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對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具有龍頭牽引作用

“中國具有投資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經驗，‘前港-中區-後城’模式在中國大獲成功。現在，中國正在‘一帶一路’國家廣泛複制這一開發模式。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有11個港口，‘一帶一路’沿線有70個工業園區。”近日，野村中國股票研究部主管及大中華區首席股票策略師劉鳴鏑在媒體電話會上表示，而中國股票市場的電商、物流、汽車、紡織、房地產等領域，將繼基建之後起飛。

劉鳴鏑認為，中國股票市場的四大領域將從“一帶一路”中受益，其中包括，為當地實體經濟奠定基礎的基礎設施相關產業——建築和材料、交通、公用事業、電信;對資助基礎設施和其他投資至關重要的金融機構;制造業、消費和服務行業，包括電商、物流、汽車、紡織、房地產等在基礎設施建設之後起飛;此外，國防領域也將迎來新的訂單。

據悉，截至2月底的12個月中，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完成項目價值達到880億美元，同比增長17%，竣工項目和新訂單均在增加，新簽合同金額達到1460億美元，同比增長20%。根據野村中國推算，“一帶一路”項目投資總規模在未來十年內達到1.5萬億美元，在未來十年間可為中國帶來額外0.1個百分點的年均GDP增長。

劉鳴鏑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需求的增加將有利於借貸機構、交易所和券商等金融機構，中國的企業債券市場和中國的交易所(包括香港證券交易所、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也將受益於“一帶一路”債券帶來的融資需求增加。

她還指出，在基礎設施建設之後，制造業、消費和服務行業也將起飛，在這方面中國民營企業發揮著積極主導作用，到目前為止，包括物流、消費(汽車和紡織制造)、電子和互聯網領域的行業領導者正在紛紛建立制造基地和/或入股當地企業。

不過，野村中國經濟學家王立升認為，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可能會面臨一定的風險。“部分‘一帶一路’投資項目並非完全出於利潤最大化的目的，這些項目可能在初始階段資本回報率較低、資金回收期較長、產權保護較差、違約風險較高。不少‘一帶一路’國家財政與國際收支狀況較差，資金缺乏，甚至存在一定的主權違約風險。但從長期來看，這些風險會隨著基礎設施、產權保護環境、國際評級與保險制度的完善而降低。”王立升表示。

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美國財政部主導制定的“華盛頓共識”成為標准藥方，為全球經濟設置了標准和原則。一旦哪個國家需要金融援助時，這個國家就必須按照“華盛頓共識”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否則就得不到援助並面臨崩潰的危險。

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世界銀行一直向發展中國家兜售其“最佳實踐”，其中的“精髓”就是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近20多年的經驗表明，被迫采納“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陷入了經濟困境，喪失了經濟獨立自主的地位。而中國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探索出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正因如此，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不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最佳發展道路(即發達國家走過的路)，而是強調每個國家應該根據發展條件和自身基礎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曾指出，中國不幹涉別國的意識形態，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著眼於互利共贏，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分享。

在近3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型跨國公司成為新的強者，具有某種霸權地位和巨大的權力，讓很多國家在與其談判中處於弱勢。在進一步推進全球化過程中，如何照顧到“弱者”無疑是包容性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帶一路”倡議堅持“開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把尋找發展的最大公約數放在首位，突出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而且，該倡議不劃小圈子，秉持開放態度，歡迎有興趣的國家或地區以適當的方式平等地參與。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強大包容性的體現。

過去300年來，西歐和北美國家率先崛起為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擴張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這一方面讓這些西方國家產生了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和絕對的文化優越感，另一方面在強大壓力下也讓很多發展中國家產生了文化自卑感。

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力量越來越強大，在主觀和客觀因素共同作用下，很多國家的文化獨立性變得岌岌可危。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快餐文化、顏色革命等席卷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沖突;這種西方中心論和文化優勢論所帶來的惡果，非常不利於全球可持續發展。

而古絲綢之路流傳下來的“互學互鑒”精神則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基於“絲路精神”的“一帶一路”倡議尊崇“和而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強調在維護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共謀發展、共求繁榮、共享和平。所謂“和而不同”就是平等對待、互學互鑒，以及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共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一帶一路”倡議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搞政治議程;人類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文明因為平等交流和相互學習而變得豐富多彩，變得更有創新力。

“全球化與一帶一路”以及“開放的亞洲”是2018年亞洲博鼇論壇上的兩個重要議題。當前，經濟全球化已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調門升高、貿易戰一觸即發，尋找新的全球化道路迫在眉捷。在此背景下，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包容性全球化正在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多政治領袖們的一種新的政治理念。因此，可以說，包容性全球化對亞洲一體化有重要意義，是推動亞洲一體化的新思維和新動力。

面對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國際形勢，習近平同志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給低迷的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給經濟全球化前景增添了亮色。這一倡議既立足我國實際、符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稟賦和比較優勢，又有助於相關國家共同發展，必將開創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將引領和充實新型全球化發展，是有效改善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中國方案”。

顧清揚表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舊有全球化模式對於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已經大大減弱。世界經濟和金融出現了很多新問題，這些問題在舊的全球化框架下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比如，在國際貿易循環方面，傳統的全球化模式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一個貿易和資金的循環。發達國家憑借自身優勢，向發展中國家派發訂單，發展中國家按照訂單生產出消費品再運回發達國家消費，同時資金也流向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南北循環”模式。韓國、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都受益於這種全球化貿易模式。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元氣大傷，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支付能力大大下降。隨後，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整個歐盟的支付能力急劇減弱。發達國家整體資金吃緊，發展中國家資本開始充裕;在技術方面，雖然目前美歐仍走在全球高端技術的前沿，但中國和韓國已經在中高端技術領域迎頭趕上，並在某些方面對美歐形成了挑戰。因此，發達國家比較優勢不再，南北差距日漸縮小，造成原有“南北循環”的全球化模式與現實不相適應。

在此情況下，尋找和探索一種與現實相適應的新型全球化發展思路勢在必行。顧清揚告訴記者，相關數據表明，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往來一直呈下降趨勢;同時，南南貿易活動不斷活躍，持續走強。因此，未來新型全球化或將始於南南國家間的貿易循環。不同於以往全球化“南北循環”消費制成品的貿易特點，新型全球化將以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等基礎設施相關的投資品循環為特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貫穿亞歐非大陸，連接東亞和歐洲經濟圈，將南太平洋作為海上絲路的自然延伸，打破了洲際和次區域之間的藩籬。正是助力於“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投入，通過投資基礎設施，修建鐵路、橋梁、發電廠及港口等投資品的流動，促進相關國家和地區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拉動經濟，改善民生。待發展中國家得到發展後，支付能力得到提升，就可以向發達國家購買高科技消費品和高端服務。這樣一來，發達國家也可以加入到這個新的全球化循環之中，進而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新型全球化。

在新型全球化形成過程中，“一帶一路”將發揮積極的引領作用。顧清揚表示，以往傳統的全球化主要依靠海洋運輸，因此航線起始點及沿海地區會最先受益而發展較快。“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意義在於改變了舊的全球化貿易模式，經相關各國向內陸輻射，惠及整個國家和地區，這是原有全球化模式無法做到的。“一帶一路”引領的新型全球化將打通陸路梗阻，使在原有全球化模式下不能受益的內陸國家和地區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這無疑是對新型全球化發展的巨大貢獻。

當一國的產業結構符合經濟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時，其貿易結構會達到最優。經濟稟賦不僅包括由資本、土地、勞動力等構成的要素稟賦，還包括基礎設施等硬件和政策制度等軟件。經濟稟賦會隨著一國經濟發展發生變化，國際貿易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化的反映。經過長期發展和積累，我國經濟稟賦不再是單一的勞動力豐裕，而是形成了包括資本要素、硬件基礎設施、軟件政策制度等的多元結構。首先，人力資本的逐步積澱和物質資本的持續積累使我國具備了充足的資本要素，推動我國由勞動力豐裕型要素稟賦結構向資本豐裕型要素稟賦結構轉變。我國已經具備較強的資本實力，可以自主選擇發展符合自身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我國在制造業不斷發展中積累了大量先進技術，形成了較為完整高效的產業鏈。例如，近年來深圳制造能力不斷攀升，催生了完整的產業鏈和高效的成果轉化機制，創意產品從構想到落地的轉化速度大大提高。第三，產業結構的持續升級和對外經貿的廣泛開展，帶動我國交通運輸網、信息通信網和電網等硬件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這些質量高、覆蓋廣的基礎設施能夠適應我國發展階段的提升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是我國長期建設形成的比較優勢。同時，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經驗表明，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期望結構轉型在發展過程中自發實現是不切實際的，這需要一個有為政府通過合理的政策來引導結構調整並實現經濟穩定發展。在政策制度等方面積累的經驗，成為我國經濟稟賦中軟件方面的比較優勢。

當前，世界經濟在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等方面存在諸多結構性矛盾，究其根源並不在經濟全球化本身，而在於全球治理體系、市場機制、價值鏈分工與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不相適應。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不僅不能解決這些摩擦和問題，反而會損害相關各方的利益，導致世界經濟面臨更大危機。“一帶一路”建設有助於完善基礎設施、深化互利合作、拓展合作模式，將大大降低國際經貿往來的交易成本，減少投資風險，對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對於我國來說，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對外投資的多元化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在提振出口需求的同時，也將提高出口產品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占比，而高附加值產品的發展和貿易鏈的延伸將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貿易也將推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將逐步從商品貿易領域向貿易秩序、行業慣例等方面拓展。同時，依托深入合作和良性競爭，我國與相關國家的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將不斷加深，我國的領導能力和大國擔當將向國際社會自然展現。“一帶一路”建設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可見，“一帶一路”建設適應我國經濟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對於我國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具有龍頭牽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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