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香港特首依法正名　保障繁榮穩定

中評社香港9月17日電（評論員　魯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有關香港特首地位的講話在香港引起廣泛關注。他說：“行政長官不僅僅是行政機關的組成成員，行政長官的權力也不僅僅限於領導特區政府，‘雙首長’身份和‘雙負責制’使行政長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起著聯結樞紐作用。”

對此解析，香港反對派可以說氣急敗壞。一時間，所謂“土皇帝”、“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的帽子滿天飛。其實持這種態度的，不是沒有認真理解《基本法》有關條文，就是另有圖謀地刻意貶低行政長官作為統領香港特區的首長地位，力圖將行政長官降格為香港特區政府首腦；這不僅意圖否定香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也意圖弱化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社會需要明晰，依法厘清香港特首的獨特地位，乃是依法維護切實有效的行政主導，撥亂反正，重在保障香港實現長期繁榮穩定。

首先，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者。如果精准理解《基本法》中有關行政長官的條文，第四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必須承認，行政長官並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首腦，而是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者。

如果參照《基本法》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定義，應該對行政長官的獨特地位更加明晰：第五十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第六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第八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很清楚，上述三個機關“都是”，也可以說“只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成部分。因此，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行政長官對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組成部分”的三個“機關”擁有領導權，具備高出三個“機關”的身份地位，當然是合理合法的。

第二，歷史已經證明行政主導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極為重要。香港當年能夠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與港英時代權力高度集中於港督、行政效率極高有很大的關係，為了保持回歸之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需要延續。《基本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蕭蔚雲早在十年前就曾經撰文強調，堅持行政主導是香港基本法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經過香港的歷史證明了的成功經驗。

但是長期以來，反對派有目的地貶低“特區首長”的地位，同時強調《基本法》根本未曾設置的所謂“三權分立”，力圖將“特區首長”局限在“特區行政機關首長”的位置。雖然表面上看目前的架構與港英時代的區別不大，但是由於港英政府為了給特區政府實踐一國兩制製造障礙，刻意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1984年開始推動香港的政治變革，將原本配合港英政府施政的立法機關轉變成擾亂特區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部分激進的反對派議員通過立法會在對待國家安全、政制改革、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上秉持外國反華勢力的意旨，已經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香港的長遠利益。

一個正本清源的深度解析，之所以會在香港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受到反對派如此嚴厲的指責、謾駡與污蔑，只能說明，明晰行政長官的獨特地位和堅持行政主導，戳到了反對派及其背後支持者的痛處。因為這種正本清源的精確解讀如果為香港社會所明瞭，那些反對派政客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已經形成的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掣肘，將會被大大削弱；反對派政客這些年刻意將特首貶低為僅僅是特區政府首腦、需要完全受制于立法和司法的設計圖謀將會落空；某些秉持外國政治勢力的意旨擾亂香港的社會穩定、破壞香港的經濟繁榮的政客，將失去被利用的價值。正因為某些反對派的“生存權”會因此受到嚴重的威脅，某些政客才氣急敗壞，不惜對張曉明的講話以背離常識的方式曲解，並利用口號式的謾駡加以汙名化：

第一，偷換概念刻意誤導：比如有反對派大佬稱“三權分立已存於普通法，而香港一直行使普通法”。這其中明顯是通過偷換概念誤導民眾：香港是行使普通法，普通法國家也有不少是實行三權分立，但是這並不是說，行使普通法就一定要實行三權分立；更關鍵的，香港必須接受《基本法》的規範。這種簡單的邏輯錯誤，作為一名大律師，為何如此不專業？

第二，篡改歷史曲解《基本法》：反對派頭面人物之一聲稱“基本法雖然未提三權分立，但香港一直是三權分立。”很明顯，作為一個從政多年的政客，說出這番無視歷史的話，真正是“數典忘祖”------香港直到回歸那一天，“淩駕”香港的無疑還是英國女皇派來的港督。在立法局的部分議席開放由選舉產生之前，所有官守和非官守議員皆由港督委任，相當長的時間內，港督更兼任立法局主席。更不要忘記，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1984年，香港立法局議員沒有直選；1990年《基本法》頒佈生效，香港立法局依舊沒有議員直選；1991年也就是距離中國隊香港回復行使主權只剩六年的時候i，港英政府才安排部分立法局議員席位進行直選。在後過渡期，港英政府的這種政制安排，可以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為一個老牌政客，也不應該這麼不專業吧？

第三，玩弄文字遊戲，刻意誤導民眾。反對派抓住“超然”這個意指“不同層級”的表述，以強橫霸道的“淩駕”二字代替，以“土皇帝”汙名化，就是意圖挑動民眾情緒，混淆視聽。依據《基本法》的表述，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的立法機關（立法會）、香港的司法機關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行政長官是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當然與上述三個機關有“不同層級”的關係。同時，根據《基本法》，立法機關對行政長官有一定的制約關係，這也就根本不存在“淩駕”的問題。

反對派對一個厘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定位的講話如此氣急敗壞、大動干戈，不惜用刻意誤導乃至汙名化的手法進行攻擊。其實反過來看，這種氣急敗壞引發的廣泛關注，對香港社會來說，實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回歸十七年來，確有不少港人對《基本法》中的相關細節並未精准理解。而在反對派的刻意誤導下，有些港人甚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反對派的曲解。也必須承認反對派對特首地位的刻意貶低，已經對《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造成了嚴重阻礙。這說明，《基本法》的推廣還需要更加深入、精准，而且這是一個長期細緻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為重要的是，當關於特首直選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以捆綁式投票否決之後，特首和特區政府都表態要把未來的重點轉向經濟、民生。而從回歸以來的經驗看，如果不能落實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這個重點轉移將是一句空話。

第一，香港這些年相對競爭力的下降，與行政主導受到嚴重干擾、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引導能力下降有很大關係。香港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當年行之有效、富有效率的行政主導無疑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回歸之後，行政主導明顯受到反對派的惡意阻撓，很多力圖推動經濟發展的計畫難以順利實施，港人從立法會層出不窮的“拉布”就可以看出，到底是哪些人在努力降低香港的行政效率、阻撓香港的經濟發展。 

第二，反對派通過摧毀香港經濟擾亂社會穩定、破壞一國兩制的長期戰略意圖已經暴露無遺。港人從港珠澳大橋工程、高鐵工程、第三條機場跑道等事關香港長遠競爭力的重大基建專案上，很容易發現是哪些反對派政黨、政客在實施惡意阻撓。連創新及科技局這種為了培植香港長遠競爭力而設置的機構，都受到反對派議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惡意刁難，港人都需要問一聲：反對派意欲何為？圖謀何在？

第三，反對派對經濟發展的惡意阻撓，已經對香港社會的穩定造成嚴重影響。回歸之前，港英政府通過大幅提高福利等手段給回歸之後的香港挖下福利陷阱，給一國兩制的實踐製造經濟困難；部分反對派政客及其追隨者承接外國政治勢力的意圖，遏阻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努力，使得經濟欲振乏力，逐步造成年輕人對前途的悲觀、對現狀的不滿。反對派進而利用輿論工具，將香港的競爭力下降，包括年輕人買不起樓等經濟問題推給特區政府，誤導年輕人走上街頭反對政府，已經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穩定。

毋庸置疑，香港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其實不少人並未明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含義：“繁榮穩定”並非一個簡單的狀態形容，更重要的是沒有“繁榮”，香港就難以 “長期穩定”；而沒有“穩定”，香港也難以實現“長期繁榮”，二者是“相互支撐”或者說是“互為因果”的。

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是在竭盡心力幫助香港保持繁榮穩定，2003年及時簽署CEPA、實施自由行，為香港經濟從低谷回升貢獻巨大。而帶有破壞“一國兩制”政治圖謀的部分反對派政客，也正是深刻認識到了“繁榮”與“穩定”的相互關係，才不惜採取各種手段毀壞香港經濟。否則，他們就不會冒著被主流民意不斷批評的風險，專門針對事關香港長遠競爭力的大型基建盡一切阻撓之能事。

很明顯，雖然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都希望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發展，但是現實的政治生態是不容樂觀的：如果不能落實強有力的行政主導，就無法有效地排除反對派的重重干擾，難以真正振興經濟、保障民生。而就香港目前的狀況看，如果再不積極作為，強化自身的競爭力，將會進一步動搖香港的根本，屆時產生的社會穩定問題，會成為香港不可承受之重。

為了香港普羅大眾的切身利益，為了培植香港的長遠競爭力，香港迫切需要恢復行政主導應有的地位。我們認為，厘清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進而強調行政主導的重要性，不僅合法，而且切合香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的實際需求。每一個真正將香港視為家園、不希望香港被邊緣化的港人，都應該摒棄反對派對行政長官地位的惡意貶低與污蔑，讓已經被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為實現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發揮應有效力。

來源：中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