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題高質量發展2018年要開好局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堅持問題導向展開經濟工作佈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國際金融危機後，我國經濟出現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深刻變化，經曆了較長時期的波動下行。隨著近兩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市場預期有效改善，經濟增速由降轉穩，波動幅度明顯收窄，已連續10個季度穩定在6.7%至6.9%之間，提高質量和效益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高質量發展開啟了由“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的新階段。經過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告別了短缺經濟，數量矛盾逐步緩解。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消費加快向多樣化、個性化、服務化方向升級，而“數量追趕”時期迅猛擴張形成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跟不上市場需求變化，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質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如果說，填補“數量缺口”是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那么，填補“質量缺口”就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轉向“質量追趕”，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主攻方向，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高質量發展開啟了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新階段。隨著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人口數量紅利快速消失，土地、資源供需形勢發生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由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轉向提高生產效率。這個階段，制約發展的瓶頸是創新能力不足，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依靠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高質量發展開啟了由改變“落後的社會生產”轉向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的新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本身就是發展質量不高的突出表現。因此，要針對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經濟發展從數量擴張為主轉向質量提升為主，從主要解決“有沒有”轉向解決“好不好”。

2016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回暖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連續兩次上調2017年、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至3.6%和3.7%，改變了過去幾年來多次持續下調增長預期的狀況。展望未來，世界經濟處於技術革命向商業化轉變的關鍵期。從長波周期看，以頁岩油氣革命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取得較大突破，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智能制造方興未艾，支撐長波周期的技術革命已現端倪。從短波周期看，全球經濟活力不斷增強，經濟增速在2016年達到近六年以來的低點後，2017年開始出現明顯回升。在長波周期和短波周期的疊加效應下，預計2018年全球經濟將繼續保持回暖勢頭。但也應注意到，前期全球過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滋生了資產泡沫，而今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同步回歸正常化，存在刺破資產泡沫、引發金融市場動蕩的風險;美國特朗普稅改計劃可能引發全球惡性減稅競爭，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地緣政治局勢動蕩等因素給全球經濟複蘇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

當前與其說中國經濟進入新周期，不如說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未來工作重點將集中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上來。

一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顯著轉變。我國順應經濟發展基本規律，通過深化改革和激勵創新來推動發展方式的切實轉變，經濟逐步由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由技術引進型向自主創新型轉變;由高碳型經濟向低碳型經濟轉變;由資源消耗型向環境友好型轉變;由“少數人先富”向“共同富裕”型社會轉變。

二是推動供給質量顯著提升。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准國際標准提高水平。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努力培育若幹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三是推動增長動力顯著轉換。我國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帶動全面創新，以健全教育體系培養人才，以打造人才隊伍支撐創新，推動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教育鏈有機銜接，促進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新產品新服務快速成長，平台經濟、分享經濟、協同經濟等新模式廣泛滲透，跨境電商、智慧家庭、智能交流等迅速成長，新舊動能加速轉換，為經濟提質增效不斷注入新的強勁動力。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由“站起來”到“富起來”進入“強起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另一方面，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已經是世界制造業大國，不再是社會生產能力落後的問題了，發展中存在的是城鄉間、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問題，以及質量效益不高、創新能力不強、生態環境保護不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等發展不充分問題。從短期看，我國經濟領域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金融領域蘊藏“灰犀牛”風險。近年來，一些市場主體行為出現異化，道德風險明顯上升，而金融監管體制機制尚不適應。金融問題疊加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形成了當前金融領域內的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貸款、企業債、互聯網金融、房地產泡沫、地方隱性債務、違法違規集資等“灰犀牛”風險隱患，具有極大的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和危害性。一旦發生“灰犀牛”事件，跨市場、產品關聯和機構關聯的金融市場特征將極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盡管有關部門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容忽視。融資平台無序擴張、政府購買服務異化、基金融資“明股實債”等隱性債務風險不容忽視，購買服務貸款異化形成違規政府性債務。政府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迫切需要，但在“堵後門”的同時沒有很好地打開“前門”，使得部分基建項目面臨較為突出的融資難題。存在按時完成存量融資整改難度較大，基礎建設項目政府購買服務與財政規劃期限不匹配，已開工項目面臨資金鏈斷裂風險等問題。

三是房地產市場泡沫影響經濟穩定運行。“全民皆房”推動房價持續快速飆漲，資產泡沫風險明顯加大，使得商品房已經嚴重超越了居住屬性，扭曲為財富再分配的金融工具，房地產市場扭曲式發展已經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和群眾的切身利益。高房價使得大學應屆畢業生等新市民群體買房幾乎無望，高房價吸引各種社會資本湧入加劇房地產市場的扭曲，並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實體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一旦深度調整，將會打擊一系列相關行業的正常發展，並造成金融乃至經濟動蕩，近期部分中小房企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金融風險。

工業生產穩中趨緩，結構繼續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鋼鐵、煤炭等重點領域連年超額完成去產能任務，傳統行業供需關係逐步改善;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高技術產業快速成長，裝備制造、戰略性新興產業勢頭良好，工業發展的新動能不斷累積。但是，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杠杆力度不減，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融資等成本難以下降;工業領域由補庫存逐步轉向去庫存。初步預計，工業生產將穩中趨緩，2018年工業生產將增長6.2%左右。

服務業主導作用進一步增強。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分享經濟、科技服務、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我國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等五大幸福產業快速發展。但是，金融領域去杠杆導致融資等行為更趨謹慎，房地產市場銷售與投資活躍程度下降，對服務業支持作用減弱。初步預計，2018年服務業生產增速將基本穩定在7.5%左右。

投資增長略有放緩。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成為國際趨勢，去杠杆、防風險要求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社會投資成本難以進一步下降;商品房銷售放慢的影響將會逐步傳導至房地產開發建設領域，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將小幅回落;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當然，經濟結構升級帶動裝備制造、高技術產業投資較快增長，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利於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初步預計，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將增長6.8%左右。

消費需求繼續發揮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保持較快增加，農民工就業形勢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為後期消費穩步運行提供良好基礎;健康養老等幸福產業不斷加速，為消費增長提供了新的空間;服務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並成為促進消費的重要增量來源。但是，汽車領域優惠政策效應遞減將導致汽車消費減慢，房地產調控將抑制關聯商品如家電、家具、裝修等消費，農村消費增長的脆弱性較大等。初步預計，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增長10%左右。

進出口保持較快增長。世界經濟呈現回暖態勢，市場需求繼續改善，國際貿易和投資日趨活躍，新興經濟體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加大，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外貿企業競爭力增強，加工貿易增長企穩回升，國內市場需求改善，有助於我國進出口保持較快增長。但是，美國對我國發起“301調查”等貿易保護行為，制約我國重點領域對美出口;美聯儲持續加息及啟動縮減資產負債表，對國際金融市場和各國貨幣政策帶來一定沖擊;全球地緣政治形勢複雜，恐怖襲擊、地緣沖突等突發事件較多;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蕩波動等，我國出口面臨的不確定性仍然較大。初步預計，2018年以美元計價我國出口和進口將分別增長6%和8.5%左右。

居民消費價格溫和回升。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基本平衡，居民消費價格保持溫和上漲態勢。消費品市場供過於求，工業品價格上漲對消費品價格的傳導作用有限;糧食庫存居高不下，食品價格上漲空間受限;貨幣環境難以進一步寬松，流動性穩中趨緊，不支持消費價格明顯攀升。但是，肉禽、部分油料等食品價格具有較大不確定性。初步預計，居民消費價格將溫和上漲，2018年CPI將上漲2.0%左右。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漲幅回落。PPI翹尾因素影響將會較2017年明顯減弱，生產領域供大於求局面仍然存在;對2017年工業品價格影響巨大的國內原材料價格漲幅將會趨緩;全球鐵礦石供應增加、美國頁岩油氣複產，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將震蕩走弱。但是，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提高，環保督察力度不減，部分汙染嚴重的工業品存在一定供應壓力，初步預計2018年PPI上漲3.5%左右。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針對社會主要矛盾和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需要長期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切實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著力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穩”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能急轉彎、猛刹車、強刺激;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穩經濟、穩物價、擴就業、增收入，保持社會大局穩定。“進”就是要加大調結構、促改革的力度，推進結構調整和各項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在工作實踐中，要處理好“穩”和“進”的辯證關係。“穩”是“進”的前提條件，如果急躁冒進、只考慮結構調整和改革，卻忽視了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問題，一旦經濟增長出現過快下滑，各種社會矛盾就會凸顯，結構調整和改革也就無法有序推進。同樣，如果一味求穩，縮手縮腳，不推進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將來經濟增長的基礎難以夯實。二者有機統一、互相影響，單純強調某一方面都不符合“穩中求進”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要把握好“穩”和“進”的工作節奏和力度。要加強政策協同，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重在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重在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重在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爭力，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強化創新驅動;社會政策要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改革步子再快一些，加快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改革;開放力度要大一些，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列為2018年八項重點經濟工作之首。當前，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因而根本途徑在於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破”就是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用市場化、法制化手段化解過剩產能。目前，煤炭、鋼鐵行業去產能已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是水泥、煉油、造船和電解鋁等行業產能過剩壓力依然較大。未來破除無效供給，處置“僵屍企業”，推動化解過剩產能仍是重要任務。

“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近幾年來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青黃不接”是我國經濟不斷下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不斷培育壯大新經濟動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動傳統行業技術改造、轉型升級，從而提升整體供給體系質量。

“降”就是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當前，在美國出台30年來最大規模減稅政策的背景下，我們並不需要搞惡性減稅競爭，但必須正視全球性減稅的現實，切實深入研究制定我國普遍性減稅和完善稅制的應對之策。只有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取得實質性進展，制造企業才有盈利空間，制造業投資、民間投資才能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堅實動力。

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發、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發展。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作出這一重大決策意義十分重大。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啟高質量發展新時代。我們仍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建設的內涵已經發生變化，經濟建設的主旋律將是高質量發展，不再是高速度增長，高質量發展將引領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進入新時代，追求新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同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准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穩中求進，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態度，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才能從容應對國內外環境深刻複雜變化。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在經曆多年艱難調整後，投資、貿易和工業生產回升，呈現出自2010年以來首次覆蓋范圍較廣、回升勢頭較強的複蘇態勢。但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美國減稅法案可能加劇主要經濟體競爭性減稅，地緣政治動蕩也可能沖擊全球經濟複蘇進程。從國內看，我國經濟運行穩定性增強，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服務業佔比上升，創新支撐作用增強，質量和效益改善。但也要看到，實體經濟仍面臨困難，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勢疲弱，創新能力仍不夠強，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結構性失衡仍然突出，潛在風險不容小覷。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把握好政策力度和節奏。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需要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同，形成政策合力。“穩”，重點在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保持經濟運行環境穩定，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進”，重點在更大程度發揮結構性政策作用，更加注重解決民生問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這裡的“穩”，強調的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穩”;這裡的“進”，強調的是“穩”的基礎上的“進”，是科學有序的“進”。

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由1.2萬億元增加到2.38萬億元，但赤字率一直控制在3%以內。2018年要增強財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普惠性，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三農”、綠色發展、民生等領域的支持，加大對打好三大攻堅戰的保障力度。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整頓“名股實債”和違法違規擔保行為，制止以政府投資基金、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變相舉債。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去年以來，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通過加大監管力度、整治金融亂象、補齊制度短板，金融“脫實向虛”初步扭轉，金融風險聚集勢頭得到控制。今年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保持總量性政策連續性穩定性的基礎上，更大程度發揮結構性政策的作用，增加優質增量供給，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加快新舊發展動能轉換。增強社會政策民生導向，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民生保障。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作為一個大規模經濟體，實現長期高速增長殊為不易，轉向高質量發展則更為艱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底線性、本質性要求。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金融風險的根源是宏觀杠杆率上升過快。要把控制企業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作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點，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推動國有企業去杠杆，依法依規對“僵屍企業”實施破產清算，切實有效降低企業債務水平。按照“開前門”“堵後門”的原則，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的法制化管理，推進債務信息公開和債務風險的動態監管。加強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薄弱環節監管，堅決打擊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

打好精准脫貧攻堅戰。精准脫貧重在“精准”，重點是瞄准特定貧困群眾精准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注重把扶貧同扶志、扶智結合起來，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脫貧致富內在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嚴格考核評估，讓脫貧成效真實可信，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強化大氣、水、土壤等汙染防治，使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逐年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重點打贏藍天保衛戰，明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運輸結構，從源頭上解決問題。汙染防治攻堅戰是一場持久戰，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久久為功。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推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展開經濟工作佈局，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主要任務。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線。近兩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鋼鐵、煤炭去產能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房地產庫存明顯減少，企業杠杆率穩中有降，減稅降費成效顯現，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基礎設施等短板加快補齊。但也要看到，要素市場發育滯後、價格扭曲和市場壁壘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制約因素。要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以處置“僵屍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將沉澱的生產要素從過剩領域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領域轉移到高效領域，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真正實現產業升級。大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降低顯性門檻基礎上減少隱性障礙，清理各類“紅頂中介”，改善政商關係，真正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市場主體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高國有企業生產效率和競爭力。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優化國有經濟佈局，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切實落實保護產權政策，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消除保護產權的所有制歧視，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三農”領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總抓手。要根據農村發展實際，科學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分類推進，避免一哄而起、盲目攀比。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破除妨礙城鄉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質量興農戰略，加快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不斷提高農業創新力和競爭力。

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區域層面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按照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新要求新任務，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推動中部地區崛起，支持東部地區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重點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引領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以城市群建設帶動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大中小城市網絡化發展新格局。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擴大開放有利於深化國際合作與競爭，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新機遇。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以投資帶動貿易和產業發展。有序放寬市場准入，加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開放力度。促進貿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質量和附加值，根據國內產業發展和消費升級需要，積極擴大進口。引導對外投資健康發展，促進國際產能合作，防范境外投資風險。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特別是教育、就業、養老、醫療等領域的突出問題。住房問題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積極探索多主體住房供應，改變供應主體過於單一的狀況;動員更多社會力量進入，實現住房保障渠道多元化;發展住房租賃特別是長期租賃市場，支持專業化住房租賃企業發展。

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程度是衡量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准。要引導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等各方面投入和參與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研究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健全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認為，要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在穩中求進中推動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對做好2018年經濟工作乃至未來經濟工作有哪些重要指導意義?

張立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2018年乃至未來長期經濟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導原則。

過去5年，中國經濟增速發生明顯變化，從2010年的10.6%降到2016年的6.7%。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不僅實現了從高速到中高速的平穩換擋，而且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真正開始轉向質量效益型發展。在這一轉換期所面對的風險和考驗是空前嚴峻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過去5年通過我國經濟發展和工作實踐所形成的理論結晶。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明確黨對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原則，明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立足大局、把握規律的工作方法，明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的堅定決心。這一思想體系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思路清晰。

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要堅持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錯綜複雜和嚴峻的形勢下，堅強的領導核心是非常重要的，是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是做好經濟工作，做好宏觀調控工作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原則。

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2018年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新時代的開局之年，高質量發展首先表現在人民生活向高水平的提升。所以，2018年要著眼於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來推進經濟轉型升級。要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水平，推進經濟結構全面改善等方面邁出堅實步伐。

中國經濟時報：此次會議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您對此有怎樣的理解?穩中求進該怎么進?

張立群：黨的十八大以來，“穩中求進”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和落實好這一重要原則。穩中求進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穩”要穩住經濟運行，“進”要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只有“穩”，“進”才可持續，只有“進”，“穩”才能不斷得到鞏固，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因此，要把穩和進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惟有此，才能達到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保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目的。

穩中求進該怎么進?要在關鍵領域著力，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必須有實質性進展。比如，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依靠體制機制完善，破除無效供給，淘汰“僵屍企業”，推動化解過剩產能;依靠體制機制完善促進科技創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是依靠改革，破除不適合當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全面提高我國經濟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中國經濟時報：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您認為，推動高質量發展，2018年如何破題，重點和難點在哪兒?

張立群：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可以說，2018年的工作任務非常重。所以要在高質量發展方面破題。如何破題?如何拉開高質量發展的大幕?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做好8項重點工作：一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四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五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七是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八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此外，還要注意一個可喜的變化：中國經濟已經基本結束了過去6年的經濟增速換擋期，為高質量發展形成了大體平穩的宏觀經濟環境。2017年主要經濟數據的良好表現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平台。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明顯提高。

首先，從外部需求來看，出口形勢總體好轉。2017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長11.7%，同比提高13.7個百分點;進口增長21.5%，同比提高23.3個百分點;外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提升，淨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7%。

其次，從國內來看，投資走穩的態勢較為明顯。去年下半年以來，作為影響投資增幅下降主要因素的制造業投資的增速下降態勢已經終止。同時，房地產投資平穩增長的態勢初步建立，而且是趨勢性的，未來保持平穩增長前景的概率比較大。此外，基礎設施投資保持活躍態勢。由於目前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補短板”任務大量增加，這對基礎設施配套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並形成更大投資空間。可以說，投資增長走穩的基礎已初步建立。

第三，消費也持續保持較為活躍的態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

當然，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居民部門杠杆率提高較快，外部不確定性因素仍然較多等經濟金融風險仍不容忽視。

因此，2018年要把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工作任務的變化更好地統籌起來，破題高質量發展，開好局，起好步。全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穩步邁進高質量發展新時代，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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