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為一帶一路開路

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上指出，在“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作為“一帶一路”合作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之一，資金融通無疑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過去幾年，人民幣國際使用的積極作用已經開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體現，未來如何在更深層次、更高水準上發揮這一積極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7月1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和中國金融科技50人論壇（CFT50）共同主辦的2017國際貨幣論壇——“一帶一路”下的貨幣戰略與金融合作分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我們注意到，論壇上來自歐、美、亞等地區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就“一帶一路”下的人民幣國際化機遇與挑戰參與了討論。其中，有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機遇，同時需建立相關國家的有關合作機制。

四方面論證重大潛在機遇

“絲綢之路經濟帶將會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重大的潛在機遇，從區域上看，應該從絲綢之路經濟帶陸上區域入手，把中亞5國作為重點。”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黨委書記、行長郭建偉在上述論壇上表示。

郭建偉從4個方面論證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將會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重大的潛在機遇。他認為，第一個理由是，按照全球產業梯度轉移的客觀趨勢來說，將有利於推動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把沿線64個國家工業化的水準做了分析，這60多個國家處於前工業化階段的只有一個，工業化初期階段的14個，中期階段的16個，後期的有32個，可以看出，客觀的經濟發展階段有差異性，很容易形成以中國為沿線國家的驗證模式，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形成產業轉移，這種模式使人民幣走出去成為一種可能。

第二，沿線國家現在最迫切的是需要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實證證明，雖然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地理距離近，但貿易的相關性不大，由於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不連通，所以跟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遠遠小於距離很遠的其他國家，這就說明在絲綢之路“五通”建設中，基礎設施的連通是很重要的方面。周邊國家恰恰是資本短缺、技術落後，電力方面等急需大量的投資，所以實證研究發現，基礎設施特別是鐵路的投資，能夠對沿線國家經濟具有最顯著的拉動力。中國恰恰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有很強的比較優勢，可以依託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和自貿區等，來推進人民幣的輸出，提供人民幣融資，以解決周邊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瓶頸，在這一點上有客觀合作的前提。

第三，我國和周邊國家下一步的貿易合作潛力巨大，有利於推動人民幣的計價結算，將極大地改變周邊國家的福利水準。現在周邊國家跟我國的貿易，既不用人民幣也不用他們自己的貨幣，都是用美元，而周邊國家的美元是靠他們的資源出口，他們急需通過用其他貨幣替代美元，以改變國際儲備流動性短缺的困難。

第四是全球資源配置上有客觀的需求。因為出現了資源配置的錯配，一是貨幣錯配，這些國家的本幣在本國內並不占主導地位。比如哈薩克斯坦，在存款類最高的時候，其美元存款占整個存款的90%，近年“去美元化”把比重降低到60%；還有是期限的錯配，大量的投資需要長期的資源來源，但是境外融到的資是短期的；還有結構的錯配，沿線國家都有一定儲蓄的潛力，但是市場動員能力很弱，金融市場不發達，如何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在這一點上又是一個瓶頸。

目前貨幣合作存兩個障礙

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主任常軍紅認為，“東盟10+3”地區是最有活力、經濟規模最大的地區。在過去10年，中國經濟是本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推動了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和人民幣在地區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證了地區的金融穩定。中國應該利用好“一帶一路”，增加跨地區的投資活動。同時，要與該地區其他國家共同促進國際金融結構體系的改革，加強風險規避和風險控制能力，開發新的金融工具，適應新的經濟形勢。

喬治敦大學客座教授、IMF原亞太部門主管Anoop Singh教授則指出，人民幣國際化仍處於初級階段，需要進一步進行經濟的結構性轉型和調整，平衡相應的政策，建立更加完備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他認為，央行應該承擔起應對市場預期變化的責任，採取相應的資本管制、干預措施和貨幣匯率的監管措施。

此外，郭建偉還在上述論壇上就初期與中亞5國的合作模式指出：“我們提出‘2+X’的模式，‘2’指兩個大的貨幣，形成兩個大的貨幣作為貨幣合作的支撐，其一肯定是人民幣，另一個最優可能選擇哈薩克斯坦貨幣。X代表眾多周邊國家的小貨幣，理論上進行實證比較，這個選擇對於其他國家推動本幣跨境合作‘去美元化’是最有潛力的。”

郭建偉還表示，目前貨幣合作方面的主要障礙有兩方面。第一是路徑依賴，因為各國都已經習慣以美元貨幣結算，現在要改變習慣，需要花時間；

“第二，我們現在希望推薦以人民幣結算的方式，人家自然要將其與美元進行比較，看有什麼好處。必須要通過一種方式給對方提供福利，他才會選擇人民幣。”他說：“我們的好處就是，人民幣與對方貨幣直接產生價格，直接進行結算，規避了用其他貨幣進行換算的成本和風險。另外，我們可以延長對方產業鏈，給其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這必然帶來兩國金融制度的對接，這就需要金融層面不斷地密切合作。”

但他也坦言，以人民幣進口其石油、天然氣和鐵礦石，要想把人民幣付給出口方，必然要到當地銀行提供人民幣服務，當地銀行必須要在市場上平盤交易，按照目前一天只交易一小時來說，是很難實現的，國際上很難找到下家。

對於解決的方式，他指出，微觀層面上需要建立本幣跨境清算的平盤機制，“我們跟（對方）央行探討，你方銀行放開、開闢人民幣業務，我方銀行同樣當天晚上清盤給你，首先是在市場層面建立這種合作機制，再通過兩國央行的互換提供最終的流動性的支撐。”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司長霍穎勵：

人民幣國際使用與“一帶一路”建設相契合且相容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於2009年7月開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基於市場主體的實際需要，逐步建立起了便利和支持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人民幣國際使用的範圍和規模因之逐步擴大。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標誌著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初步確立。從近些年的實踐來看，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逐步擴大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了重要的支持力量，兩者相輔相成、互相支持。

第一，人民幣跨境結算有力提升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水準。2016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達6.3萬億元人民幣，增速快於我國全部對外貿易，中國企業已在沿線二十多個國家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中國對沿線國家累計投資超過500億美元。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貿易人民幣實際收付7786億元，占雙邊貿易額的13.9%，比2012年末提高了4.3個百分點。通過將人民幣用於跨境貿易投資計價結算和支付，雙方企業有效規避了國際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降低了匯兌成本，貿易投資更加便利。

第二，中資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人民幣綜合金融服務水準穩步提高。伴隨著人民幣國際使用程度的穩步提高，主要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充分發揮在國際貿易、國際結算、跨境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等方面的業務優勢，逐步形成了海外機構、代理行和清算網路、綜合金融服務體系等，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民幣等投融資和跨境金融服務。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不少專案中，中方既是主要投資方，也是主要建設者。中資金融機構深化與沿線國家金融機構合作，通過設計相應的人民幣融資方案，將人民幣直接用於國內機械設備和原材料出口、專案施工款支付等，使跨境資金流與貨物流匹配迴圈，有效緩解了幣種錯配，規避了匯率風險。如中國銀行(3.760, 0.00, 0.00%)、國家開發銀行等積極開展大額產品承包出口、出口買方信貸等多種跨境人民幣業務，有力帶動了中國產品出口和企業“走出去”，實現了優勢互補、資源共用和風險共擔。

第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貨幣合作不斷深化。2008年以來，中國先後與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22個，通過貨幣互換機制向離岸市場和沿線國家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支持，為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提供了綜合保障；與23個國家實現雙方貨幣直接交易，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8個，與兩個沿線國家實現雙方貨幣區域直接交易，幫助市場主體有效降低匯兌成本並管理匯率風險，便利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與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7個。與1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機制，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5個，為沿線國家投資國內人民幣金融產品提供了便利通道；與9個國家簽署邊貿或一般貿易（與投資）本幣結算協議，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8個。此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參與者不少是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中銀香港作為海外首家直參行接入CIPS，帶動沿線國家更多參加行參與CIPS清算，為沿線國家人民幣清算搭建了高效、安全、穩定的“高速公路”。

第四，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穩步擴大，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配置人民幣資產創造了有利條件。近年來，境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度和投資便利性穩步提高，境外機構可通過QFII、RQFII、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直接入市等多種管道投資境內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截至2017年4月底，共有包括境外央行類機構、境外商業銀行、境外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境外金融機構產品類投資者等在內的400多家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託管總量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目前已有五十多家境外央行和貨幣當局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外匯儲備，金額折845.1億美元，其中一部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人民幣國際使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著巨大發展空間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的全球性戰略過程，需要各國開展全方位的深入合作。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帶一路”設施聯通研究課題組估算，2016～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需求至少達10.6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到2030年亞洲基建投資需求高達26萬億美元。要滿足如此巨量且投資週期較長的資金需求，需要沿線國家共同構建長期、穩定、可持續的投融資和金融支持體系。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宣佈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包括：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可以預計，人民幣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加重要和積極的作用。

應該看到，目前人民幣國際使用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作用還面臨一些短板和制約因素。首先，人民幣跨境支付和結算對雙邊貿易的支持力度還不夠大。2016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使用人民幣的比重遠低於跨境人民幣使用的平均水準。其中，在10%以上的僅有7個國家，介於5%～10%的有2個，介於1%～5%的有13個，其餘均低於1%。其次，資金短缺和投融資風險等問題較為普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屬於“投資級”的有24個，占比36%，其他國家屬於“投機級”或沒有評級，“一帶一路”早期階段不少投資都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大、建設週期長，期間當地政治、經濟等不利變化會增大投資風險，同時對深化雙邊貨幣合作也會形成一定制約。再次，人民幣國際使用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接受度還不夠高。一些沿線國家對外匯使用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水準落後，人民幣在官方認可、當地開戶、跨境支付使用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障礙。

2017年以來，人民幣跨境使用總體上出現一定程度下降，但在沿線一些國家如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則保持較快增長。目前，離岸市場人民幣資金池止跌回穩，人民幣存款略有回升，人民幣帳戶開立呈上漲勢頭。總的來看，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具有扎實基礎，前景廣闊。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重要作用，具有以下優勢和好處：一是為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提供更加豐富和便利的跨境清算支付服務，進一步發展互利共贏的經貿夥伴關係和建設自由貿易網路。資金接受國可直接使用他國本幣購買本幣發行國的產品乃至償還融資債務，節省換匯成本，便利貿易投資。二是為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和市場化拓展新的發展空間，提升國內金融業對國際貿易投資和企業“走出去”等實體部門的跨境金融服務能力和水準，逐步形成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網路化佈局。三是便利“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投融資活動，探索建立和完善多管道、市場化和可持續的投融資和資金供給機制。通過使用本幣開展對外投融資並形成合理回報，可調動當地儲蓄資源和全球資金。同時，深化本幣金融市場開放和離岸人民幣市場也將更加便利境外主體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融資。四是進一步提升與沿線國家貨幣金融合作的層次和水準，深化本幣結算和貨幣互換等，共同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更多地使用本幣有利於逐步增強對本幣的信心，促進以本幣計價的資本市場發展，同時減少對主要貨幣的依賴，豐富匯率風險管理手段。

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

按照需求驅動、政策引導、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堅持以企業為主，市場化運作，凝聚廣泛共識，統籌管控風險，充分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積極調動政府和市場、沿線國家以及國際資本等資源，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使用領域和規模。

一是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跨境貿易計價結算功能。堅持經常專案可兌換原則，鼓勵和支持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中人民幣用於跨境支付和清算，逐步提高人民幣所占比重。繼續發揮人民幣清算行在行銷客戶、研發人民幣產品、管理外匯風險、推廣人民幣境外使用的功能。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功能與效率，探索和支持沿線國家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以各種方式參與CIPS，提高人民幣跨境清算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便利性。進一步推動涉外經濟活動統計使用人民幣計價，支持“一帶一路”重大建設專案在合同、銀行貸款發放、配套投融資等方面使用人民幣計價。支持我國大宗商品進口以人民幣計價，探索人民幣計價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對外開放。我國在鋼鐵、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一直由境外商品市場主導。要充分利用我國在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優勢，推動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提升我國優勢大宗商品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支持金融機構通過完善金融服務網絡，推動專案所在國對中國的出口使用人民幣結算，積累人民幣資金用於支付中方施工建設等費用，實現雙贏或多贏。

二是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投融資功能。充分發揮商業銀行、開發性金融在海外機構格局、市場化運作、財務可持續和注重長期投資等方面的優勢，支持國內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人民幣開展專案合作，有效提升資金融通水準和品質。落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成果清單，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鼓勵商業銀行探索適合沿線國家當地情況的投融資模式。發揮債券市場融資功能，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或商業機構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和多邊金融機構的合作，支持其募集人民幣資金並開展人民幣貸款等業務。

三是進一步發揮人民幣“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資產配置功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與有條件的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打造有利於人民幣使用的市場設施環境。支持國內金融機構以設立分支機構、開展當地並購、與當地機構合作等形式加快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點佈局，更好地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在“股票通”“債券通”基礎上，繼續穩步推進境內外資本市場聯通，有步驟地聯通境內外金融基礎設施，便利投資者利用人民幣進行投融資活動。推動人民幣與相關國家貨幣直接交易，活躍人民幣區域外匯市場，為企業提供對沖匯率風險管理工具。

四是進一步發揮離岸人民幣市場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借助沿線區域性、國際性金融中心的專業集聚優勢，支持其更好地發揮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各種投融資功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為“一帶一路”建設籌集資金，提供專業化的專案融資、會計、審計、資訊、風險管理等各種服務，開發滿足“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投融資和避險金融產品，帶動更多市場資源參與投資這些金融產品。

五是進一步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金融合作。加強與沿線國家、國際機構等的溝通，建立健全多層次的合作交流機制，消除不利於擴大本幣使用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平等互利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積極開展與沿線國家等各國央行（貨幣當局）的貨幣合作，深化本幣結算合作安排，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準。加強雙邊金融管理合作，逐步在區域內建立高效的協調機制，創造有利於本幣使用的政策制度框架。強化在金融穩定和危機管理、反洗錢、反恐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地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防控風險。

根據中新網、網易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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