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看四川 對外開放格局正悄然生變

可以肯定，中國絲綢從天府之國四川走向世界，四川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交匯點。

世界了解中國最早自絲綢開始。印度古語“賽裏斯”和梵文“支那”，是古代印度對古代中國的稱呼，都是絲綢的意思。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館都能找到中國古絲綢，且部分來自中國蜀地。四川考古中未發現古絲綢遺物，是因為四川盆地濕度大，不易保存。其實，絲綢之路的“絲綢”，僅僅是一個代名詞，實際講的是實物貿易，除了絲綢，還有茶葉、香料、食鹽、花種、陶瓷等都在運輸和交易。

南充是“絲路源點”，因為其同時具備“六大要素”。一是自然要素，具有能適合優質野桑樹生長的條件;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適合優質野蠶生長的氣候條件，本地有野蠶種;三是技術要素，就是有紡織加工蠶絲的設備和人員;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陸路運輸的方便條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絲綢市場和商業氛圍，但商業不能太發達也不能沒有;六是群眾要素，就是有一定規模的蠶絲產量和生產人群，種植業發達，群眾積極性很高。一個地方只有同時滿足這六大要素才算“絲路源點”。四川南充基本同時具備，可以算“絲路源點”。

還可以從“六個維度”看南充絲綢。一是地理維度。南充位於中國地理第二階梯，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帶，溫度表現梯度變化，最適合蠶桑生長生產。二是古城維度。長安和洛陽都是中國古都，說它們是古代絲綢之路起點實際是指“集散之地”，當時南充距長安和洛陽路途不遠，實為絲綢“生產之地”。三是時間維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絲綢應該是南充的。因為古時從四川到雲南再到緬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灘、奇熱、風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維度。原始野桑樹在嘉陵江生長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樹是從南充移栽和培養的。五是經濟維度。南充經濟不如西安和成都，這樣才能重視農業，發展蠶桑。西安、洛陽、成都皆是銷售和精細加工之地。六是文化維度。《水經註》《華陽國誌》、詩詞、民俗、傳說、歌謠、地名、道路等，都有蠶桑記載。而綿陽鹽亭黃帝元妃嫘祖養蠶紡絲，解決了技術和人才問題，把南充絲綢歷史提前到遠古時代。

成都與“高原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一個有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稱，原指漢代中國和中亞、印度、西亞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後來成為指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名詞。“高原絲綢之路”同樣也是一個代稱，指代西藏高原古代與外界聯系與交流的途徑及方式。它是一個網絡，不是指單一的某條路線，但卻包含著不同時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內的各條路線。“高原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於史前時期，而西南地區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便與西藏高原有著密切的聯系與交流，成都則是高原絲綢之路東端最為重要的起始點與中心城市。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西藏高原農作物的起源、金屬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區以成都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響。漢晉時代，以成都(益州)為中心，形成絲綢生產、鹽鐵制造、漆器、金銀器制作等最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高原絲路”最為重要的物質交流中心。同時，成都還是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前沿城市。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戰亂，陸上絲綢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線的“青海道”便成為溝通中原與西域、中亞唯一的陸上通道。

唐代吐蕃與唐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聯系漢藏民族最為重要的橋梁。成都自北朝以來絲綢制作多行銷包括吐蕃在內的邊地，著名的“陵陽公樣”圖案成為唐代外銷絲綢中最受追捧的紋樣，近年來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發現。唐宋以來的“茶馬互市”及形成的“茶馬古道”，正是“高原絲路”在新時代的延續與新的呈現方式。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帶一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從南北方向可縱貫連通陸上和海上兩條絲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絲路”和“喜馬拉雅文化帶”的東端起始點，從東西方向上可橫貫青藏高原，並且聯接中亞、南亞;以成都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網絡，歷史上成為“一帶一路”的西部樞紐，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視不見。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亞通道”、繼承和發揚“一帶一路”歷史傳統的新的歷史時期，成都作為中國西部最為重要的中心城市，必將發揮更大的現實作用。

四川是“一帶一路”關鍵增長引擎

過去幾年，中國一直在規劃和完善“一帶一路”倡議。各國政府、企業和相關各方都關註著與這個雄心勃勃項目有關的新政策。然而，很多國外評論員忽視的一點是，“一帶一路”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在其整體框架內突出的區域組成部分。雖然“一帶一路”關係到中國政府的關鍵利益，但是中國地方各省區也在發展和推進這個構想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因其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特別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馬拉雅合作關係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四川成為理想的“一帶一路”關鍵增長引擎。

“一帶一路”帶來了諸多機會、巨大增長和發展潛力。實際上，新絲綢之路及其相關項目有助於中國政府實現國內發展目標和拓展更多國際間發展。比如促進與鄰國的穩定和相互連通至關重要。但是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和交流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因素。這些風險有的可以被描述為迫在眉睫，而其他一些風險來得更加微妙和平緩。解決問題的關鍵，取決於國家以及省區、學術和工業領域的領導人，通過精心設計的風險管理政策，幫助制定控制不良影響的政策，最終將不利條件轉換為寶貴財富。

由於部分覆蓋一些動蕩地區，“一帶一路”也受制於一些有形威脅，比如恐怖組織、社會動蕩等。地面貿易路線的特點是一部分線路切斷可能會導致整個線路的貿易崩潰，至少總體增加運輸成本，影響供應。這意味著任何旨在推動國際間發展的提議，都應該將安全因素納入考量。

雖然防務政策的執行主要在國家政府的職權範圍之內，特別是在國際背景下，但省級政府可以而且需要為整體安全框架的設計做出貢獻，特別是當涉及非傳統威脅時。對於四川來說，這意味著要不斷加強現在作為“一帶一路”協調和推動者的作用。未來，四川及鄰近地區也將能從環境技術、執法和醫藥等方面的交流中獲益。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帶一路”政策也將逐漸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將隨之變化。這必然會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榮與中亞和南亞地區人民的福祉將密不可分。這意味著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業和學術界的經濟驅動力量，在“一帶一路”中發揮的作用將超越省際的範圍。

古代成都是三大絲路的交匯點

成都地處中國內陸深處四川盆地，四周為高山環繞，形成了封閉式的地理環境。地理上的封閉性雖然對成都與外部的聯系造成了巨大困難，但並不能阻止四川盆地內外的人們相互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進了古代蜀人對內對外開放開發的決心和勇氣。

早在先秦時期，四川盆地與北方的漢中、關中地區，西北甘肅、青海地區，西南的雲南地區，東南的湖湘、江浙地區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開辟出多條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為中國古代三大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金沙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與中原文明和西亞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系，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金器等無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匯融合的信息。

漢武帝時期，北方絲綢之路開通，成都成為北方絲綢之路主要商品“絲綢”的重要供給地，特別是絲綢之路的高端產品“蜀錦”是成都特產，絲綢之路沿線重要考古遺址發現有一定數量精美的蜀錦就是有力證明。南北朝時期，當絲綢之路河西走廊受戰亂影響中斷之時，以成都為起點，經川西北草原，進入隴南、青海，然後轉入西域的“絲綢之路河南道”成為新的絲綢之路，使中國內地與西北各政權及亞歐各國的貿易一直未曾中斷，佛教文化也多經此傳播到中國內地。

以成都為起點的南方絲綢之路早在秦漢以前就已經開通，並延續了2000多年一直持續發展，成為中國內地與東南亞等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時期成都與長江中下遊地區就保持非常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並通過長江各重要節點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聯系。漢唐時期，隨著國家強盛，對外大開放，對內大發展，成都與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聯系不斷加強，從而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城市。

三大經濟文化帶交匯點的區位，使成都成為古代中國對內對外開放的樞紐，這一地理區位優勢是古代中國任何一個大城市都不具備的。

四川是支撐“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核心腹地之一，是連接我國西南西北、溝通南亞東南亞的重要交通走廊，也是西部地區最大的消費市場、要素市場。而成都平原及川南區域，自古就是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通道。當前，重振和拓展南向大通道已經成為四川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突破口，這一新格局的加速推進，正為我國西部地區的高質量發展註入新動能。

南向開放優勢突出  西南腹地受益

最近一年，由於“南向班列”開行越來越頻密，因“中歐班列·蓉歐快鐵”而興的成都國際鐵路港更加繁忙。運往南亞、東南亞各地的化工品、燈具、家具、機械設備等貨品源源不斷從周邊地區向這裏匯集，目前每周穩定開行6-7列方能滿足需求。數據顯示，截至9月30日，成都南向鐵海聯運班列2018年度去程回程合計已開行143列、2743車。

不僅是成都，川南各地也在搶抓“南向通道”發展機遇。今年5月22日，從四川宜賓啟程的“川-桂-港（馬）”南向通道（宜賓-欽州）集裝箱測試班列開行，運行63小時後順利到達廣西欽州港，50標箱摩托車配件、玻璃纖維等貨品經此出海運往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隨後的6月15日，“成都-宜賓-欽州”集裝箱班列首發；6月30日，“欽州-宜賓”集裝箱班列滿載而歸。

據了解，目前四川以成都為中心向南經廣西出海的“川—桂—港（馬）”國際物流通道，主要有東、中、西三條路線，而這條途經宜賓的線路，在鐵路運輸功能，運行線路、運管效率等方面均具備比較優勢。

“以前這條通道被忽視了，現在看它是四川南向出海運距最短的鐵路通道。”宜賓市委書記劉中伯說，該鐵海聯運線路的開通實現了“蓉歐”班列與南向通道的無縫連接，使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四川形成閉環。同時，還通過宜賓港實現了“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在四川的疊加和融合發展。

記者調研了解到，得益於成都-貴陽、重慶-昆明四市“X”形交匯處的突出地理位置，作為“萬裏長江第一城”及63個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之一，宜賓市正迎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交通網絡建設浪潮：在建高速鐵路4條、在建在研高速公路7條、即將竣工的新機場1座，四川最大的內河綜合樞紐港——宜賓港也在擴能，使其逐步構建起川滇黔渝結合部最完善的鐵公水空立體交運體系。

“南向通道輻射面廣，貨源物流充足。”宜賓市臨港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劉海昌說，經初步調查，目前僅川南各市和滇東北及黔西北部分區域，適合集裝箱運輸貨物的運量就接近1000萬噸。其中，上行進口主要是來自南亞、東盟等地的礦產、糧食、水果等，下行出口主要是輻射區域出產的成品酒、汽車零配件、化工產品等，能夠形成南向通道貨物的有效對流，保障班列持續開行。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尹響博士分析，進一步暢通四川南向通道，有利於四川對接“六大經濟走廊”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立與南向國家（地區）的新型合作關係和產業供應鏈，在更高層次、更大範圍、更廣領域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加快聚集高端要素資源，全面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通道建設條件成熟未來大有可為

作為長江幹線航道零公裏所在地，臨江而建的宜賓擁有天然的水運優勢，但此前未能在現代交運體系的建設中走在前列，高速公路長期不足，高速鐵路尚未通車。實際上，與周邊區域相比，整個川南地區都面臨高鐵通達性差、鐵路貨運“老舊繞”、水路運輸潛能未有效發揮等問題。

回顧歷史，成都平原和川南地區自古就是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重要節點，是連接中原經濟區並向南輻射交往的支撐腹地。早在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後即向漢武帝證實，在西域看到了成都平原出產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秦始皇時期開鑿、貫通西南的“五尺道”遺跡至今在宜賓境內清晰可見，石板上深深的騾馬印痕訴說著千年來的商貿繁華。加上川滇交界金沙江沿岸的水運碼頭，明清以來就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滿的敘府（北宋至1949年前宜賓的舊稱）”之說。

“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為現實發展提供了參照。”四川省區域協調發展研究智庫首席專家楊繼瑞教授認為，整個西南區域的地形地貌，除成都平原外幾乎都是高原和山區，至今仍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代表。在“一帶一路”建設引領下，補齊該區域交通短板，進而構建向南的大交通體系、大物流通道和大產業格局，將為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脫貧攻堅註入新動能。

正是以國家戰略為指針，川南地區的高質量發展要素正在加速聚集。在宜賓，以白酒、竹為代表的傳統產業正逐步走向產業鏈高端，以智能終端、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快速興起。“目前智能終端企業已簽約138家，全國30強手機企業有10家已在此落戶，全面達產後可實現年產值2000億元。”劉海昌說，南亞、東南亞市場將是這些產品的重要流向。

不僅在宜賓，記者在內江、自貢、瀘州、攀枝花等川南城市也了解到，一批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資源在政府規劃和市場導向作用下正向這些區域轉移，一些城市還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南向國家留學生；同時，一批抗戰和三線建設時期在此布局的工業企業又被新的開放環境激活，煥發出新的生機。

據悉，近年來，四川與南向國家貿易額已佔到全省的1/4左右。東盟成為四川省第二大貿易夥伴，2017年四川對東盟出口99.2億美元、增長1.3倍；進口33.8億美元、增長25.6%。同時，全省已有2444家企業與南向市場建立了貿易往來，貨物貿易涵蓋147個大類4160種，其中2017年集成電路及微電子組件出口增幅達345.3%。

專家分析，從成都平原、川南地區以及所輻射的川滇黔結合部發展態勢來看，面對南亞、東南亞這個擁有2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大力推進以南向通道為重點的開放大通道建設，加快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對西部地區搶抓國家戰略機遇，優化結構、轉換動能、補齊短板，支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大力推動區域合作攜手譜寫新篇

9月19日，在第十七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開幕前，四川省人民政府與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在成都簽署《深化川桂合作共同推進南向開放通道建設框架協議》。兩省區將按照“政府推動、企業主體、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進一步強化鐵路、高速公路、航空網絡和港口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物流一體化和通關便利化，共同打造區域聯動、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南向通道，推動南向貿易便利化，擴大南向國際產能合作。

這是四川持續深化與南向國內沿線地區交流合作，不斷拓展南向通道“朋友圈”的一個縮影。今年5月，四川與香港簽署《川港合作會議合作機制安排》和第一次會議備忘錄，6月與重慶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2年）》，9月與甘肅簽署《川甘經濟社會發展合作行動計劃（2018-2022年）》，不斷提升南向通道國內沿線地區戰略合作水平，重點加強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協同配套、貿易便利化、人文經貿交流等方面合作。

在一系列高層謀劃和助推下，一批南向通道區域合作項目正有序推進。比如，由成都港投集團、廣西北部灣集團、中遠海運物流、香港新華集團共同出資組建的南向通道平台公司——成都川桂南拓鐵海國際多式聯運有限公司已正式成立。四方將充分發揮各方在港口、物流、貿易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共建共享加快南向通道擴展，構建起西部陸海互濟、東西暢達、南北貫通的新亞歐大陸橋，促進中國與南亞及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

同時，四川宜賓與廣西欽州也正加強南向通道、物流、產業園區等重點領域合作交流。雙方將共同推進四川乃至中國西部地區南向出海裏程最短、時間最短、成本最低通道建設，積極爭取相關通道功能定位納入國家規劃，進入國家開發開放戰略內容。兩地還將以通道建設為基礎，開展以集裝箱運輸方式為主的產品物流和以兩地產業協同合作為載體的客貨運輸，推動宜賓至欽州集裝箱海鐵聯運班列常態化運行。

四川省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四川將繼續推廣運用“高層帶動、部門聯動、社會參與、市場運作”合作模式，進一步夯實與桂渝滇黔等省（區、市）合作基礎，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加強交流合作。專家分析，只有西部地區攜手合作，才能將南向通道打造成為運營主體有市場競爭力、貨源組織有充分保障、進出貨量基本平衡、多種運輸方式良性互補、能持續穩定發展的復合型國際貿易通道，助推我國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

根據 人民網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