被計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從香港經濟指標表現上看不到的這一巨大財富，也許是香港貧富懸殊的隱性原因之一。

也許，這可以幫我們解開一個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謎：為什麼香港經濟貌似不好的情況下，高端餐廳和娛樂場所卻往往天天爆滿。那裡通常是商人和講本地話的80後、90後年輕人，他們開Tesla和BMW，是內地經濟起飛製造的香港富二代。他們與在香港社會底層工作、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一批藍領與底層服務業白領，與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兩個世界。

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張五常、弗裡德曼語，及一些機構的排名）中另一個隱性的東西，就是稅收的轉嫁。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薪俸稅）和企業所得稅（利得稅）都很低，分別是不高於15%和16.5%。而貨品進出口除了極少數的煙酒一類限制品外，都是免稅的。資金來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低稅率的政府靠什麼養活自己、養活公務員，進行公共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維護開支？一個財政重要來源，就是賣地、地租，以及對已經賣出的土地使用權收取根據市場波動調節的物業租金——差餉。差餉是就房產物業徵收的稅項，是一種間接稅。差餉是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再乘以一個百分率徵收，該租值是假設物業在指定的估價依據日期空置出租時，估計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計算。目前的差餉徵收率為5%。而差餉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賣地與其他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包括地價收入、印花稅（即物業買賣稅）、差餉，還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資。從2015年的情況看（圖二），僅地價收入和印花稅兩項，就占到政府整體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餉，就達到30%以上。

香港特區政府的收入來源。圖表來源：香港特區政府2014-15年度預算案

我為什麼認為，作為政府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賣地是一種隱性的稅收轉嫁呢？因為其實，經由“地產商->商場業主->超市經營商”這一通道，差餉、地租、物業和地價的成本，都暗中轉嫁到我們在超市買到的每一件產品上。剪個頭髮或看場電影的費用裡，也都含有土地和物業的稅金。香港為什麼幾個超級大企業都是地產商？我覺得，他們很早就看透了這個制度最脆弱的地方：這個收入來源靠土地的政府，必須繼續很珍惜地把土地吊起來一點一點賣，並且絕不希望甚至某種程度上不容忍地價和物業價格向下走。這種依賴土地經營城市的方式，從香港蔓延中國內地很多城市，是利是弊見仁見智。

香港政府長期執行這種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後果，從經濟結構上說，導致了香港與深圳如今進入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我在最近的一個會議的發言中指出，深圳與香港差別（不是差距）越來越大，是指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越來越不一樣。深圳成功轉型為一個以網路和電子科技為核心的製造業基地。相反，香港經濟中僅有2.5%的製造業，主要是金器首飾、手錶等傳統高增值的產品，而九成以上的國民產值來自服務業，其中所謂高端服務業的金融占16%，貿易、運輸與物流、旅遊、商業與餐飲，多數都是中低端的。可以說，香港經濟是以流通為本的服務型經濟。科技產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市場對像騰訊華為這類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讓我們一眼就看到深圳經濟的成長性，以及在對比下香港經濟的過氣狀。

當然，香港經濟走到目前這種狀態，完全歸罪於積極不干預政策，並不恰當。我個人以為，還有幾個原因也很關鍵，且常常不被人提及。

首先，是香港的重商傳統。香港一百多年前開埠就是一個轉口貿易門戶。雖然香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度靠加工工業（制衣、玩具、電子為主）+國際海運業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進入發達經濟行列，但這些主要行業靠的是聰明地將廉價及勤勞的人力與現成技術結合，並以靈活應對市場的能力打入國際市場。那個階段也誕生了個別高科技企業，比如當今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行業的集成和封裝設備供應商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但總體上，香港在技術領域一直是跟隨者和應用者。

最終，在本地經濟中成長為巨頭的，除了銀行、地產，就是與貿易和流通（包括碼頭航運等）相關的企業，如和記黃埔和東方海外。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更讓香港的製造業幾乎全部北上珠三角，留在本地並獲得長足發展和提高的，多是從金融到物流到貿易的各種生產者服務業，它們成就了今天香港的世界級金融中心、亞洲最大交通樞紐以及物流管理中心的地位。這其實是在更高的層次回歸了當年這個彈丸之地成為“香港”的使命——中國與外部實現貿易流通的商務門戶。重商，才是香港骨子裡的東西。

我1985年到香港讀研究生的第一個月，就體會過港人那種經商感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的：我到一個街市去買個裝雜物的紅藍白條子那種塑膠袋，一個看上去只有5-6歲的小男孩在那裡看攤兒，他看我望著吊掛著的袋子在猶豫，就開腔道：“老小（即廣東話老闆），趕海（‘當然是’）買大的啦，大個那個嘚滴嘎（更實惠啊）！”

重商文化，靠在國際貿易中提供增值服務來賺差價，從説明買家選擇實物產品，到後來經營股票證券服務，本質是逐漸向高階形式的貿易走。

讓我試試總結一下這重商在日常生活中都意味著什麼：（1）不太重視學歷，夠用實用就好。所以香港人讀博士的很少，但企業裡精明高手很多；（2）精於買賣，市場敏感度高，同時有很好的遵守合同的習慣與原則；（3）非常習慣從客戶角度思考問題，從客戶得到增值服務的滿意中獲取回報。這幾點，從無名賣菜阿嬸的行為，到上市大公司的舉動，都是一樣的。

這種重商的傾向，與瑞士這個800萬人口的歐洲小國非常不同。為什麼要拿瑞士來比較？香港滙豐以前的一位總裁在香港回歸時曾建議香港轉型為亞洲的瑞士。近來又有深圳的文章認為，香港與瑞士和新加坡比較，輸就輸在缺少製造業。

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國人一樣，有一種工匠文化，他們那種對產品精益求精、從產品製造中尋求利益和樂趣的精神，逐漸形成一種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我接觸到的瑞士人動手能力極強。即便是一個跨國連鎖企業的CEO，對具體業務流程中的每個細節也都瞭若指掌，可以上手做示範，而且以此為榮，代代相傳。在香港，不論制衣廠老闆還是打工者，有幾個以這種工匠能力為榮代代相傳的？相反，如我前面提到的看攤小童，一代傳一代的經商者，到處都是，而且往往是從第一代賣東西的到第二代做金融證券的，伴隨著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升級。

除了政府不干預政策與重商精神，第三個影響今天香港經濟結構的，是人才與教育。政府不干預市場，不特別扶植任何行業，導致人才自然向著本地回報最高的行業集中。根據我在香港大學20多年的觀察，198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學生大部分畢業後都集中到社會收入最高或最穩定的幾個職業，它們是律師、醫生（包括牙醫）、金融業從業員和政府公務員。直到今天，當我們上課和判卷子時，還是可以看到，即便是地理系開的公共課，法律系和金融系的學生平均成績也穩定地高出了其他人文或社會學科學生的成績。

香港大學的牙科學系的學術排名高居世界榜首（根據2015年QS大學分學科排名榜），是全香港各個學科在世界排名中最高的。而人文和社會科學各個專業學生中的精英，最後也往往被政府、銀行或國際大公司吸走。

香港的大學開始重視研究以及高科技相關的教育，大約是在香港回歸前後。回歸前，特別是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前，香港的大學教育，就是為英國在這裡實行統治的需要服務的。這裡不需要搞研究，更不需要培養有創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哪怕是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也是1980年代後期考慮到香港從出口加工業轉型的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社會而設立。香港開始成批培養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人才，基本上是回歸以後的事。

但是，即便培養了一些科技人才，由於重商的結構，他們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績和大事業。不說不知道，今天成為世界無人機第一製造商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的創始人兼行政總裁汪滔，曾於2003年從華東師大退學，到港科大讀電子與電腦工程系。2006年研究生畢業後，創立了大疆創新。汪曾經說過：“假如我沒有去香港，便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內地或者去了美國，也不會創立大疆創新。”然而，雖然實現他創新思想基礎的是香港，但實現他理想的企業卻設在了深圳。

這個案例，恰恰帶出了我要提出的最後一點，就是香港地理位置和歷史特殊性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人們常拿香港與新加坡比較，因為兩個都是所謂“city-state”。但事實上，新加坡早早擺脫英聯邦、與馬來亞鬧翻而獨立的時候，就奠定了它必須依靠其經濟的獨立，來確保其政治上的獨立，同時依靠其經濟上與國際強勢國家的聯繫來確保其政治上的安全。因此，新加坡李光耀那種政府主導式的企業型國家，在推進經濟時，時時刻刻想著自己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係以及自己經濟在未來經濟中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靠著自己做出口加工業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龍地位；但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成立深圳特區之後，突然間，一個靠在廉價勞動力在珠三角建廠經香港轉口的掙錢機會冒了出來。香港與新加坡不同，並不存在對身旁這個世界潛在超級經濟實體的戒心。中國內地對香港，既是市場和服務物件，又是轉口貿易的貨源地。而且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對大陸的依賴，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政治正確”的，儘管從香港“本土”來看，它在當時失去了發展高科技的壓力和動力。香港特區政府的科技促進局到今年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十五年，就是事實。

附帶說一說另外一個有得有失、影響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情勢的決定，即2003年香港經濟遭到“非典”打擊之後推出的的自由行。

2002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到香港的遊客占香港總遊客量的41% （見圖三）

香港“非典”前（2002年）的遊客來源分佈。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旅遊局。

所謂自由行，是一個准許中國大陸居民以個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的計畫，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畫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逗留一周。現時，49個中國大陸城市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訪香港旅遊。

以2014年香港的過夜旅客統計資料看，平均每一個內地遊客在港的消費額達到7000多港元，高於大多數其他地區的遊客。他們在年齡構成、職業構成方面，都與其他地區來的遊客很相似，但在消費內容上差別極大。內地遊客將不到三成的錢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錢花在了買東西上，而國外遊客通常將四成以上的錢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購物方面則是二至四成不等 (見圖四)。

2014年香港過夜遊客消費分類統計。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統計簡報。

今天，內地遊客總量已達到每個月300萬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萬遊客總量的七成多。內地遊客生意迅速膨脹，以及相應與眾不同的消費方式，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給經濟發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強心針，即便真正帶來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決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業。但另一方面，從著名的奶粉限購政策到網上網下狂罵“蝗蟲”的情況，處處反映出短期內不少本地人難以接受如此大量內地遊客訪港在切身感受上帶來的種種衝擊。

有內地經濟學者指責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帶兩罐奶粉，是對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市場的莫大諷刺。我倒是覺得，更諷刺的還有兩件事。一個是為什麼要到香港來買本來國內就有得賣的外國奶粉？難道不是因為那個市場有問題？另一個是如果真有純粹的自由市場存在，為什麼還限制自由行的人數？這說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並非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的鐵證。而今天天嚷著要加強對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時也是在不同的場合天天說著徹底市場經濟最完美的那些人，這不是一個更大的諷刺嗎！當然，這諷刺對香港並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內部的衝突，惡化了陸港兩地關係。

不論製造業全部轉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還是每個月三百萬的內地遊客，都反復在證實著一個簡單的事實：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外向依賴型的城市經濟。香港不過是一個730萬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讓這樣一個城市活好，讓香港市民活好，並不需要考慮重新構造什麼“合理產業結構”(第二產業不能少於百分之……)，但需要維護一個長期、多元的對外網路聯接。近20年，這個聯接越來越偏重於從與內地交往中獲益，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覺地忘記發展自己的國際能力。

到此為止，本篇已經很長了。討論內容都集中在經濟上，總體上就是從政策環境、歷史演變、重商文化、人才教育、地理區位這幾個方面，解釋香港為什麼形成了今天這種服務型的、腳步放慢了的經濟體系。

來源：市政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