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進一步拓展開放范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佈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代表委員們認為，應繼續朝著擴大開放要動力、添活力，既要拓展開放的范圍和層次，也要創新開放結構佈局、體制機制。

開放型經濟是與封閉型經濟相對立的概念，是一種經濟體制模式。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開放經濟強調把國內經濟和整個國際市場聯系起來，盡可能充分的參加國際分工，同時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出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而言，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接近於開放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發展開放型經濟已成為各國的主流選擇。開放型經濟與外向型經濟的不同在於:外向型經濟以出口導向為主，開放型經濟則以降低關稅壁壘和提高資本自由流動程度為主。在開放型經濟中，既出口，也進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輕的問題，關鍵在於發揮比較優勢;既吸引外資，也對外投資，對資本流動限制較少。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幹意見》，《意見》共分11章50條，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體要求、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構建外貿可持續發展新機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構建開放安全的金融體系、建設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加強支持保障機制建設、建立健全開放型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等方面，全面提出了新時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代表委員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帶動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走出去，拓展了經濟合作新空間。

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出口總額1.1萬億美元，增長了14.8%，高於全國外貿總體增速3.4個百分點。江西省商務廳廳長王水平代表認為：“‘一帶一路’給開放型經濟注入發展新動力。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應繼續推動國際大通道建設，深化沿線大通關合作，促進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

中能國電集團董事局主席王一莉委員建議，加強與相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質量技術體系、人員等方面的對接，並且打造信息流通、優勢互補的企業資源共享平台。

雲南大學校長林文勳代表認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應注重通過擴大國際產能合作，帶動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走出去。同時，加大西部、內陸和沿邊開放力度，打造相關地區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壓力較大，要在充分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平台作用的基礎上，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突破企業資金短缺瓶頸。”王一莉建議。

去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31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中國的引資政策不斷完善，成效顯著。促進外商投資穩定增長，應繼續在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下功夫，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引資不僅是引進資金，要把引資、引才、引智放在同等地位。現在常常是項目資金跟著人才走，而不是人才跟著資金走。”王水平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希望在自由貿易港的空間佈局上考慮地區差異性和區域平衡性，考慮給予內陸省份先行先試機會。

“想要引來金鳳凰，先要種好梧桐樹。”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陳金山代表說，吸引外資已經從過去的靠政策、靠優惠，轉向現在的靠環境、靠市場，必須練好基礎設施建設等基本功，包括進一步拓展開放通道。“我們探索建立陸上貿易規則。通過解決鐵路運單物權化問題，建立和海運相對應的國際規則，帶動以鐵路為骨幹的國際貿易發展。我們拓展向北、向東這兩個方向的通道，彌補海運能力的不足，讓更多國外企業加強與西部地區的貿易往來。”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鞏固外貿穩中向好勢頭。代表委員們認為，要以更大的工作力度優化外貿結構，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比起增速，我國外貿在結構方面持續優化更值得關註。”浙江龍盛集團公司總工程師歐其代表認為，鞏固外貿穩中向好勢頭，要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從大進大出向優進優出轉變。“引導創新型、創業型和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走‘專精特新’的發展模式，鼓勵外貿龍頭企業在經營理念、管理、研發、營銷網絡、服務等方面國際化協同發展。”

王水平說，外貿發展要從過去中低端產品出口、承包工程，逐步向中高端產品、新興服務業出口升級。“比如江西景德鎮瓷器、中醫藥等逐漸成為外貿發展新亮點。下一步應繼續推動優勢產業走出去、富餘產能轉出去，提升整體產業發展水平。”

代表委員們認為，建設貿易強國還要提升進口綜合效益。擴大先進技術、設備、服務進口，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合理增加一般消費品進口，豐富國內市場高端優質商品供給。“要在開放中增強發展新動能、增創競爭新優勢，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王一莉說。

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回顧35年改革開放曆程，改革與開放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為開放創造體制基礎和內在條件，開放為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和活力源泉。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發展處於轉型期和換擋期，需要通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進一步促進國內體制改革，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再造一個"開放紅利期"。《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對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必將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曆史轉折。對外開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也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今天，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站在新的起點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總趨勢沒有改變。受種種因素影響，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坎坷，多哈回合談判徘徊不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升溫，經貿摩擦政治化傾向抬頭。同時，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各類自由貿易協定大量湧現，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動力。截至今年7月，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並仍然有效的區域貿易安排共249個，70%左右是近10年出現的。目前，世界貿易組織159個成員方中只有1個沒有參與區域貿易安排。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等超大自由貿易區正在孕育，將對經濟全球化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我國建設自由貿易區形勢緊迫。

國際金融危機後，不少發達國家深陷債務危機的沼澤，經濟複蘇艱難曲折，發展中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一批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金磚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20%，全球經濟格局"東升西降"更加明顯。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8-2012年，發展中國家進口總額年均增長10.9%，明顯高於發達國家3.3%的增速，佔全球進口的比重由39%升至45%。全球需求結構深刻調整，要求我們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同時，加快開拓前景廣闊的新興市場。

從全球范圍看，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仍在深化，但出現一些值得關註的新動向。受新興經濟體綜合制造成本上漲的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低端制造環節加速向低收入國家轉移;在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政策的牽引下，一些中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服務外包和服務投資成為國際經貿合作新熱點，為新興經濟體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帶來了機遇;新能源、雲計算、3D制造、基因診斷與修複等新技術革命取得新突破，各國均對新興產業發展寄予厚望，搶佔產業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

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成為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第二大吸收外資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第一大外彙儲備國，這為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資金、日趨完備的基礎設施、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以及不斷增強的企業創新能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也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條件。但隨著我國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成本進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傳統優勢受到削弱，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如何鞏固傳統優勢、增創新優勢，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

隨著綜合國力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增加，各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更加關註中國的立場，更加注重對我國的借重與合作。同時，我國被加速推向國際事務前台，一些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應對氣候變化、人民幣彙率、知識產權保護、市場開放等方面對我國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期待也越來越多。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外界認知同我國實際情況的落差，給我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帶來複雜影響。

形勢逼人，不進則退。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帶來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唯有適應對外開放新形勢，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才能在錯綜複雜的外部環境中站穩腳跟，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涉外經濟體制改革邁出堅實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國情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開放型經濟體制。但總體看，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比較突出，有些體制不適應國內外形勢和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比較而言，外貿體制改革更深入一些，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體制比較成熟，內陸地區相對滯後;企業改革步伐較快，政府職能轉變和中介組織建設相對滯後。《決定》著眼長遠，明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主攻方向，也立足當前，提出了不少重要舉措。主要包括:

現階段利用外資不是簡單的引進資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國際投資中搭載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先進管理經驗，這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至關重要。三十多年來，我國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力得到極大的提升，躍居全球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國，得益於制造領域實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對外開放。相比之下，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低，競爭力弱，仍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塊"短板"。壯大和發展服務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重點是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服務業不僅要對外開放，也要對內開放。

多年來，我們採取逐案審批和產業指導目錄的外資管理方式，同時，在一些領域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法律法規。這種管理方式的優點是產業政策導向性強，缺點是審批環節多，政策穩定性不足，容易導致"玻璃門"、"彈簧門"等問題，行政成本和營商成本都較高。而世界越來越多國家採取"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將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領域列入清單，未列入的領域外資均可進入，內外資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這種管理方式有利於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為企業創造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我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鑒這種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糾正"重事前審批、輕事後監管"的傾向，賦予各類投資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不僅擴大了服務業市場開放，而且試行了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今後國家將在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幹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為在全國推行這種管理模式積累經驗。

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是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國對外投資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但總體看我國企業走出去仍處於初級階段，特別是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後，不能完全適應對外投資加快發展的新形勢，在投資審批、外彙管理、金融服務、貨物進出口、人員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諸多障礙。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關鍵是深化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放寬對外投資的各種限制，落實"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的主體地位。對此，《決定》提出了"三個允許"，即"允許企業和個人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允許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允許創新方式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並購投資、證券投資、聯合投資等。"這是廣大企業和投資人的熱情期盼，充分體現了國家支持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導向，必將推動我國對外投資邁上新台階。

與多邊貿易體系的開放相比，自由貿易區有對象可選、進程可控的特點，可以起到以局部帶動整體的開放效果。目前，我國已經簽署了12個自由貿易協定，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水平不高、規模有限。今後，我們要繼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以周邊為基礎、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由貿易區網絡，拓展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發展空間。要抓緊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進一步提升區內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積極推進中韓、中日韓、中澳(大利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適時啟動與其他經貿夥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當前，我國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曆史性機遇，但由於既不靠海、也不沿邊，存在開放口岸少、物流費用高、區域轉關難等諸多亟待破解的制約因素。擴大內陸開放是一篇大文章，要從體制機制、政策環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夯實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礎。要創新內陸加工貿易模式，推進整機生產、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發結算在內陸地區一體化集群發展，使內陸地區成為沿海加工貿易鏈條的承接地。要統籌推進內陸地區國際大通道建設，加快建設面向東南亞、中亞、歐洲等地區的國際物流大通道，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航線，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要推動內陸沿海沿邊通關協作，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擴大"屬地申報、口岸放行"等改革試點，使內陸地區貨物進出口逐步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關成本。

我國同14個國家毗鄰，陸路邊境總長2.28萬公里，沿邊139個縣級行政區國土面積合計約200萬平方公里，居住著45個少數民族。加快沿邊開放，對優化對外開放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繁榮穩定的邊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近年來，沿邊地區對外開放邁出了堅實步伐，但受曆史、自然條件和周邊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沿邊地區開放型經濟規模總體偏小，經貿合作層次不高，與周邊國家合作機制不健全，經貿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國加快沿邊開放的有利條件在增多。周邊國家人口眾多，能源資源富集，近年來經濟普遍發展較快，與我開展經貿合作的願望強烈。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分別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共鳴，為我國加快沿邊開放帶來了重大機遇。推進沿邊開放要堅持統籌規劃、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東西互動、內引外聯的原則，在"邊"字上做文章，從合作機制和開放政策上尋求突破。要創新沿邊開放政策，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遊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優勢產業。要發揮金融對沿邊開放的支撐作用，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為沿邊開放提供良好條件。要鼓勵邊境地區與毗鄰國地方政府之間建立高效務實的工作機制，及時解決毗鄰地區經貿和人員往來中的問題。

行業商(協)會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開放型經濟規模不斷壯大以及政府職能加快轉變，制定行業標准、規范行業秩序、開拓國際市場、應對貿易摩擦等方面越來越離不開商(協)會的作用。但受法律地位不明確、職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機制不靈活等體制因素的制約，我國商(協)會存在發展活力不足、服務不到位、行政色彩濃厚等問題。發展和規范商(協)會，要從思想認識、政策環境、機構建設、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障礙，把本不屬於行政范疇的職能還給商(協)會，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等多種途徑予以支持。《決定》指出:"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是經濟社會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對今後商(協)會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隨著大批面向市場、依法運行的商(協)會湧現出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聯系將更加緊密、暢通，政府宏觀管理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都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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