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擴大內需關鍵 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升級

圖：分析指出，80%的內地機場，只貢獻不足10%的乘客吞吐量，背後原因在於收入差距大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新華社）

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下，擴內需成為必然選擇，由於房地產投資增速預期要回落，拉動基建投資以實現穩投資或穩增長成為一種順理成章的推理。但基建投資作為一種逆周期的調控工具，已經用了十多年了，且不說邊際效應遞減，其對全社會債務的增長也不容忽視。因此，本文討論的是如何選擇擴內需的更合適路徑。

筆者由於職業原因經常要坐飛機。每當機場人山人海的時候，感覺似乎中國人都去機場了。但這種感覺實際是被假象所迷惑，因為中國有13.9億人口，而我們所觀察的樣本通常小得可憐。

十億國人還未坐過飛機

SabreMarket Intelligence的數據分析顯示，2017年，持有中國民航局的航空運營商許可證的航司共搭載乘客5.89億人次，2018年應該超過6億人次。

但6億人次對應多少搭載過飛機的人呢？肯定不會超過2億。首先，坐飛機旅行通常會有來回，即有去有回，假設平均三個坐飛機的人中有兩個是來回的，那麼，2億人坐飛機就會產生3.3億人次的乘機記錄；其次，6億人次中應該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多次往返乘飛機的，如本人在2018年乘飛機的次數就超過80次；第三，國內航空公司的乘客中還包含一部分境外乘客。

例如，2017年，美國航司國內國際航線共運送旅客9.65億人次，同比增長3.4%，其中國際航線旅客周轉量2.234億人次，國內航線7.416億人次。美國人口只有3.2億，乘機人次是美國人口數量的3倍。可見，乘機人次與人數之間存在很大的倍數關係。

2012年的時候，東方航空董事長曾以「四分之三的國人沒有坐過飛機」來表明航空業無限的市場潛力。時至今日，這一比重應該有所下降，但即便降至三分之二，也有9億多人沒有坐過飛機。因為中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且內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筆者估計乘機人次高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來自高收入階層的貢獻，而非人數增長的貢獻。

以內地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分布為例，看似內地機場吞吐總量保持了高速增長，但若觀察一下細分數據，分化實在太大。在內地229個機場中，只有32個年吞吐量千萬級別的機場，就佔據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約78.5%，而年吞吐量在300萬以下的機場多達179個，只佔全部旅客吞吐總量的8.9%。

80%的內地機場，只貢獻不足10%的乘客吞吐量，那些處於尾部的小機場，年乘客數量接近零。一方面是十億左右的國人從沒有坐過飛機，另一方面則是80%的內地機場吞吐量不足，面臨產能過剩的窘境。其背後的原因，則是收入差距大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中國尚有十億人口沒有坐過飛機，這一方面反映了內地的潛在消費需求還非常大，如果這方面內需能夠得到滿足，那就根本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幾乎絕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可以開足馬力去生產。但另一方面，從機場利用率的不足這一現實問題來看，中國實際上存在較為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當今全球也是一樣，潛在需求很足，具有現實價值的有效需求不足。

基建投資告別黃金時代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貧困人口數量大幅減少。此外，通過提高個稅起徵點，可以使納稅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將由現在的44%降至15%，也就是把過去1.8億左右納稅人減少至為6400萬人，將減少約1.23億人。也就是說，中國相對富有的和相對貧困的10%左右的人口得到了關愛，包括當下各地紛紛成立的紓困基金，也體現了政府對民營企業主的關愛，但這些年來，剩下的10多億中低收入人口直接受益於政策傾斜案例的似乎不多。

考慮到購買力平價因素，內地城鎮中等偏上收入以上的3.16億人的收入水平已接近韓國的平均水平，但人口規模接近美國。這部分人口在2017年之前，主導了中國的消費升級，但2018年以來，消費增速受收入影響，已大幅下降。所以，今後要擴內需，應該圍繞着處在中低收入水平的10億左右居民中展開，因為他們才是拉動中國內需的最大主力。

擴大內需無非是兩種路徑，一是追加投資，二是擴大消費。投資主要分為三類，即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但基建投資持續高增長已經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率過高，而刺激房地產投資在過去屢試不爽，導致的結果是居民部門槓桿率過高，已經影響到消費，而房地產公司也面臨資金收緊和銷售不暢導致的流動性壓力。

一般估計，2019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降至5%以下，基建投資增速難超10%，製造業投資增速略有回落，這樣的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依然有所回落。事實上，近五年來，中國投資（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已經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已經太高了。

有人認為，中國可以增加在信息技術產業或各種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來拉動內需，這當然沒有錯。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結構是以傳統經濟為主的，新舊動能轉換是長期過程。當前新舊之間大約是2比8的關係，增加新領域的投資固然是應該的，且目前新興產業投資增速已經很快了，如2017年中國在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增速達到16%，2018年增速雖然還保持兩位數，但已有所回落，說明新動能的「能量」還嫌不足。

因此，鑒於上述分析，擴內需重點應該是擴大10億人的消費需求。但問題在於，如果不能增加這10億人的收入水平，如何來擴大他們的消費規模呢？

升級途徑：增收入 提福利

筆者認為可以用兩個途徑來擴消費，一是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這十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過提高這十億人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間接提高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

要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着手：

第一，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中低階層的收入總量。當前經濟增速下行，部分企業裁員導致社會就業壓力加大，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增加在民生領域的投入，來增加就業機會。因為隨着人口老齡化，社會服務的需求量會不斷上升，如養老產業實際上和教育產業一樣，不可能企業通過商業化運作就能覆蓋，肯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

第二，繼續加大減稅幅度，並下調企業的社保費率，減輕企業負擔，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

第三，壓縮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費用支出，目前儘管沒有確切的數據反映中國政府的行政費用支出佔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但鑒於龐大的行政機構和公務員規模，筆者估算在兩位數水平，但一般國家都在10%以下。應該通過減少部門和人員的方式，進一步壓縮行政費用，增加民生支出。

第四，通過發放購物券等方式，定向補貼給中低收入家庭，如當年的「家電下鄉」就是補貼農民、刺激消費的方式。中國傳統的扶貧思維是「授人以漁」，但實際執行結果卻往往導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則採取直接給民眾發錢的方式，「授人以魚」，反而能夠體現公平，促進消費。

此外，通過提高這十億人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實際上也能夠起到間接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更有底氣地提高消費比重。這當然先要補足社保資金的缺口，然後再追加投入。可以採取的辦法是增加財政對社保的補貼，或者擴大國資無償劃轉社保的範圍和規模。如果中低收入階層在養老和醫保方面的後顧之憂能夠基本消除，則邊際消費傾向就會大大提高。

提高十億人的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規模，增強消費能力，一定要靠政府部門增加財政支出規模來推進，通常有兩個辦法，一是舉債加槓桿，二是減持各類資產。而要提高財政支出在民生領域的投入規模和比重，同時還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則必須通過財稅、行政體制、國企、農村土地流轉等一系列改革來支持。

【華發網根據新華社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