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能源整合要走綠色路綫

實現“一帶一路”倡議，是構建國際關係新秩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中，能源合作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領域，大有可為。

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很多。據統計，從2013年底到2016年，中國企業在海外簽署和建設的重大能源專案達60多個，主要集中在油氣運輸通道、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區域電網等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

截至2016年底，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為主的油氣企業已在海外50多個國家擁有200多個油氣投資專案。另一方面， “一帶一路”倡議也不斷推進中國油氣能源產品進口，2016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產品中，礦物燃料、礦物油居首位，占比超過三成。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深化互補合作的潛力巨大。

首先，中國和“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具有很強互補性。要實現十九大報告關於建設“美麗中國”的構想，需要對高度依賴煤炭的能源結構進行調整，加上隨著經濟的增長也還將帶來的能源需求增長，未來對石油、天然氣和清潔能源的需求會繼續增加。

但是中國能源資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要求在進行能源結構轉型時，要“向外看”。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資源豐富，其中海灣地區國家、俄羅斯、中亞和非洲部分國家的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也是能源進口大國。2016年中國的石油淨進口量達到3.8億噸，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淨進口國；天然氣淨進口量達到720億立方米，僅次於日本和德國。由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結構調整，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需求還會增強。

其次，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深化能源基礎設施的合作，是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步。“一帶一路”發展目標是實現區域內國家共同繁榮，這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契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覆蓋了32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43.4%，經濟發展空間巨大。但是，這些國家中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處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對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存在巨大需求。譬如，天然氣資源較為豐富的中亞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許多較低，落後的基礎設施一直是其天然氣出口的掣肘；另一方面，該區域大部分國家人均用電量低於全球平均水準。中亞、非洲及東南亞地區大部分國家人均用電量也還很低，國內缺乏有能力的發電及電網設備製造商，對電力投資需求很大。印度、巴基斯坦和部分東歐國家的電力供應問題突出，時常發生拉閘限電，嚴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目前中國在能源設備製造、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能源技術研發以及資金方面具有優勢，可以通過能源合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互利共贏。

再次，能源安全是中國實現“兩個百年”戰略構想的重要條件。中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在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離不開安全穩定的能源供應。目前全球30%以上的石油海運量要經過印度洋和南中國海。中國除了是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主要買家之一，同時也是其向東亞地區能源出口的重要通道。“一帶一路”倡議可以使中國以及區域內的能源進口國的能源供應來源更加多樣化，以降低突發情況可能帶來的風險。加強能源航線和運輸管道的保障，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安全網絡，符合沿線國家共同的能源安全利益，也將是構建區域內國家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環。

當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也存在一些需要關注的問題。沿線國家的發展階段、文化習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有著較大差異，而且部分國家的局勢不是十分穩定，這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同時，能源經常也被作為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手段，無論是能源出口國，還是進口國，對於能源貿易的安排都會從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考慮。由於現有能源地緣政治格局是幾十年間逐步形成的，在短時間內調整也存在困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加強能源合作還需要在比較長時間的磨合，打造政治上互信、經濟上融合、文化間包容的利益共同體。此外，能源為經濟發展提供最基本的動力，能源問題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互信也是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合作的前提。

能源合作可能是“一帶一路”合作最重要的領域之一。長遠來看，加強能源合作，構建區域能源利益共同體無論是對中國實現自身“兩個百年”發展目標，還是對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世界電力發展整體趨勢一致，低碳化、清潔化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電力發展的方向。中國作為世界新能源發展第一大國，在“一帶一路”新能源合作中具有重要優勢，面臨巨大機遇。

新能源開發帶動“一帶一路”綠色發展

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定了能源電力領域低碳轉型相關政策，出臺了鼓勵措施推動新能源發展。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2017-204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預計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投資約1.81萬億美元，比化石能源發電投資多37%。

從行業細分結構來看，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比水電等傳統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更快。鑒於風電和太陽能成本快速下降，而水電開發受到環境保護、移民等問題約束較大，國際能源署預測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太陽能和風電新增裝機規模將大於水電。預計2017-204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約8.8億千瓦，其中太陽能新增3.0億千瓦，風電新增2.7億千瓦，水電新增2.2億千瓦。印度是“一帶一路”沿線新能源發展的重要力量。印度制定了宏大的新能源發展規劃和一系列激勵措施，預計2017-2040年印度新增太陽能裝機1億千瓦，新增風電裝機0.8億千瓦，僅印度一國就占“一帶一路”沿線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新能源領域具有明顯的互補效應，中國新能源發展所積累的技術、管理、產能十分契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需求。中國的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規模已經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開發和運行經驗豐富。中國已經形成了涵蓋研發、製造、設計、施工等各環節的新能源全產業鏈，風機設備、多晶矽、矽片、光伏電池生產規模均居世界第一。

“一帶一路”新能源合作前景廣闊，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新能源企業在沿線國家已經積累了一定市場份額和影響力。展望未來，“一帶一路”新能源合作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包括標準不統一帶來的技術壁壘問題，供需不平衡帶來的消納問題，以及投資環境不健全帶來的風險問題，需要中國新能源企業超前謀劃、妥善應對。

推進新能源標準聯通，減少技術壁壘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新能源標準不統一、技術標準整體落後、標準協調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不利於新能源投資、工程建設和裝備供貨業務的開展。中國新能源領域已經形成了比較健全的技術標準體系，並且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具有重要影響力，有能力在“一帶一路”標準聯通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為了推進新能源領域標準聯通，相關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需要進一步提升中國標準的國際化水準，引導和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中國的新能源標準。加強與沿線國家新能源技術標準的對接和互認，發揮我國在IEC、IEEE等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影響力，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制定新能源國際標準，提升沿線國家在國際標準舞臺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擴大電網互聯互通，解決新能源消納問題

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力、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豐富，但是短期內國內無法完全消納新開發的可再生能源，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開發。消納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國內電力需求有限，可再生能源儲量和開發量遠大於國內需求；可再生能源基地遠離國內骨幹網架，本國消納成本較高，需要跨國消納；本國電力系統規模較小，靈活性不足，系統調峰能力不足等。

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國電網互聯、擴大電力貿易，是解決新能源消納問題的重要舉措。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電網互聯互通已經初具規模，截至2016年底，“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中50個國家建有跨國輸電線路，占比為78%。適應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能源大規模開發和消納的要求，需要加快電網互聯互通的進程，促進能源資源跨國大範圍優化配置。

鑒於電網互聯互通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推進電網互聯互通面臨地緣政治壓力，需要加強各國戰略的對接，擴大利益匯合點，形成各國能源戰略良性互動的格局；充分發揮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G20等多邊外交平臺作用，加強在電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問題上的溝通交流，擴大共識。同時需要完善跨國電網建設的配套政策，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對跨國電網專案的支持力度，提升跨國電網專案的經濟性。

加強風險防範，穩健拓展新能源市場

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法律體系不夠健全，對外國投資者保護力度不足，投資環境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從新能源的行業特點以及中國新能源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業務實踐來看，主要風險在於政治風險和監管風險。

在政治風險方面，電力行業作為重要基礎設施行業，關係到國計民生，電力行業投資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干擾，從而影響到投資的安全性。針對政治風險，需要新能源企業加強沿線國家主權風險評估，審慎選擇目標市場，從源頭上防範風險。與當地企業合資經營也能夠降低政治風險，當地合作夥伴資訊更為全面，可以更好地評估政治風險。此外，中國新能源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應當積極履行海外社會責任，保持良好的公司形象有利於降低政治風險。

在監管風險方面，電力行業作為自然壟斷行業受到嚴格監管，監管政策對於新能源企業經營具有重要影響，要求新能源企業深入研究各國電力行業監管制度，以及不同電力行業監管制度下投資回收方式，瞭解國內外電力監管制度差異，並且制定不同電力監管體系下資產運營規則。

新能源合作是構建“綠色絲綢之路”的重要舉措，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新能源合作，順應了全球綠色發展的大勢，將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

根據網易、中新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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