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核心

2017年末，廣義貨幣(M2)增速創下曆史新低，同比增長8.2%。2017年以來，M2增速放緩，多個月份都在9%左右運行，個別月份甚至跌至9%以下。

觀察近10年來的M2增速，在2009年創下28%的高點後，近年來，我國M2增速持續放緩。

短期內，M2增速的變化受季節性和監管政策的影響較大，但結合近10年來貨幣結構變化以及金融創新等因素來看，M2保持較低增速可能成為常態。

短期看，去杠杆、強監管使得M2在低位運行。2017年以來，在去杠杆形勢下，多個金融監管政策密集出台，要求金融機構嚴格控制杠杆率、禁止過度期限錯配、嚴禁監管套利等。如2017年底，針對資管業務存在的多層嵌套、杠杆不清、監管套利、剛性兌付等問題，設定了統一的標准規則;針對“現金貸”亂象，明確了原則底線，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清理整頓措施等。

強監管之下，金融機構開始主動調整資產負債結構。前幾年，銀行購買非銀機構發行的資管產品等行為較為普遍，資金空轉的現象較多，由此派生出了存款增加，進而推高了M2增速。隨著金融監管的加強，銀行開始回收通過資管計劃等投向非銀機構的資金，資金“體內循環”減少，這就拉低了M2增速。2017年年末，M2增速的進一步走低則更多與季節性因素有關。2017年12月份，由於前期貸款擴張較快，年底銀行貸款等資產擴張理性減緩，存款派生也相應有所放緩，導致2017年M2創下同比增長8.2%的曆史新低。

對於M2增速放緩，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建弘解釋稱，2017年末M2比上年有所下降，主要反映了在去杠杆和金融監管持續加強形勢下，銀行資金運用更加規范，金融部門內部資金循環和嵌套減少。

據央行初步測算，2017年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全年同比少增，下拉M2增速超過4個百分點。同時，貨幣持有主體的變化對此也有所印證。2017年末，金融機構持有的M2增長7.2%，比整體M2增速低1個百分點，住戶和企事業單位持有的M2增速則高於整體M2增速。

M2增速大幅放緩，市場上的錢少了，是否降低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阮建弘認為，總的看，金融部門內部資金循環和嵌套減少，由此派生了存款減少，這有利於金融機構保持穩健經營，降低系統性風險和縮短資金鏈條，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大的影響。

從數據來看，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減。相關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相對平穩。2017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19.44萬億元，比上年多1.63萬億元。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3.84萬億元，同比多增1.41萬億元。

“M2增速趨於下降時社會融資規模保持較高增長，可以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保證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盛松成也表示，M2增速下降反映了金融部門去杠杆取得了成效，是前幾年高增長後向合理水平的回歸。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保持平穩，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並未減弱，實體經濟流動性並未過多受到金融去杠杆的影響。

但是，隨著近年來我國貨幣結構發生變化，M2的指標意義已經明顯下降。近年來，金融創新快速發展，除了商業銀行外，居民和企業存儲貨幣的途徑不斷增加，如銀行表外理財、貨幣基金、互聯網金融存款、各類資管計劃等。數據顯示，2017年6月底，餘額寶規模達到1.43萬億元，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貨幣基金。盛松成表示，這些金融產品貨幣屬性都很強、增長都很快，但不少都沒有統計到M2中去。並且，大量企業和居民選擇以貨幣基金等存款以外的形式儲蓄，銀行存款來源不足、負債壓力加大、派生貸款的能力下降，這些都導致M2增速趨於下降。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薑超表示，在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時代，貨幣存在的形式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轉移，且新的貨幣規模維持高速增長，傳統M2統計的貨幣增速就逐漸顯得失靈。

尤其是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這些機構吸收的資金更是分流了本應存在銀行、體現在M2中的貨幣。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統計，2017年6月末，全國個體網絡借貸平台的貸款餘額為1.13萬億元，這在2016年末、2015年末和2014年末分別為8034億元、4395億元和1036億元。同時，盛松成認為，地方債發行的減少也使得銀行債券投資放緩，進而拉低M2增速。

在現有統計口徑不變的情況下，M2可能難以回到過去的高增速時代。

2017年12月末，我國M2餘額已經達到167.68萬億元。而在10年前，M2餘額僅在40萬億元左右。基數大了，M2增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需要的資金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從近10年的趨勢看，隨著M2餘額的快速增長，增速也在逐步放緩。M2增速在2009年觸及28%的高位後，隨後開始震蕩下行。2014年，M2增速也曾經跌至11%左右。2016年以來，M2持續在11%下方波動。

“估計隨著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進一步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比過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為新的常態。”阮建弘認為，同時，隨著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更加複雜。例如,貨幣市場基金快速發展對存款的分流作用可能持續存在等。“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性亦有下降，對其變化可不必過度關注和解讀。”阮建弘強調。

回顧曆史，2016年之前的主基調是金融創新導致銀行表外、非銀金融產品吸收貨幣量高速增長，貨幣結構從銀行表內向表外轉移，M2增速放緩，薑超認為，2017年這種轉移速度放緩，對M2增速沖擊趨弱，但金融監管趨嚴導致貨幣創造減少，M2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情況更為複雜，一方面各項金融監管政策落地，銀行通過非銀創造貨幣的渠道被全面封堵，貨幣創造活動或進一步放緩;另一方面，對銀行理財、非銀機構、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和限制，有助於貨幣從銀行表外向表內回歸，這種結構轉移又有推升M2的作用。薑超認為，貨幣創造活動的減少可能成為主導力量，M2低增長或是大概率事件。

對於2018年M2的增速，盛松成認為，2017年金融去杠杆取得明顯成效，2018年這個因素不會像2017年這樣明顯，預計未來M2同比增速將趨於上升，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差距將逐步縮小，2018年M2增速有可能回到10%以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1月30日主持學習時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更是一個重大實踐課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入探討。習近平同志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築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

一般意義或者傳統意義的實體經濟，包括制造業、農業、建築業和除制造業以外的其他工業，構成實體經濟的主體部分。其中，制造業是實體經濟最核心的部分，也可以理解為最狹義的實體經濟。廣義的實體經濟，除了包括傳統意義的實體經濟外，還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除金融業、房地產業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務業。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亟待處理好工業內部產業關係、工業與服務業關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係這三個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在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下，實體經濟結構出現高級化的內在和外部驅動力。這就需要我們順應時代潮流，促進實體經濟結構高級化，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構築堅實的支柱。

聚焦當前實體經濟結構，在產業、企業、產品層面看，都有待高級化。產業而言，存在創新能力不強、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業不夠、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佔有不足等方面問題。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並長期存在;傳統制造業中的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國際產業鏈分工地位有待提高，產業亟待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轉型升級;產業融合還有待加強，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升;科技創新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全，而且存在鏈條割裂和效率不高等問題。企業層面，優質企業少，世界一流的卓越企業更是缺少，此外仍然存在大量“僵屍企業”。在創新能力、品牌、商業模式、國際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和不足。近些年來，受內外因素影響，許多企業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單靠市場機制無法自動出清，形成眾多“僵屍企業”。產品層面，產品總體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產品檔次、標准水平和可靠性、附加值不高。

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結構高級化，關鍵是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化解產業結構失衡，以創新為驅動力，以效率和質量為導向。在促進實體經濟結構高級化過程中，政府需要多方面協調發力。第一，要協調好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鼓勵創新，促進實體經濟結構高級化，是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共同目標。競爭政策發揮著更為基礎的作用。政府在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方面可以大有作為。需要全面清理和廢止不利於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的政策措施;需要圍繞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在市場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營造良好環境。與此同時，針對切實的前沿技術、新興技術和中小企業的創新領域，採用補貼、稅收優惠、貼息等形式的扶持性產業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在引導創新方向上，要注意促進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升級改造相結合，促進傳統制造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促進中國經濟新舊動能平穩、接續和快速轉換。

第二，協調促進產業融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積極實施《中國制造2025》，提高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服務化水平，建設現代制造業產業體系。產業融合體現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上，就是制造業服務化，或者是服務型制造的發展。提高產業效率、實現產業升級，一定要抓住發展服務型制造業這個“牛鼻子”。創新能力不強是我國產業體系的“阿克琉斯之踵”，無論是制造業的供給質量提升，還是解決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都要依賴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實體經濟結構高級化，依賴創新驅動戰略。深入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改革開放，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升中國實體經濟質量、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

第三，切實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提高實體經濟各行業共性技術服務、共性質量服務水平。促進技術創新的公共服務體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和技術擴散服務三個組成部分。加強科技體制改革，強化技術創新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強和提升國家質量基礎設施(NQI)建設和管理，包括計量、標准、認證認可、檢驗檢測等方面內容。

第四，積極處置“僵屍企業”與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結合，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提高企業整體素質。激發企業家精神與培育現代工匠精神相結合，強化技術創新管理和全面質量管理，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產品質量，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變化。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內涵是持續創新、不畏風險;精益求精、專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義。提高產品供給質量，既要有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專注實體經濟發展的企業家，也要有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斷創新工藝、改進產品質量的現代產業工人。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利於企業家創新和現代產業工人精益求精的制度設計。

2017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了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強化金融監管等未來5年工作總基調。這無疑為未來實體經濟發展、化解“虛實結構失衡”指出了政策方向。具體貫徹實施，需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徹底打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實向虛”的自增強機制，將風險防范的工作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轉向關注長期系統性經濟風險。當務之急，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迅速著手建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特別是要針對虛擬經濟總量調控、實體經濟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債務和“僵屍企業”等系統性經濟風險點，多策並舉，全面防控。

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國際化大趨勢的新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和作用，正由過去經濟增長的主導向承載國家核心競爭能力和決定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正需要新的供給體系，來實現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全聯房地產商會特色小鎮分會首屆年會上，專家表示，特色小鎮是產業、空間、金融、政策結合的新模式，要做一篇“用小鎮模式激活實體經濟”的大文章。

特色小鎮是產城融合的新型發展模式，更是打造新產業的重要載體，有望帶來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態環保的新產業增量，創造面向未來的新產業生態和成長空間。

多位與會專家表示，特色小鎮的核心在於產業，必須有特色產業做支撐。全聯房地產商會特色小鎮分會秘書長匡洪廣認為，特色小鎮核心在“特”字，強調因地制宜、彰顯特色，提倡差異發展、錯位競爭，功能定位要具備獨特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突出小鎮的產業特色。“特色小鎮將破除一直以來困擾區域發展的兩大難題，即‘產業同構’和‘千城一面’。”匡洪廣說。

匡洪廣表示，現代農業、消費品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都非常適合特色小鎮模式，尤其是以人才為核心要素的新興產業，比如互聯網、人工智能、軟件動漫、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智能制造等。這些新興產業原來散落在中心城區的寫字樓裡，沒有集聚效應也形成不了產業生態，通過打造小鎮可以提供適合新興產業發展的物理空間、產業生態和政策環境。此外，應著力集聚一批創新創業的代表人物，通過高端人才引進改變產業面貌。

特色小鎮始創於浙江杭州的雲棲小鎮。雲棲小鎮以雲計算產業為特色，2014年首次被提及並加以推廣。杭州雲棲小鎮管委會主任呂鋼鋒介紹，雲棲小鎮本是工業園區。隨著杭州城市化的推進，資源要素成本越來越高，環境容量越來越差，傳統的工業形態無法生存。雲棲小鎮抓住了雲計算這個新興產業，以小鎮的形態承載產業發展，更好地服務產業人群。通過近幾年的建設，雲棲小鎮逐漸成為傳統工業園區發展的典范和特色小鎮建設的樣板，探索出了一條以產業集聚為先導的創新發展之路。

特色小鎮不僅是產業小鎮，更是富有人文底蘊和生態稟賦的生態小鎮、生活小鎮。“特色小鎮是產業、旅遊、文化三位一體，生產、生態、生活‘三生融合’的形態。產業、旅遊、文化都很重要，如果只有產業或者產業本身，它的形態可能又回到原來的高新園區上去。”呂鋼鋒介紹，雲棲小鎮現在是國家3A級景區，即將申報國家4A級景區，旅遊和文化是小鎮發展的亮點。

多位專家表示，小鎮建設過程中應通過多元化的資金渠道和專業化的資金運作，保證小鎮交付後服務體系的正常運轉。同時，通過建立健全商業服務模式，形成完善的小鎮商業服務配套體系，為小鎮居民提供多姿多彩的生活。

元旦過後，浙江省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就是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會。在南湖區行政審批局局長陳煥看來，無論是“最多跑一次”改革還是今年南湖區重點要抓的“優質服務示范年”，目的都是不斷提升政府的服務效率，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項目的投入，而行政審批的速度更直接關係到項目的開工、竣工、達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斷積聚體制機制優勢，尤其是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牽引全面改革。

陳煥表示，去年在全國率先推行行業許可“一證化”改革、實現投資項目審批“零次跑”後，今年區行政審批局將以人民為中心，開展一系列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斷提高企業和群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2018年，區行政審批局將全面落實辦事事項全集中，力爭將涉及企業和群眾的辦理事項全部納入行政審批中心。圍繞投資項目審批從注冊登記到施工許可的全鏈條貫通，開展投資項目審批容缺受理、在線審批、承諾備案、深化證照聯辦等一系列舉措，不斷提高項目的審批速度。

同時，加速24小時自動申報機的鎮、街道佈點全覆蓋，通過互聯網+、智慧審批，讓群眾就近或不出家門就能完成審批。“2018年，我們還將深化紅色代辦，對達到一定投資規模的區級重大投資項目進行全程代辦，在各鎮推出投資項目全程代辦制，並加強村級代辦員隊伍建設，為村民提供醫療報銷、宅基地審批等服務類項目的代辦服務。”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在南湖區不僅是口號，更已深深地滲透到了這幾年南湖經濟發展的“骨髓”中，成為推動實體經濟最大的動力所在，更是南湖區實現“彎道超車”最有力的支撐。

“南湖區要打造科技強區，就必須先要加強科技體系的建設。”南湖區科技局局長陳金榮認為。

圍繞全力打造科技創新核心區、科技成果轉化重要基地、長三角科技企業孵化高地的目標，今年將鞏固提升國家可持續發展區、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和國家知識產權強縣示范區等國家、省級平台的建設。同時，力爭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30家以上，努力達到35家、省科技型中小企業70家，在嘉興市探索高新技術企業培育發展的新模式。

“科技成果轉化是區科技局的第一要務。”陳金榮表示，在創新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和浙江中科院應用技術研究院轉化管理的同時，今年，該局將積極推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借助基金招商、大學科研機構、接軌上海，加速科研成果在南湖區的轉化落地。

去年，全國最大網易聯合創新中心落戶南湖區，利用現有孵化器的培育，南湖區將不斷激發科技主體的創新能力，打造“域內孵化、域外孵化、海外孵化”的多層次立體式的孵化模式。

“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近年來，稀土高新區始終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通過完善信貸投放、基金規模、融資租賃、運作模式、引導投入、配套採購、企業上市等七類金融政策，推動實體經濟振興發展。

優化信貸投放。通過制定出台《包頭稀土高新區工業企業貸款貼息暫行辦法》，強化信貸投放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金融機構通過擴大信貸的投放總量、提高信貸的投放質量、優化信貸結構等方式，鼓勵銀行金融機構推出更多適合高新技術企業特點的信貸產品。與包商銀行、交通銀行、包頭農商銀行建立3個“助保金池”，鋪底資金1200萬元，先後為15戶企業授信1.5億元，有效緩解企業融資難題。2017年獲得助保金貸款支持的企業新增營業收入3.6億元，新增稅收1630萬元，投入風險補償抵押金引導企業新增營業收入比例達1:29。從根本上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提升了企業綜合競爭力。

壯大基金規模。設立總規模3.6億元內蒙古紅土創投基金，總規模2.5億元內蒙古國儲能源與節能環保創業投資基金，總規模5000萬元啟迪之星(包頭)投資基金三個“基金包”，有力撬動社會資本投資，資金可放大5—10倍。建立了“創業導師+專業孵化+創業投資”的孵育模式，投入1億元的科技創新引導基金，積極承接京津冀等發達地區的科技型項目入駐。營造較完善的基金金融系統，助推企業創新創業再創新高。

發展融資租賃。依托融資租賃公司的業務網，鼓勵融資租賃公司展開產融聯動、融資租賃業務，主要為企業開展設備升級、技術改造、流動資金等方面的融資租賃。稀土高新區與遠東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簽署了合作規模為每年20億元人民幣，合作期3年的融資租賃戰略合作。目前已給予東寶生物、包頭常鋁兩家企業授信額度8000萬元，支持幫助企業加快升級步伐，雙方攜手為企業提供以融資租賃為核心的綜合解決方案，有效解決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資金問題。

創新運作模式。整合包頭市稀土產業發展基金、高新區政府基金、包頭市專項基金形成12億元基金規模，集中力量建設包頭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提高投融資精准度，振興了稀土新材料產業發展。

加大引導投入。引導社會資金、民營資本開展創新創業投資，同時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促進初創型企業發展。科創公司運作2億元的產業引導資金，吸引社會和銀行跟進投資3億元，促進14個高科技項目落地，實現財政資金與金融資本的有效對接，開創多渠道金融路徑。

鼓勵配套採購。制定出台《關於優先採購使用本地工業產品實施意見》，引導區內企業相互採購，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收錄103戶企業的530種工業產品，對採購額度超過30萬元的，按照採購金額的5‰給予補貼，引導區內企業協作配套，先後為伊利集團、天順風電、康瑞藥玻等企業補貼21.53萬元。營造良好的企業運行政策環境，助推企業行穩致遠。

扶持企業上市。按照“上市一批、改制一批、簽約一批、准備一批”策略，建立金融專家培訓輔導常態化機制，開辟企業上市和掛牌“綠色通道”，對不同階段企業制定不同推進方案和服務方式，打造企業“培育、股改、上市”梯隊。高新區“新三板”掛牌及上市企業達到15家，佔全市的62%。

在日前召開的2018年全國政策咨詢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表示，2017年，全球經濟出現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首次大范圍向好、主要經濟體同步增長的局面。展望2018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在中高速增長平台上平穩運行，經濟運行有望延續增速穩、就業穩、物價穩、效益穩的“多穩”局面，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李偉表示，全球經濟回暖的同時也隱患重重，諸多風險和不穩定因素值得密切關注。一是生產率增長低迷、工資增長緩慢等因素仍困擾發達經濟體可持續發展，新舊動能轉換尚未完成，財政緊縮政策的溢出效應有待觀察。二是全球資產價格處於高位，金融風險日漸聚集。三是經濟議題政治化，受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影響，多邊談判受阻，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未來中國可能會面臨更複雜多變的國際經貿關係和新招頻出的貿易關係壁壘。此外大國角力競爭思維的強化，地緣政治風險和局部地區的安全風險也不容忽視。”

當前，我國正處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重要關口期。他表示，圍繞轉向高質量發展要求，需要實現高質量的供給、需求、資源配置、投入產出、收入分配和經濟循環。必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有效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沖擊，排除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為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當前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金融風險壓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緩解;房地產穩定發展局面尚未形成;地方舉債需要進一步規范;通脹抬頭可能增加政策調整壓力;部門間政策協調需要加強。

潮平兩岸闊，正是揚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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