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施萬通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推進質量、效率與動力變革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他相信中國經濟改革能夠取得更大成績。

“如今中國已不再是依賴低成本的發展中經濟體，而是在中高端市場參與競爭。中國需要進一步激發私營企業的活力，同時提高產品質量，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國不僅需要湧現出更多創新的新型公司，也需要政府為私營公司走上新的道路建立激勵機制”，他說。

此外，施萬通認為，中國在加強汙染防治，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領域成績出色，“毫無疑問，中國在綠色經濟領域投入最多，所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明顯”。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特別是我國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需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這意味著，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重要的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高質量發展階段，核心要求就是要改變過去主要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只重視量的擴張而忽視質量效益的粗放式增長，以及由此產生的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競爭力不足等問題，通過提高質量和效益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和競爭力提升。

經濟走上高質量發展的轉向期，最大特點是速度要“下台階”、質量效益要“上台階”。從主要看增長速度有多快，轉變為主要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已具有如下一些條件。

一是城鎮化快速增長。

本世紀前十年，中國城鎮化以1.3%速度增長。2010年以來，年增長也超過1.2%。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35%，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城鎮化現在面臨如何進一步深度城鎮化，就要提升城鎮化質量，加快進城的農業轉移人口向市民化轉移，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權益，同時實現“十三五”期間一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的目標。

二是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持續提升。

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2011年的44.4%快速上升2017年前三季度的52.9%。與此同時，制造業技術升級、產業結構高端化的發展特征愈加明顯。

三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帶來的消費服務升級。

隨著全社會收入水平的整體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商品和服務的品質、質量、品牌和性價比有了更高的要求，產品和服務必須跟上居民消費升級的步伐，這也是轉向高質量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目前超過三分之二的經濟增長來自消費，而不是投資和出口。

四是新技術革命引致的萬眾創新局面正在形成。

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台經濟、無人零售、共享單車、新能源汽車等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快速發展，為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造了有利條件。

為什么有那么多大魚，為什么有那么多發展，因為中國這個水已經足夠大。”

日前，在“2017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年會.0”上，複星國際董事長郭廣昌的演講火了，中國企業發展壯大和中國經濟崛起之間的魚水關系引發了企業界和公眾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馬雲早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國擁有世界上最佳的經商環境，中國的持續發展是湧現阿裏巴巴等創新企業的關鍵。

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且之於世界商業格局越發重要。

就拿阿裏巴巴馬雲為例，在其近年來馬不停蹄的“全球化之旅”中，馬雲的底牌仍然是中國。

2017年6月，馬雲在美國掀起了一個旋風般的“重新認識中國”高潮。在底特律舉辦的“美國中小企業論壇”上，馬雲以“移動端上的國家”定義中國，展示了巨大的市場、先進的支付技術和便捷的物流，讓全美中小企業主們“重新發現了中國”。

是的，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馬雲始終在唱多中國。

截止2017年8月，阿裏巴巴近年在中國本土的投資金額已經超過2000億元，其中重大項目超過20個，如投資蘇寧、銀泰、圓通、日日順、百聯等。

同時的，近年來得益於國內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趨勢，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超出預期，讓世界驚訝。

尤其是阿裏巴巴，其現象級的增長表現令華爾街在2017年掀起了重新認識阿裏巴巴的熱潮，對很多海外商家也開始意識到，中國市場日益重要，錯過互聯網商業、錯過中國，你就錯過了未來。

近段時間，美國的風險投資數據庫CBInsights，選出64家各領域的熱門公司，辦了場全球熱門企業“奧運會”，並由華爾街專業投資者和金融專家通過一輪輪投票以淘汰賽制決出最值得投資並會長線持有十年的公司。全球包括蘋果、穀歌、Facebook、亞馬遜等64家各個領域的熱門公司參與。

然而，在這場全世界投資者的公投之中，國外的巨頭們卻被中國的阿裏巴巴直接“團滅”!這和此前美國媒體、投資者對阿裏巴巴“看不懂”的狀況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剛進入2018年，美國知名的財經媒體CNBC，以及道瓊斯集團的著名投資刊物巴倫周刊也緩引了知名投資研究機構MKM的預測，中國阿裏巴巴可能會先於蘋果等美國科技巨頭在2020年達到1萬億美元市值。

這足以證明阿裏巴巴不可估量的潛力被全球投資者看好。

此外，按照阿裏巴巴的戰略，未來有更大的想象力和增長空間-到2036年，阿裏巴巴將服務20億消費者，讓1000萬家企業盈利，幫助全球的中小企業和消費者實現全球賣、全球買、全球付、全球運、全球遊。

當下，阿裏巴巴股價已漲破190美元，市值超過4890億美元。

阿裏巴巴等互聯網企業的高速成長，受益於中國經濟崛起，同時也在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2017年的財富全球500強榜單中，有115家中國企業登榜，中國企業的數量在穩步上升。在無人機開發、移動支付等越來越多的領域上，中國已不再是追隨者，而逐漸成為引領者。

從溫飽小康到消費升級

1、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

經濟活動是由人類創造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意味著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度降低，即更少勞動要素的投入將減少總產出。其次，撫養比決定了人口贍養率和勞動力人均負擔高低。在其它條件不變時，撫養比下降會提升家庭儲蓄率，而儲蓄是投資的基礎來源，撫養比通過儲蓄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最後，不同年齡人口有不同的消費結構，人口紅利還可通過消費結構轉變來影響經濟增長。

年齡結構影響消費需求特征。美國各年齡段消費支出結構顯示，食品、服裝、住房、交通、娛樂是青年人偏愛的消費品，而中年時期在教育、個人保險上支出占比較高。老年人群則在醫療和個人護理上有很大的消費需求。

人口紅利結束。從人口年齡結構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在2010年結束，從1980-2000年中國15-64歲年輕人口年均增長1500萬，2000-2010年年均增長1000萬，而在2013年降至300萬，2014年以後出現了持續的負增長。

中國城市化過半。中國勞動力的另一貢獻來自於城市化，我們在過去20年保持了年均1.3%左右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新增城鎮人口2000萬左右。16年末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7.35%，離70%的城市化成熟期已經空間有限，而歐洲的意大利等國的經驗顯示城市化率可能在60%以後就開始放緩。

地產、汽車需求見頂。從有效需求人口的角度考察，2010年以前我國每年新增3000萬有效人口，包括1000萬年輕人和2000萬農村進城人口，他們需要1500萬套住房和3000萬輛汽車。而在2010年以後，我國每年新增有效人口不足2000萬，理論上每年1000萬套住房和2000萬輛汽車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到2026年以後，如果城市化也進入尾聲，那么房地產和汽車兩大產業都將只剩下折舊更新的需求。按照4億套(輛)的存量，假定房地產和汽車的折舊率分別是2%和7%，那么成熟時期房地產和汽車的年度需求分別在800萬套和3000萬輛，而2017年的中國房地產銷量將達到1900萬套，汽車產量將達到3000萬輛，這兩大需求應該都到了曆史頂部區域。

2、從物質需要到美好生活

從追求溫飽到小康生活。經過改革開放以後30多年的發展，我國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在30年以前，中國居民還在為溫飽而努力，城鎮居民戶均住房不到0.5套，沒有汽車、空調，彩電和冰箱的擁有數不到0.2台。而到了2016年，我國城鎮居民已經基本實現了小康生活，戶均住房超過1套，電腦、冰箱、洗衣機都有1台，空調和彩電甚至略微超過1台，而手機高達2.3部，戶均汽車0.36輛。因此，傳統家電、住房的擁有量很難有大的提升空間，而汽車的發展則受制於城市交通的約束，例如日本的汽車戶均擁有量只有0.5輛，相比之下中國汽車戶均擁有量的提升空間也不大。

從物質需要到美好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九大報告定義中國的社會矛盾發生了巨大變化，從30年前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居民的主要目標是求溫飽、奔小康，而以後居民要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如何理解更加美好的生活?

居民消費轉型升級。經濟活動是由人創造的，因此人口結構會決定經濟增長的方向。過去中國的15-59歲年輕人口在持續增加，年輕人主要需求是房子和汽車，這就是工業化的時代。而隨著人口紅利拐點的出現，中國年輕人的數量開始下降，而老年人數量開始增加、同時在放開二胎以後小孩的數量也開始回升。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房子、汽車，而是更好的汽車、房子和手機，這就是消費升級;而老年人需要的醫療、養老，小孩需要更多的教育，這些都是服務需求，這就是消費轉型。

從衣食住行到科教文衛。從全國分區域各類消費支出增長速度上看，各省的共性多於個性，普遍表現為食品和衣著類消費支出增速放緩，而新興消費支出如醫療保健和文教娛樂類支出增速加快。而展望未來，隨著地產、汽車銷量的見頂，城鎮居民住行相關支出增速也有望回落。

平衡充分發展：從工業到服務業。而隨著居民需求的結構變化，我國經濟結構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主要矛盾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含義是隨著人口的老齡化，我國工業發展失衡，而服務業發展不充分。世界銀行口徑下，15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41%，第三產業占比剛突破50%。而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第二產業占比約在20%~30%，第三產業普遍在70%左右。即便與同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韓國、印度、俄羅斯相比，我國二產比重仍是最高的。

教育醫療潛力巨大。我國在以教育、醫療為代表的部分服務業領域仍存在著市場准入管制，阻礙了行業效率的提升。民辦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階段，但無論在學校數量和招生數占比上均不足30%，在初等教育階段比重更低，尚不足10%。民辦醫院這些年的比重穩步上升，醫院數量占比在17年2季度已達到58%的水平，但同發達國家仍有差距，據美國醫院協會2014年統計，美國私立醫院占比為87%。

汽車：總體低迷，結構出彩。而隨著年輕人口數量的下降，對於傳統的汽車、家電等工業品的需求見頂，體現為2017年汽車行業整體增速幾乎為零。但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的是更好更環保的汽車，這就是消費升級，體現為今年SUV型汽車的增速依然接近20%，而新能源汽車的增速接近50%。

技術創新是出路。未來汽車、家電的高增長只能寄希望於目前已現端倪的由新技術創新引領、新一波與互聯網相融合的智能化浪潮。根據奧維咨詢(AVC)數據，過去幾年我國手機和電視產業的發展主要歸功於智能化，而到2020年，我國智能洗衣機、空調和冰箱將爆發式增長。

發展戰略新興行業。與之相應，在工業內部，我們應該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傳統的煤炭、鋼鐵、有色等行業，恰恰是負債率最高的行業，說明這些行業發展過度，未來應該限制發展。而從高新技術進出口情況上來看，除計算機通信和材料產品錄得貿易順差之外，其它產品均為貿易逆差，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貿易逆差占比較高的計算機電子與航空航天產品恰好是我國對比美國工業中發展不充分的行業，這些行業應該大力發展。

從銀行融資到資本市場

1、工業化依靠銀行融資

在工業化的時代，我們只需要不停生產更多的房子、汽車、家電，而與之相應，只要通過銀行不停給企業提供貸款就行了，以銀行為主的融資體系可以完美配合工業化的發展。

創新轉型靠資本市場。而在人口老齡化以後，老年人需要的醫療和養老服務，最核心的是醫生和護士，這屬於人力資本。而年輕人需要更好的汽車，這屬於創新。而人力資本和創新，更多體現為無形資產和輕資產，缺乏抵押品、靠銀行沒法放貸，只能靠資本市場來提供融資。

但從09年以來，雖然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顯現，我國依然是在依靠銀行體系不停地給各個經濟主體放貸款、加杠杆。比較典型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09/10年，銀行給企業部門貸款，導致了企業部門產能過剩和債務高企。第二次是在12/13年，銀行通過表外給政府融資平台的非標融資，導致了政府融資亂象。第三次是在16/17年，銀行開始給居民部門大力放貸，同時繼續加大對政府融資的力度，導致了房價大漲和居民債務激增。

2、銀行推動的三次加杠杆

第一次：09/10年靠企業舉債，11年經濟下滑。08年以前，中國企業部門每年新增總融資僅為2萬億，到了09年以後激增至7萬億，12年以後上升到10萬億，17年前3季度的企業部門總融資已經超過10萬億。

從結果來看，09年的制造業投資實際增速激增至30%以上，並帶動了經濟在09、10年短期回升。但好景不長，11年以後產能過剩使得制造業投資實際增速持續下滑，並導致了經濟的再次下滑。

當前企業債務依然高企，制約設備投資擴張。17年以來，市場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的新周期有沒有啟動，認為新周期啟動的重要邏輯是企業部門的設備投資重新擴張，從而支撐中國經濟開啟一輪長達7年的新周期。但是從結果來看，制造業投資增速並未回升，實際投資增速甚至創下新低，源於企業部門的債務率依然位於曆史高位，高債務制約企業設備投資擴張。

第二次：12/13年靠政府非標融資、14年經濟下滑。到了12/13年，非標融資開始興盛，信托貸款增速從12年初的18%上升到了13年中期的100%以上，並帶動了社會融資總量增速的反彈。

而當年的信托貸款，主要是銀行通過表外給政府融資平台的非標項目融資，而政府基建投資增速從12年初的-0.5%上升到13年中期的25%，是12/13年經濟短期企穩的重要動力。但是同樣好景不長，13年下半年政府開始整治非標融資，14年以後的經濟開始重新下滑。

政府債務率上升，債務置換到期。在08年以後，中國政府債務率出現了持續的上升，從14%激增至50%以上。最初的上升靠的是不規范的融資平台貸款，12年以後的上升靠的是融資平台信托貸款、城投債券等，而在14年政府債務審計之後，15年推出的3年13萬億的債務置換計劃又讓政府杠杆進一步上升。但是放眼18年以後，債務置換計劃到期在即，而各種政府不正規融資已被全面規范，加之政府債務率已經不低，指望政府部門再度大力加杠杆的空間非常有限。

第三次：推動全民舉債買房，地產銷售新高。2011年以後中國的人口結構出現拐點，居民的住房有效需求每年應該在1000萬套左右。然而在16、17年中國地產銷量連續兩年井噴，到17年的地產銷售面積已經接近17億平米，等於大約1900萬套住房。17年的地產銷售總額估計會達到13.2萬億，比15年增加了大約5萬億。而16/17年的地產銷售井噴，與人口結構和城市化率等基本面無關，來自於全民舉債買房。15年時居民部門年度新增負債4.6萬億，到16年上升到7.1萬億，到17年又上升到8萬億。

而地產投資帶動了本輪經濟企穩。從三大投資的表現來看，16年以來的基建投資增速穩中有降，制造業投資增速再創新低，只有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是企穩經濟的主要貢獻。

短期消費貸激增，背後風險更大。17年政府對房貸加強監管，居民長期貸款並未增加，但是各家銀行創新的大額信用卡類消費貸可以繞過央行征信監管漏洞，完美地幫助居民貸款買房。17年前10個月居民新增6.2萬億商業貸款，同比多增10000億，其中僅短期貸款就同比多增1.14萬億。17年前10個月的商品房銷售金額同比多增1.2萬億，這意味著今年以來地產市場銷量的增長完全來自於居民的新增短期貸款，這其實是個非常危險的遊戲，因為這部分貸款期限太短，而且沒有抵押品。

往前看，居民舉債能力已經接近上限。截止17年9月，中國居民部門總貸款已經達到39萬億，再加上5萬億公積金貸款，居民總負債為44萬億，3年多翻了一倍，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55%。

但GDP是一國經濟中各部門的總收入，所以要衡量居民部門的償債能力，還要考慮收入分配的問題，由於我國居民部門只分配到了GDP的60%，我國居民部門債務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90%，和美國日本的水平相當，這說明從收入角度看中國居民部門舉債能力已經接近上限。

3發展直接融資是方向

舉債發展短期有效。回顧09年以來的銀行行為，分別在09/10年、12/13年和16/17年給企業、政府和居民加了三次杠杆，結果是社會總融資增速的短期回升，以及經濟的短期企穩反彈，但是前兩次的經濟回升時間都不到兩年，到第三年經濟重新開始下滑，而這一輪經濟從16年初開始回升，到目前已經接近兩年，但從17年3季度開始經濟已經出現了重新回落的跡象。

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債務問題，核心是要改變中國的金融市場融資結構，從銀行融資轉向資本市場。隨著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向服務和創新時代的轉型，必然要求融資結構從銀行債務融資轉向資本市場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因為銀行融資在工業化時期可以幫鋼鐵廠擴產，幫房地產商蓋房子，但是只有資本市場可以幫助服務和創新企業成長，君不見穀歌、騰訊等創新企業都是資本市場培育的。此外，資本市場可以幫助居民財富增值，而銀行貸款則是加重了居民的長期債務負擔。而十九大會議也明確指出，未來金融市場的首要任務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刺激需求到改善供給

1、政策決定市場表現

從生產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三大要素稟賦共同驅動。從需求的角度，經濟增長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動。在過去的10年，由於人口紅利的結束，我們在生產端走向了靠貨幣驅動的模式，體現在需求端，就是靠投資拉動經濟。

投資過度、債務超增。從09年到16年，為了創造8.2%的平均GDP增速，中國每年投資增速高達19%，對應的社會融資增速高達22%，廣義貨幣增速高達16%。因此，貨幣超發的本質就是投資過度的問題。08年末中國M2/GDP僅為149%，同期投資/GDP為46%;而到了16年末，M2/GDP達到了226%，而同期投資/GDP上升到了80%。

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而為了化解投資過度的隱患，政府從15年開始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其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其中基建投資高增對應的是政府債務高企，需要降低政府舉債成本。制造業投資過度導致產能過剩，需要去產能。而地產投資過度導致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高企，需要去庫存。而經濟整體投資過度債務過高，需要去杠杆，補短板是為了提高投資的效率。而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理解中國經濟這幾年變化的核心政策因素。

15年降成本：大幅降息降准、政府債務置換。回顧2015年，政策層面最大的變化有兩個，一是持續的降息降准，二是啟動了政府債務置換，當年政府債券淨發行3萬億，大幅降低了政府舉債的成本，為政府新增舉債掃清了障礙。

16年去產能，商品價格大漲。16年的政策主線是去產能，受益於產能的大幅去化，16年以來煤炭、鋼鐵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

17年去庫存：三四線房地產。而17年以來的政策主線是去庫存，主要目標是降低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高庫存。

三四線地產銷售超預期。今年以來地產市場表現超預期，主要源於三四線城市的驚豔表現。從統計局數據來看，今年前10月一線城市地產銷量同比下降-31%，二線城市地產銷量同比下降-1%，但廣大的三四五線城市地產銷量同比增長15%。而以碧桂園、恒大為代表的內房股在香港市場大幅上漲。

回顧過去：政策決定市場表現。從資本市場的表現來看，14/15年在降成本的背景下，央行降息降准，帶來股市債市短期雙牛行情。16年去產能為政策主線，帶來商品價格的大漲。而17年去庫存政策下，三四線城市地產銷量大漲，帶動家電等地產相關消費，而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也推升了高檔白酒等高端消費。問題是未來的政策主線是什么，會產生什么影響?我們認為應該是去杠杆和補短板。

2、未來政策：去杠杆、補短板

中國式轉杠杆：需求刺激強於供給收縮。首先，總結過去3年的政策，其中去產能政策是約束制造業投資，控制企業杠杆。但降成本是在刺激基建投資，增加政府杠杆，而去庫存是在刺激地產投資，增加居民杠杆，因而整體來看需求刺激依然強於供給收縮，而經濟的總杠杆率還在繼續上升。

全社會債務杠杆率創新高。我們觀察經濟各主體的債務率顯示，今年以來的居民和政府部門債務杠杆率繼續大幅上升，而企業杠杆率只是高位企穩，因而全社會的總債務杠杆率還在繼續上升，17年3季末的全社會債務杠杆率為242%，比16年末提升6%，比14年末增加40%。而周小川行長也在最近指出高杠杆是中國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

美國去杠杆：金融市場出清。海外經濟在金融危機以後逐漸複蘇，源於成功去杠杆，美國經濟整體杠杆率在09年以後未再繼續上升，實現了降杠杆的目標。而美國去杠杆的訣竅在於金融市場收縮，降低了銀行的杠杆，由於銀行資金供給的下降，使得居民和企業沒法過度舉債消費、投資，因而控制了整體債務杠杆率。

美國2000年以後：經濟增長不靠貨幣。研究美國的曆史數據，關於貨幣和經濟的關系其實很有意思。最初美國的貨幣增速和經濟增速顯著正相關，在中國的過去也是這樣一個規律，貌似錢越多經濟增長就會越快，這就會給人一個假象，好像只要錢多經濟就能變好。所以我們還曾經在09年寫過一個報告，名字就是“信貸決定論”，認為只要有錢，經濟就能增長，果真如此嗎?其實並非如此，至少從美國的曆史數據來看，貨幣和經濟的關系越來越弱，甚至在2000年以後，美國的貨幣和經濟走勢出現了完美的負相關，你可以理解為貨幣增速越低，經濟反而更好!

政治局、金融工作會議：去杠杆、控總量。因此，要去掉經濟杠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就應該降低貨幣增速。而在17年7月的金融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要推動經濟去杠杆，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這是政府首次把去杠杆、控總量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而控總量其實就是控制貨幣總量，這意味著政府將接受貨幣增速下行。而在17年末的政治局會議中，也明確表示18年要打贏三大攻堅戰，其中去杠杆放在首要位置。

央行資管新規：抑制貨幣空轉。而降低貨幣增速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抑制貨幣在金融體系的自我循環，這也是央行發布資管新規的核心目的，其主要思想是“打破剛兌”、“穿透監管”與“清除嵌套”，這意味著銀行理財將向淨值型轉型，表外業務的發展將受到約束，銀行同業資產和負債將面臨雙重收縮的壓力。

貨幣政策難松。從央行的操作來看，今年以來央行始終保持銀行超儲率在1%左右的曆史最低位，並推動銀行在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穩中有升，標志性的DR007利率從16年的2.3%升至當前的2.8-2.9%。

貸款利率趨升。央行提高貨幣利率以後，銀行在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顯著上升，1年期同業存單利率從去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4.5%-5%，只要央行貨幣政策不松，銀行上調貸款利率也是必然的選擇，無論是房貸利率和一般貸款利率都趨於上行。

融資增速趨降，貨幣低增常態。而隨著貸款利率的上升，融資需求將持續下降。再加上央行資管新規約束表外融資，國資委約束央企PPP融資，而政府債務置換也將在18年結束，18年的社會融資增速有望逐漸回落，和M2增速在低位接軌，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未來貨幣、融資增速的個位數低增或將成為常態。

18年補短板、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過去兩年的去產能、去庫存是在減少供給，但是單純的減少供給只會改變價格和盈利分配，而只有提高供給的效率才能增加經濟增長的潛力。在經濟的供給端，主要有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而這些要素的效率都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而這些都可以靠加大改革力度來推進。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深化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發展直接融資、多層次資本市場，這其實都是在提高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

長效機制：增加住宅用地供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比如中國地產泡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中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給不足。我們研究了房價穩定的德國和新加坡模式，發現德國靠的是控制貨幣與增加供給，而新加坡其實主要是保障供給。我們在大中城市有著極高比例的工業用地和集體住宅用地，其實可以轉成租賃住宅用地，可以極大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產泡沫。而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長效機制建設，房產稅和租賃住房的建設值得期待。

從泡沫投機到價值投資

4.1經濟下行拐點出現

鐵路貨運量、重卡增速大降。鐵路貨運量是構成克強指數的三大指標之一。本輪經濟的回升始於16年初，鐵路貨運量增速從15年末的-16%回升至16年初的-10%，隨後一路轉正至兩位數增長，到17年7月增速高達17.7%，但在10月份，鐵路貨運量增速已經降至4.9%。與中國工業經濟密切相關的另一指標是重卡和挖掘機的銷量，10月重卡銷量增速從9月的91%大幅降至32%，這一增速已經低於16年7月份水平。

發電增速即將歸零。在克強指數中，另一個重要指標是發電量增速。10月的發電量增速已經降至2.5%，同樣創下16年7月以來的新低，而11月以來的6大電廠發電耗煤增速從16.5%降至0%左右，意味著11月的發電量增速可能重新回到了零增長。

地產銷售增速轉負。在過去3輪經濟的回升周期中，雖然上述鐵路貨運量、重卡銷量和發電量增速均出現了明顯上行，但最早出現回升的是房地產銷量增速。而從底部到頂部，房地產銷量增速的變化幅度超過50%。本輪地產銷售增速的峰值出現在16年4月，高達44.1%，而在17年10月，地產銷售增速降至-6%，連續兩個月負增長，其中今年以來表現出色的三四五線地產銷售增速已經歸零。

房貸增速回落、消費貸嚴監管。本輪房地產泡沫源於居民部門大力加杠杆。其實在17年2季度以後，隨著房貸利率的上升，居民購房貸款增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回落，從3月末的35.7%降至9月末的26.2%。而房貸對應的是居民中長期消費貸款，其增速的頂部是17年2月的36%，到10月已經降至25.5%。但是居民短期消費貸增速在今年屢創新高，年初增速僅為20%，到17年10月上升到了41%。這說明17年2、3季度房地產市場和居民信貸的非理性繁榮全部來自於短期無抵押的消費貸。但隨著政府對消費貸的從嚴監管，10月的新增居民短期消費貸降至1261億，創下3月以來的新低。

房價漲幅趨緩。17年2、3季度，居民大筆舉借短期消費貸買房是基於房價大幅上漲的預期。但是隨著全國地產銷售的下滑，全國房價漲幅明顯趨緩，17年10月的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下降，而二三線城市房價政府也在趨零。如果哪天房價不漲了，居民舉不動債了，是不是意味著這一輪地產市場下行的時間和幅度也會超出預期?

去杠杆環境下，居民舉債面臨挑戰。展望18年，在去杠杆的環境下，利率整體位於高位，居民的舉債行為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對比15年4季度與17年3季度，居民的舉債呈現出了巨大的非理性。15年4季度的10年期國債利率僅為3%、房貸利率僅為4.7%，當時的全國70城房價指數為100，居民每個月的新增貸款僅為2900億。而到了2年以後的17年3季度，10年期國債利率為3.6%、房貸利率為5.01%，全國70城房價指數為115，居民每個月的新增貸款卻翻了一倍到6525億。而17年10月的10年期國債利率已經上升到了3.9%，房貸利率上升到了5.3%，居民貸款降到了4500億。目前的10年期國債利率達到了4%，那么18年的房貸利率會不會超過5%?居民貸款會不會降到每個月4000億以下?如果居民部門貸款全年減少2萬億以上，地產市場銷量會不會同比下降-20%以上?

地產總庫存並不低。目前市場的主流觀點是地產銷售下滑不影響地產投資，因為庫存已經大幅下降。但是統計局公布的官方庫存只包括已竣工未銷售的住房，亦即現房庫存，而今年以來商品房新開工面積超過銷售面積，意味著房地產的總庫存並未下降，包含期房的商品房施工面積已經創出曆史同期新高。我們用曆年新開工面積扣除大約10%的不可銷售面積，減去同期新房銷售面積，計算出房地產市場的廣義庫存依舊高達38億平米，按照目前處於曆史頂峰的地產銷售估算的去化周期仍在兩年以上。

出口增速承壓。今年上半年的另一大需求支撐是出口，17年上半年出口增速8.5%，遠高於去年的-7.7%。但本輪全球經濟為溫和複蘇而非強勁複蘇，世貿組織預測今明兩年的全球貿易增速均不超過5%。這意味著彙率對中國的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16年人民幣貶值約7%，為今年出口增速的回升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今年以來由於去杠杆提高利率，導致人民幣升值約5%，而且主要發生在3季度，這也意味著未來的出口增速並不樂觀。

庫存周期尾聲。本輪經濟回升的另一重要推動力是庫存周期，從16年下半年開始工業產成品庫存增速由負轉正，意味著企業開始補庫存。但進入17年3季度以後，產成品庫存增速持續下降，說明庫存回補周期已經結束。

經濟下行拐點出現。因此，從經濟的幾大需求來看，上半年表現好的房地產、出口、制造業投資以及庫存回補，在下半年以來都開始減速，3季度的GDP增速從6.9%回落至6.8%，工業增速更是從6.6%回落至6.3%，均意味著本輪經濟的下行拐點已經出現，未來需要高度重視經濟再度下滑的風險。我們預計17年4季度的GDP增速將降至6.6%，18年降至6.5%以下。

PPI趨降，CPI低位。目前PPI的5.8%遠高於1.7%的CPI，很多人擔心18年通脹超預期上行，但我們認為18年PPI將顯著回落，而CPI難以大幅上升，理由是17年上半年的PPI的上漲得到了下遊需求回升的支持，但目前下遊行業需求全面回落，這意味著上遊行業的漲價不可持續。而且從全球來看，PPI的高企均未能傳導進CPI，源於本輪經濟的回升均源於寬松貨幣，但寬松貨幣下資產價格最為受益，而窮人的收入未能提高，貧富差距擴大制約總需求回升以及CPI上行。

2、從追逐泡沫到尋找價值

過去貨幣超發，追逐泡沫投機。在過去的10年，中國最成功的投資不在資本市場，而在於房地產，只要買了房的人就是人生贏家。而且貌似無論大家買的是市區的老破小，還是郊區的遠大新，無論是一二線，還是三四線，最終房價都大漲了，都是人生贏家。也就是關鍵不在於買什么房，而在於有沒有買房，這是人生贏家的分水嶺。為什么買房會成為人生贏家?核心原因在於貨幣貶值。由於貨幣的年化增速接近20%，遠超經濟增速，導致貨幣到手就大幅貶值。所以大家投資的核心邏輯，不在於資產本身的價值，而在於貨幣的貶值。所以大家在努力尋找一切能夠抵禦貨幣貶值的資產，房地產、外彙乃至黃金等。

貨幣價值提升。但如果M2增速在個位數變成常態，貨幣基金利率穩定在4%左右，貨幣不再超發，我們的投資理念必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今年人民幣的突然升值，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利率持續高企，這意味著收縮貨幣以後貶值預期開始改善，貨幣貶值不再是大家投資的主要邏輯，而大家要關注每一類資產本身的價值，而不是簡單追逐泡沫。

債市：從交易到配置。首先是債券類資產，如果未來政府嚴格控制貨幣總量，那么利率短期內將難以顯著下降，債券的主要機會將在於配置而非交易。而今年以來國內保險股的上漲，其實反映的保險作為負債期限最長的機構可以配置更高收益的債券，從而獲取更高收益。

迎接債市慢牛。過去利率的頂部每隔3年出現一次，分別在05、08、11、14年，均對應短期庫存周期的高點，目前工業產成品庫存開始下降，庫存周期已經到了尾聲，因而17年應為本輪利率的高點，18年債市有望重回牛市，核心的驅動因素應該來自於去杠杆後的社會融資需求回落。但由於貨幣政策難以放松，因而本輪利率下行主要靠基本面驅動，體現為利率曲線的扁平化甚至倒掛，因而上漲會比較緩慢。

股市：從泡沫投機到業績為王。而15年的股市大牛市，與股票本身的業績關系不大，更主要是因為央行放水，資產價格上升，投機心態追逐泡沫。而17年以來的股市上漲，全部都有業績的支撐。

18年工業企業利潤承壓。17年以來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明顯恢複，一方面歸功於供給側改革，PPI價格明顯上漲，但從曆史數據看工業品價格對工業企業利潤影響有限，而地產投資增速對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的變化有巨大影響，17年以來的工業利潤增速反彈應主要歸功於地產投資短期回升。但如果17年地產銷售和投資大幅下滑，PPI漲幅也明顯回落，那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也將再度承壓。

新時代：希望在轉型創新。美國經濟過去20年的發展和中國當前非常類似，美國在01年出現了科網股泡沫，破滅以後大家一度以為新經濟沒戲了，隨後美聯儲大幅放水，進入居民舉債模式，帶來了地產泡沫，但是地產泡沫最終還是破滅了，現在崛起的還是以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等為代表的新經濟。

中國在11年人口紅利出現拐點，13年創業板的大漲意味著市場開始憧憬經濟轉型，但是15年股市泡沫的破滅伴隨的是大幅放水，以及一二三四線輪番的地產泡沫。很多人以為放水有利於中小股票，其實放水對地產和傳統行業最有利，君不見許老板成功逆襲成為中國首富。而借鑒美國的曆史，如果政府下決心收貨幣，地產泡沫終究不可持續，希望在於轉型和創新，在於做大資本市場。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些人總是喜歡用西方主流經濟學概念來裁剪中國現實。但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學的西化、洋化問題得到重大扭轉。相對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國如今的經濟學理論最顯著的特征和理論上的突破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最核心、最本質的，就是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西方經濟學只講市場與政府的替代關系，甚至將私有化視作市場經濟的天然屬性，片面強調市場機制的萬能作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演繹，政府越小，市場越發達，經濟發展就越好。但現實正好給西方經濟學相反的印證，政府越小的國家往往經濟越混亂。

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這一保障，才成功駕馭我國經濟發展大局，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由此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功，突破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市場和政府的認知，同時也驗證了200多年來西方理念的局限性。

第二，中國的新發展理念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一大突破。這個突破在於，西方經濟學只有增長，忽視發展，而新發展理念強調的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第三，突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西方主流經濟學單純片面強調和追求利潤最大化。有的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不惜降低成本甚至質量，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片面強調微觀上的利潤最大化，容易形成生產與需求的矛盾，生產與需求脫節;在宏觀上加劇產業的空心化，助推經濟發展脫實向虛，對經濟泡沫化和杠杆化推波助瀾。結果是企業利潤越來越高，而國家經濟發展風險越來越大。

中國經濟發展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強調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的統一。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服從社會價值。這樣才能做到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協調和兼顧，真正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確保發展更為實在、更為長遠，真正實現經濟行穩致遠。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經濟學理論。一國經濟發展必須走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中國現代化道路源於中國的國情，植根於中國的大地。西方的現代化是單線突進，不是全面的現代化和協調的現代化，所以它總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伴生各種問題。另外，事實已經證明，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照搬西方模式，非但沒有成功走向現代化，反而飽嘗西方模式帶來的苦果。

實踐創新無止境，理論創新也無止境。中國經濟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和輝煌，中國經濟學也必將對世界經濟學理論產生重大影響，更將在世界經濟學發展史中書寫出恢宏的中國篇章。

延伸閱讀：2018 高質量發展，步子這樣邁

解讀人：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高培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 趙昌文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立足新方位，面對新矛盾，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近日，我們邀請4位專家共同解讀今年中國經濟怎么看、怎么幹。

怎么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怎么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潘建成：高質量發展階段內涵非常豐富，重點是把握與過去近40年高速發展階段的對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高速發展也伴隨著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汙染嚴重，收入差距擴大，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受制於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的因素增多，經濟風險不斷積聚，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凸顯。這樣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發展，意味著依靠產品質量和品牌而不是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資源價格來開展競爭，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資本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升，意味著經濟內生動力、創新動力的增強，意味著金融與實體經濟更緊密的融合，意味著風險防控能力的提高，意味著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度不斷完善。

劉尚希：高質量發展涉及三個方面：物的質量——商品服務等供給的高質量;人的高質量——人口、勞動力素質，勞動者技能的提升;環境的高質量——生產生活所處環境的改善。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內涵是結構升級，是結構的高階化。這個結構，不僅是經濟結構，還包括區域、分配等發展結構的優化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表明我們的發展到了新的曆史階段。追求高質量發展與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一脈相承。

如何激發民間投資積極性?

記者：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下滑，特別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仍不夠高。2018年，如何激發民間投資以及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潘建成：2017年投資增速回落是正常的，這一定程度上正是結構調整取得成效的體現，其中1—11月民間投資增速為5.7%，一年中雖增速有所回落，但仍比2016年同期加快2.6個百分點。采礦業民間投資大幅下降近20個百分點，鋼鐵、有色金屬等資源密集型產業也出現明顯下降，但IT設備投資增速高達27.5%，衛生和社會工作投資增速高達24.8%，文化、體育、娛樂業投資增速也達到14.8%，表明消費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對民間投資的積極影響。

激發民營企業活力，重在進一步落實產權保護政策，完善企業經營環境，弘揚企業家精神。從根本上說，這是主動夯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微觀基礎，而不是被動應對數量上表現出的投資增速回落。

劉尚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反映了市場主體活力不足。國企改革取得更多突破，能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大市場空間。今年工作重點首先要以產權為基礎、以資本為紐帶，抓國資、國企改革，大力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

發展國有經濟，重點要放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上。從國有企業轉到國有資本，是國有經濟微觀基礎的重大變化，分清產權和所有權，為國有資本更靈活地配置創造條件，為國企改革創造條件，增強了國有經濟的包容性、開放性，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間投資有更大天地，也使大量國有資本存量資產得以盤活。

防控金融風險為何是重點?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這是否意味著金融形勢趨於嚴峻?防風險該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從國內看，當前金融風險與財政領域的風險交織。財政領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就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近些年，在拉動GDP和“出政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長期積累形成了龐大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舉債、違規擔保屢禁不止，這些違法違規債務，很多是向銀行舉借的。一旦處置稍有不慎，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因此，防范金融風險，必須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通過供給側改革，控制財政風險的源頭，疏解和釋放風險壓力。在有效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的同時，還要全面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打好防范化解財政風險的基礎。

趙昌文：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首先是因為近年來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金融業淨利潤遠高於制造業，導致創新要素“脫實向虛”，互聯網金融熱、資本運作熱、就業金融熱較明顯，不利於創新驅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其次，宏觀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創新泛濫，過度金融化、資金空轉現象較突出，金融風險日漸積聚，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安全基礎受到一定威脅。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無論是金融與實體經濟報酬結構嚴重失衡，還是宏觀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強，都充分說明金融業強勁的虹吸效應會大大削弱實體經濟發展根基，必須加以高度重視。

要著力解決“脫實向虛”問題，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再平衡。除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還要積極推動金融業薪酬激勵機制改革。

劉尚希：越是高質量的發展，越要防范重大風險，保持穩中求進。社會分工越發達，彼此依賴性越強，“風險網”上任何一個點發生風險，會傳導、引致更多風險。目前，很多創新是顛覆性的，又有“無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特別要防范化解“對風險管控不當”引發的新風險。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風險分層”，並明確自身的定位。現在，解決一些宏觀審慎監管難以落地的問題，需要監管機構對“風險”進行科學分層，公共風險由政府管控，而個體風險需要由市場自己消化。未來，監管部門應重在監測，謹慎出手，多用市場手段實現優勝劣汰。這要求相關部門切實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同時加快建立與新的風險形勢相適應的金融監管體制。

哪些基礎性改革最值得關注?

記者：2018年，在基礎性關鍵領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劉尚希：通過完善產權制度來推動國企改革，要完善一些基礎性工作，比如，在國有產權向民營資本出讓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市場化機制，實現平等交易?如何保護民企形成新的產權?對國有資源使用權、土地開發權、經營權和轉讓權，如何有效保護?這些都是重大課題。目前有《物權法》，但相關法律法規不配套，亟待完善。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增強市場產權交易的可預期性。

潘建成：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制度的改革。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動作。過去多年經濟呈現的快速增長，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關聯密切，而粗放模式帶來的弊端，也與對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中偏重GDP等數量指標、忽視發展效率和資源環境保護等質量指標有關。考核從數量轉向質量，指揮棒的方向發生大變化，指向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防治汙染與穩增長能否平衡?

記者：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大亮點，也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但是這兩年，防汙治汙與企業運行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之間，出現了不小的沖突。如何在高質量發展這條道路上把握好二者的平衡點?

趙昌文：首先要明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問題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新時代、新階段，企業面對的環保要求比過去提高了，不能延續老觀念、按照舊標准做事，地方政府也不能繼續以速度與規模至上，搞差異化監管甚至出現監管套利的情況。另一方面，環保標准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一定要在提高標准、提升技改水平、加強管理的過程中，平衡好各方面關系，不能操之過急，注意循序漸進，比如明顯落後的地條鋼企業一定要淘汰，但有些企業按照過去的標准是合格的，要給這些企業一定的時間，限期改造達標。

潘建成：有些地區部分產業受到較大影響，尤其是一些環保壓力較大的中小企業困難加劇，是綠色發展中的陣痛。好比吃藥會有副作用，但不能有副作用就不吃藥，那樣就沒辦法根治主要的疾病。綠色發展必須要堅持，但在汙染治理中，要注意使用法治手段和市場手段，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避免因治理方式過於簡單甚至粗暴導致出現一些民生問題。

劉尚希：科學的推進方法很關鍵。有關部門既要及時、定期發布環保要求，明確各項指標，引導預期，也要給企業留出消化環保成本的時間，不能搞運動式、人為造成經濟波動。一開始就要做好頂層設計、科學論證。

經濟發展面臨哪些不確定性?

記者：2018年，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有哪些?面對那些“黑天鵝”與“灰犀牛”，如何實現穩中有進?

趙昌文：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企業預期逐漸向好，市場信心不斷增強，金融風險有序化解。不過，經濟運行仍面臨下行壓力，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夠強，金融領域“灰犀牛”風險依然存在。縱觀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靠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的雙輪驅動。後發優勢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構成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需要依靠改革，使後發優勢蘊含的潛力得以釋放。

潘建成：我認為，主要不確定性有四方面：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不確定因素，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有可能抬頭。

二是風險防控尤其是金融風險防控，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動性的變化。

三是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持續較大幅度上升對2017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推動利潤快速增長，促進企業庫存的正向調整，降低了企業杠杆率，增強了企業信心等。2018年PPI上升動力趨於減弱，而上遊價格上漲對下遊的壓力趨於上升。

四是汙染防治持續加碼，可能對相關產業和部分過於依賴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地區進一步產生壓力。

面對這些不確定性和挑戰，首先要看到，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同時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正常、健康的，是符合預期的，在合理范圍之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高質量生產生活方式理念逐漸形成，我們承受經濟下行的容忍度在提升。

要堅持久久為功的長跑思維，改變對經濟增速變化過度敏感的習慣，認識到今天就業“穩”的基礎比過去更牢固，質量“進”的要求比過去更明確，將目光真正從數量、速度轉向質量、效益，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在十九大之後的開局之年為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劉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沒有真正落地生根，有可能成為新的不確定性風險來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鵝”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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