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

絲綢之路最早是由德國輿地學和地質學家，近代地貌學的創始人，旅行家和東方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的。李希霍芬於1860年曾隨德國經濟代表團訪問過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地區。在他逝世後才陸續出版完成的5卷本巨擎《中國親程旅行記》(1877-1912)中，首次將中國經西域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從此，這一名稱便在世界范圍流傳開來。

追溯絲綢之路的形成，人們一般都把這一功勞歸於西漢初年張騫鑿通西域。但事實上，早在漢武帝為掃除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欲“斷匈奴右臂”在建元年間(公元前140-134年)派張騫西通大月氏之前，通過歐亞大陸中部已有斷續的商貿往來。只是因緊鄰中原的河西走廊地區在先秦時先後居住過塞種、烏孫、月氏和匈奴等部族，漢人無法越過這一由雪峰林立的青藏高原與遍布荒漠的西南部蒙古高原所夾峙的地區，也就不能直接與中亞乃至於歐亞大陸西岸進行貿易。因此張騫鑿通西域、以及隨後的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才使得通過中亞地區的商旅通暢無阻。自此，中原與西域間“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後漢書•西域傳》)絲綢之路正式形成。

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片交通路線網，在海上貿易大規模興起之前，貫穿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道，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帝國一直通往羅馬帝國。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城邦，抵達各時期帝國的都城。來往於這條道路上的不止有商隊與士兵，還有僧侶與遊客、學者與藝術家。在用絲綢連接各地區的同時，也傳播著文化與思想。因此絲綢之路不僅溝通了中西間的經濟貿易，更是政治、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大動脈。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技術是經由絲綢之路傳到世界各地，而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及其更西邊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也是從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

在中國早期佛教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師，或是出生在漢王朝境內絲綢之路上的西域移民家庭，或是以居士身份從西域由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在中國出家為僧的。前者如支謙和法護，後者如安玄。支謙本為月氏人，祖先在東漢靈帝時(168-190年)定居中國，法護則為世居敦煌的月支人。而安玄是安息人，在181年抵達東漢都城洛陽後出家為僧。大概在絲綢之路貫通後的兩百年不到的時間，中土已有大量佛經梵本流通，而將這些梵本譯為華言的多是這些通曉梵語漢文的胡僧。由此可知，佛教的傳入與絲綢之路的開辟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國威及於西陲的唐代，一些西域或中亞的地方性宗教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如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基督教聶斯托裏教派)等。在國都長安的布政坊、醴泉坊、靖恭坊、崇化坊和普寧坊等各有胡祆祠一座。此外，洛陽和河西走廊的沙州也有祆祠的記載，可知當時拜火教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興盛。至今《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頌》還矗立在西安碑林中，記錄著唐代基督教由絲綢之路傳入的曆史。

宗教之外，中亞及西域豐富多彩的歌舞、音樂、飲食、風俗更是浸潤入唐代的社會中，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唐代詩人鮑防《雜感》一詩所詠就是反映當時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況：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

自古以來，作為聯系中國內地與中亞腹地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的溝通和交流，成就了這一地區特定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當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在帶動沿途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將文化搭載在這條經濟通道上。當然，我們更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嚴防死守極端思潮通過這條經濟動脈影響我國的政治、文化。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需要在對曆史經驗全面把握的基礎上展開。

絲路還是一條民族遷徙和融合之路，幾千年來在絲路上遷徙、活動的民族不可勝數，他們為絲路的繁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更有的民族因遷徙而與其他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如由於蒙古帝國的西征，使一批西亞、中亞的戍卒、工匠等遷人中國內地，定居下來，時稱之為“回回”。到明代，這些回回娶妻生子，逐漸與當地漢族或其他民族融合，信仰伊斯蘭教，形成為今天的回族。

絲綢之路穿越兩千年時空，橫跨亞歐非十數國，是一條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溝通亞洲、歐洲、非洲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動脈。它把古代世界的幾個文明中心：中國、印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聯結在一起.通過它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道教、儒教

扶教 摩尼教得以傳揚井對億萬人的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絲綢之路是人類經濟、文化交流和智慧的結晶，是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

“自覺是指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動的意義，處於有覺悟、有目的、有計劃、有遠大目標的自覺狀態，並能預見到自己活動的後果。”自覺既可以是個體的精神狀態，也可能是群體存在和活動的狀態。當某一活動群體，在明確認識了自己活動的意義和目標，並且能夠充分認識和把握自己活動的後果時，則該群體的活動就是一種高度自覺狀態下的活動。文化自覺則是在對文化充分認識和反省的基礎上，對文化進行的有益創造和對文化進行的自覺實踐，並在這個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文化主體意識和心態。“只有在認識自己文化，理解並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裏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連手發展的共處原則”。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的文化，正是回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與外部環境和其他文化相互了解、適應、互動和借鑒，經曆了一次次范圍不同、程度不等、表現形式不一的文化自覺而形成的。這些文化自覺活動恰恰又是在絲綢之路參與和見證下不斷完成的。

1曆史上伴隨絲綢之路的回族文化自覺

(一)唐宋時期——伊斯蘭文化的東來和自在狀態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高度發達和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吸引了包括波斯和阿拉伯在內的大批商人來華貿易。這些外來穆斯林由散居走向一定規模的聚居，將其文化集體性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使中國人對伊斯蘭教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們與中國人通婚，使其配偶及後代改遵伊斯蘭教，成為中國穆斯林的先祖。這一時期伊斯蘭教的傳播還處於初步階段，並沒有被主流文化充分認識和了解，而且其自身承載者也沒有充分認識到該文化的使命和前途。

宋朝鼓勵海外貿易，外商貿易達到鼎盛時期居華的穆斯林商人，不僅擁有產業和地位，享有信仰伊斯蘭教的自由，還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參與宋王朝的政治活動。但此時伊斯蘭文化因其傳播者依然以穆斯林商人為主，因此對於中國主流社會而言，他們的人口和文化影響總體上仍處於弱勢狀態。此時的伊斯蘭文化，依然處於維持、保守、前途未明的“自在”階段和狀態。

(二)元明時代——回族文化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

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國家後開始揮兵西進，占領了信仰伊斯蘭教的花拉子模國，從此，開始了對伊斯蘭教的了解。蒙古人在三次西征的回撤中，帶來大批中亞、西亞的穆斯林，他們中有商人、宗教學者、旅行家，足跡從沿海擴展至內地。

明初，回回民族已經形成，散居在中國東南西北，各地陸續出現了一批穆斯林聚居村。在交通沿線的城鎮裏，生產力大大提高。明代幾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使伊斯蘭文化在中國更大范圍擴展、傳播，西安、北京、南京等地紛紛敕建、大修清真寺。但到明代中末葉，回族伊斯蘭文化出現衰微，喚起回族知識分子和宗教界精英人士在兩條絲綢之路的兩端——陝西和東南地區發起了“以儒詮經”和“經堂教育”運動。

“以儒詮經”，一方面，借用中國儒家文化，從信仰的本體論、認識論、倫理道德等方面對伊斯蘭的信仰進行了更適合中國文化環境的闡釋;另一方面，他們自覺批判和揚棄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膚淺糟粕”，突出了伊斯蘭教信仰的神聖性，保持了自我文化特色和使命，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文化。“以儒詮經”和“經堂教育”在思想上和實踐上解決了穆斯大眾如何學習和踐行伊斯蘭教，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和中介去履行自己信仰的問題。站在曆史的角度去看，出現於明代(實際上，“以儒詮經”持續到清初“經堂教育”也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這兩場文化自覺運動，是自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日久後，回族穆斯林從思想到實踐，對伊斯蘭文化的一次全面自覺。文化自覺促進了伊斯蘭文化的轉型和提高，使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煥發了新的生命力，迎來了新的傳播和發展時期。

(三)清代以後——回族文化在自覺中不斷發展

清代以後，一方面，回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另一方面，伴隨伊斯蘭教文化的不斷發展，文化自覺的要求也不斷出現。一些回族宗教文化精英們在主觀上有意識地對傳統伊斯蘭文化進行反思、反省，對外來新的教派進行研究、判斷，並加以中國化改造和包裝，試圖對伊斯蘭文化的傳播進行新的提升。清中末葉以後，西北和雲南等地的回民起義，既是階級壓迫的結果，也是族群之間利益和文化沖突的結果。可以說，這次回民起義，是階級壓迫下，回族大眾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文化獨特性所進行的自覺鬥爭。

清末到民國時期，西方舶來的“民族”觀念與回族的自我認識觀念在互相碰撞中逐漸明晰化、具體化，在一些回族精英的討論和大眾的踐行中，建構起一種中國式的回回族群認同，並在抗日戰爭前後，實現了“族”“國”同構，將回族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廣大回族通過發展新式回族教育、大力創辦回族刊物、積極創辦社團等，發起了回族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回族面對國家和民族危亡時，自覺省視自身並對民族命運、使命、責任，乃至文化革新和現代化而進行的新一輪的文化自覺。絲綢之路成就了回回民族，見證了在中國大地上形成的一個新的群體，回族未來的伊斯蘭文化自覺發展更離不開絲綢之路。

2“一帶一路”戰略對回族文化自覺的新要求

“一帶一路”戰略是沿線各民族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新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文化自覺的要求。

(一)社會文化方面的全面進步

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因素，人的素質決定民族的活力和素質;同時，人又是重要的文化符號，一個民族的人口素質直接制約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越來越離不開全面高層次的人才。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曾經告誡他的弟子，“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這不僅反映出回族先民對文化教育事業和知識的高度重視，也表現出穆斯林對吸收外來文化的胸懷。曆史上，我國一些地區的回族曆來有重視教育、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但西北回族在清代以後，受自然環境惡劣、地區經濟發展總體落後、民族地位不高等因素的影響，回族文化教育事業發展逐漸落後，當然這種落後與整個中國清末以來社會發展的特點是相一致的。這種狀況對一個現代民族來說，是與其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當今社會國家和民族間的競爭，是文化、人才的競爭;而民族間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以高素質的人才為中介和載體的文化間的相互了解。因此，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解放思想、打破封閉，堅持“以人為本”，加大西北民族教育事業和科學技術產業的投入，普及西北民族地區義務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大眾化，用現代科學促進回族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時，加大社會事業的投入，加大醫療衛生的投入力度，不斷適應“一帶一路”的新要求。

(二)經濟生活互通有無

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揭開了中阿兩千多年的經貿交流史。21世紀，西北回族地區憑借人文優勢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沿線阿拉伯世界“向東看”和中國“向西走”的重要窗口。對回族而言，在經濟合作中，要求回族經濟在攜帶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時，應進行更高層次的自覺和創造。例如，“清真文化”作為回族伊斯蘭文化“真、善、美”的集合，是回族文化自覺的內在特質和發展要求，因此，回族應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從本民族風俗習慣出發，深挖“清真文化”精髓和商業價值，發揮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為主導的傳統行業優勢，發展面向全球穆斯林地區的中高端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羊絨精紡面料等產業。同時，也要引進阿拉伯國家先進的科技、農業技術和金融體系，承接產業轉移，進一步提高西北外向型經濟的水平，營造大市場。

(三)民族交往互動互惠

回族與“一帶一路”沿線諸多國家有相近的風俗習慣、源遠流長的交流合作曆史，以及長期形成的傳統友誼。在全球文化競爭的浪潮中，回族應加強保護傳統回族藝術、醫藥、手工藝等文化瑰寶，探尋回族文化“愛國愛教”“慈善清潔”“和平包容”的精神內核，通過網絡平台、新媒體和多邊合作打造具有濃鬱回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向全世界傳達出中國回族愛好和平、誠信重義、開拓進取的風尚。在國際交往中，應倡導文明寬容，以平等原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相互學習，以增進民族團結、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與各國的文化共識和價值認同。當然，在傳播自我文化的同時，也要不斷借鑒“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在文化的借鑒學習中，實現民族的互動和文化的共榮。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只有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自覺，適時進行調整，才能實現真正的持續發展。曆史上，回族伊斯蘭文明在遇到社會轉型和挑戰時，就會激發文化自覺的力量。今天，在“一帶一路”戰略大背景下，回族若能實現“對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關系的理性把握”，在保持文化自尊的前提下，不斷向其他民族學習、取長補短，不斷優化民族文化，促進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展，那么，回族定能同其他民族一道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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