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依然在增長，就是因為“變”

近期，多家公司時隔三年再次獲增QDII額度，包括博時基金在內，此次也獲得了10億美元的新增QDII額度。市場上對於QDII基金的關注度再度高漲，那麼在當下的時點，美元投資是否正當時?對此，博時亞洲票息收益債券(QDII)基金經理何凱認為，亞洲美元信用債收益率今年以來顯著上行至近4年高位，其中高收益債券目前平均收益率達7.7%(數據來源：摩根大通，2018.05.10)，票息收益較為可觀，配置價值開始顯現，特別是短久期高收益債券，吸引力更佳。

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同步複蘇的態勢總體仍然延續，且通脹較為溫和，全球經濟處於“金發女郎”時期。雖然整體上各主要貨幣當局態度逐漸轉鷹，流動性從極度寬松開始邊際收緊，但市場上流動性依然充裕，並且歐洲經濟的放緩或將減慢歐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中國人民銀行下調存款准備金率，貨幣環境也邊際趨松。

對此，何凱表示，年初以來，隨著美國加息周期的深入，短端利率上行趨勢較為明確，但基本已在市場預期之中。長端利率則受到經濟數據邊際弱化和國際局勢等風險因素影響，上行受到壓制，利率曲線進一步平坦化。

同時，何凱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過去十年，全球收益率在4%以上的資產規模由28萬億美元下降到3萬億美元(數據來源：美銀美林)，在發達國家缺少高收益資產的情況下，資金持續流入新興市場，追逐較高收益，這一趨勢較難在短期內發生顯著改變，那麼新興市場的高收益債券亦成為全球市場主要追逐的標的之一。

說起亞洲債券市場，可能很多投資者會覺得比較陌生，似乎“看不見、摸不著”，其實亞洲美元債是指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的政府、准政府機構和和企業等發行的以美元標價的債券，以信用評級來劃分，分為投資級和高收益債券。

從曆史數據來看，美聯儲過去數個加息周期中，亞洲美元債均獲得正的回報(數據來源：彭博，2017.12.31)，主要受益於票息收入，此外在加息周期中，信用利差整體收窄，也部分對沖了利率上行的壓力。亞洲美元信用債在過去十年平均年化回報6.5%，與主流新興市場資產類似，但波動性較低，具有優良的風險回報比。

“與分析國內信用債市場類似，我們也需要從亞債發行人的企業基本面、盈利能力、杠杆率和違約率等方面入手。亞洲債券市場曆史違約率較低，從2010到2017年間，投資級債券違約率接近零，亞洲高收益債券曆史違約率在0-3%之間波動(2016年和2017年違約率均為約為0.9%)(數據來源：摩根大通)，總體風險可控。”何凱說。

從需求端來看，2017年流入新興市場的資金達1130億美金，18年一季度，新興市場債券仍然錄得較強資金淨流入(數據來源：摩根大通)。新發行亞洲美元債購買者主要來自於亞洲本地投資者，發達國家則低配亞洲債券，未來空間仍存，同時隨著本次QDII額度的再次開放，中資資金對亞洲債券市場的支持有望進一步增強。

何凱是典型的防守反擊型選手，12年的證券從業經曆以及早年的海外市場經驗讓何凱形成了高度重視風險的投資理念，因為固定收益產品的特點決定了其下行風險和上行空間具有很高的不對稱性，所以何凱對下行風險的關注會大於上行空間，長期來看，只要下行風險控制住了，獲取回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多年的信用投資中，何凱構築了“三道防線”，防范信用風險：第一道防線是對基本面的研究分析;第二道防線是對持倉比例的控制;第三道防線就是強制止損的策略。

何凱管理的博時亞洲票息收益債券是以信用為核心的基金，“在個券研究上，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做足基本面的分析，盡可能選擇基本面比較穩固，估值合理，風險回報率比較優的債券，放入基金組合裏。同時采取分散投資，努力規避黑天鵝事件。”何凱談到。

對於亞洲債券市場，何凱認為在經曆了今年以來的調整以後，收益率創出了多年新高，投資價值正在體現，而其中亞洲高收益債券目前平均收益率達7.7%，票息收益較為可觀。盡管未來利率和信用利差均存在一定不確定性，但總體而言目前短久期美元信用債的絕對收益率已經體現出了不錯的吸引力，如果投資者不過多關注短期波動，願意持有一段時間，仍能獲得不錯的中長期絕對回報。

但是，形勢雖然看起來無限好，但好風景已經蒙上陰影，那就是經濟發展環境日益惡化。首要就是中美經貿關系，美歐經貿關系也是一樣緊張。美國先是打鋼鋁征稅牌，然後是汽車，未來不知還會拿什麼開刀。說到底，特朗普就是要讓別人“購買美國、雇用美國”，讓“美國再偉大”，要他國接受美國的規則和標准。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特朗普要的不僅是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美國唯一”。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與狼共舞?拋開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市場、核心技術在那裏，美元霸權在那裏。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不確定和不安全的外部環境。競爭日益白熱化，合作意願日益淡化。

我們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困難環境下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應對不當，民族複興進程就會被扼殺。如果中美之間最終能夠以理性方式解決經貿爭端，那麼就能促使我國經濟發生積極轉變，發展自己的經濟，掌握芯片等核心技術，使危轉機，變壞事為好事，加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推動高質量發展。

此外，美元、美債和石油也給世界經濟帶來高度不穩定性。美元、美債都在上升，美國還成為了石油出口國。三個因素攪在一起，一些新興市場恐怕要陷入危機。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有石油方面的考量。退出伊核，伊朗就不能按照以前那樣的額度出口石油，別國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與伊朗合作，這將造成地緣政治不穩，進而導致油價上升。油價高企，穩賺的是美國，共和黨政府樂見其成。

另一方面，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其他石油進口國的成本就會上漲，再加上美元和美債升值，加速資本外流到美國，阿根廷、土耳其等一批新興市場恐將面臨危機。但只要中國和人民幣能夠保持穩定，亞洲能保持穩定，新興市場整體性危機就不會發生。而且陷入麻煩的新興市場對世界經濟影響有限，世界經濟總體形勢仍會向好，不會有大問題。這是基本的判斷。

在如此緊張的發展環境下，世界經濟依然在增長，就是因為“變”。沒有美國的單邊主義，歐洲、日本、澳大利亞怎麼能突然回過頭來，與中國合作?這就是特朗普造成的壞環境，反而促成積極的新互動關系。眼下，新一輪的國際經濟關系正處在大調整之中，壞事與好事組合在一起，逼迫人們告別過去那種自己不願意幹或者不到萬不得已就不幹的拖延狀況，轉而自己動手去幹，而且加足馬力地去調結構、升產業、搞研發。我們現在強調，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就是這種調整的具體體現。所以，在這種環境下，中國的結構一定要加速調整，堅持自己的發展目標，堅持創新型國家與高質量發展宗旨。同時，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與國際機構的合作;對面臨困境的新興國家，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平衡義利，給予力所能及的援手，幫其渡過難關;尤其要以“一帶一路”為平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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