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重要組成部分 民營企業的力量

2018年7月13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帶一路”項目為何大量遇阻？》的報道。報道引述一項研究稱，中國在6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宣佈投資的1674個基礎設施項目當中約有14%的項目（234個）遇到了挫折。絲路智穀研究院的梁海明和馮達旋立刻撰文（《“一帶一路”建設為何總被誤解？》）反駁，文章指出並非所有走出去的項目都屬於“一帶一路”的範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們如果承認中國政府並沒有公佈哪些海外投資項目屬於 “一帶一路”，卻為何自相矛盾地指出中國向沿線國家“傾銷過剩產能、汙染項目也是無稽之談”。既然他們並沒有“一帶一路”項目清單，他們又如何得知其中沒有輸出過剩產能的項目？

憑借“一帶一路”聲名鵲起的趙磊教授隨後也為“一帶一路”正名。他認為，任何項目都有風險，不能因為遭遇外在挑戰就否定項目本身。同時，他委婉地承認有些劣質中國企業敗壞了“一帶一路”的名聲。因此，他提出了一個帶有強烈政府幹預色彩的方案——建立“紅黑榜”，使“不好的企業”受到約束。可以說，這是一個將走出去的民營企業逼上絕路的完美方案。

“一帶一路”應公平對待民營企業

的確正如上述三位學者指出，並非所有海外投資項目都屬於“一帶一路”的範圍。那麽，為何中國政府不公布他們所承認的“一帶一路”項目名單呢？其中具代表性的就是發改委的國際產能合作項目的申報。作為具有政府背書意義的“一帶一路”申報工作，發改委既不公布入選企業或項目名單，更不公布參評標準。雖然有誘人的財政補貼和貸款優惠，但許多民營企業表示成功入選的難度極大，而國有企業則容易得多。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失敗，不僅有國家兜底，還有專人洗地。反觀可憐的民營企業，本來海外投資風險極大，失敗了不僅自身承受損失，還要被學者們指責損害了“一帶一路”聲譽，被拉進“黑榜”。如果趙磊所提議的“紅黑榜”一旦被採納，在“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背景下，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黑榜”裏都是民營企業。

習近平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他反復強調其包容性。從實際表現來看，中國政府也是一邊實踐一邊探索。為了論證“一帶一路”的偉大意義，各部門積極地豐富和延展其內涵和意義。這種百花齊放的態勢應該給予民營企業足夠的空間去探索，而不是政府總試圖強制性地引導、要求他們的對外經濟活動必須服從國家戰略需要，以中國人之聰明和韌勁，其成就絕不止於今日所達。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何嘗不是在“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這種一定程度的放權下各個市場主體共同努力探索的結果。“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高層指示言猶在耳。

“一帶一路”應弱化國家角色

在當前政治環境下，中國企業普遍提升了對“政治正確”的重視程度，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一些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為了使正常國際投資項目能順利地通過投資備案審核，不得不貼上“一帶一路”項目的標簽以迎合政府的需要。當然也有一些企業是以騙取國家政策支持為目的。那麽，這就使得大量所謂的“一帶一路”項目根本名不副實。顯然，不應簡單地指責所謂的“劣質”企業（項目）造成“一帶一路”項目質量參差不齊。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民營企業赴海外投資的步伐日益加快，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如何實現自身發展，既要“走得出”又要“走得好”成為眾多民營企業關心的問題。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民營企業500強研究報告顯示，在2017年500強民營企業中，有274家參與了“一帶一路”建設，實現海外收入（不含出口）7900多億美元。國家資訊中心數據顯示，2017年民營企業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進出口總額達到6000多億美元，占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總額的43%。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對此，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王永慶認為，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有需求。民營企業是百姓經濟，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共同願望，是中外合作的內生動力。二是有市場。民營企業實力強了，需要更大的市場，需要通過開放合作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在不斷交流融合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最終造福各國人民。三是有企業家推動。在對外合作中，政府引導、市場主導、企業主體三位一體才最為有效、穩定，企業家是最具有創新精神的群體，是市場中最稀缺的資源。民營企業對市場環境最敏感，能夠充分發揮創新意願和能力。

當然，民營企業在海外發展的實踐中還面臨很多挑戰。從外部看，目前還存在相關各國的政治風險、經濟基礎薄弱、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等問題，進而給企業的投資經營帶來諸多風險。從內部看，仍存在創新能力不強、人才缺乏、資訊不對稱等短板，這些影響了有關項目的推進和實施。王永慶建議，民營企業要苦練內功，提高自身競爭力。要提高海外投資決策的專業性，善於利用專業服務人員，不盲目跟風。要做到合規合法經營，熟悉國際規則，深入瞭解投資國的法律法規、文化風俗、社會習慣、產業發展。企業還要有社會責任意識，註重國際人才培養等。

目前，中國鐵路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張名片。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長進表示，合作共贏是基礎，海外項目必須註重與當地的合作。海外事業要有紮根海外市場的決心和定力，這樣才能有收獲；不能老做低級業務，要轉型升級，逐步提升；境外風險很多，要有憂患意識，時刻思考如何防範和化解風險；要註重品牌建設，形成海外市場上的品牌競爭力。

與此同時，抱團出海、形成合力也是民企“走出去”的重要途徑。王永慶表示，一方面民企可以與國企相互配合、取長補短。很多央企“走出去”的項目都是採取承包形式，其中設計、工程、售後服務等產業鏈上的項目，民營企業都可以參與其中，形成業務聯系和產業分工。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也可以聯合起來抱團出海，避免惡性競爭，發揮規模效益。

中國鐵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郝桂林表示，央企和民企在產業鏈上可以形成互補，抱團出海不失為一種好方法。企業抱團出海，形式可以是聯合體，也可以是合作關係，但會受制於某些因素：首先是企業文化沖突，每家企業都有自己的文化，決策體系不一樣；其次是企業訴求不一樣。針對這些分歧，要找到有效的解決方式，把“抱團出海”這篇文章做好。

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誌平表示，央企、地方國企與民企的合作是中國企業最大的優勢，這種合作在國內支撐了經濟發展，在海外也會支撐“一帶一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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