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助推基礎設施聯通水準升級

博鼇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11日在泰國曼谷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打造東亞區域合作升級版插上一對有力助推的翅膀。

以“亞洲區域合作：新挑戰、新思路”為主題的博鼇亞洲論壇曼谷會議當天在泰國曼谷香格里拉酒店舉行，曾培炎發表主旨演講。

他指出，近年來，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外部需求下降，經貿制度安排出現碎片化，地區安全風險上升，各國面臨結構轉型陣痛，內顧傾向有所抬頭，亞洲各經濟體不同程度受到了挑戰。

“在此形勢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3年多來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曾培炎說，東亞各國特別是東盟國家，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都是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歷史上曾對古絲綢之路的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將為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新思路、新動力，尤其為打造東亞區域合作升級版插上一對有力助推的翅膀：

首先，助推區域國家發展規劃升級。“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各國提供了共謀發展的大平臺。各有關國家提出了各自的發展規劃，著力於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將這些規劃與“一帶一路”願景對接，有利於更好地形成合力，助推各自目標的實現。同時，借助“一帶一路”的平臺，各國發展規劃還可以延伸銜接到全球其他地區，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和效果。

其次，助推區域統一大市場升級。“一帶一路”建設將鞏固提升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依存性，進一步激發釋放東亞22億人口、20萬億美元經濟規模形成的內需市場潛力。借助“一帶一路”多個經濟走廊建設，東亞與中亞、南亞、西亞地區的經貿關係將更加緊密，進而更有效地開拓歐洲、非洲等市場，整個市場空間規模擴大，可以直接面向全球65%以上的人口。

第三，助推基礎設施聯通水準升級。按照“一帶一路”建設設想，全面升級的亞歐班列、油氣管道、海上通道、空中絲路等交通網絡，可以顯著降低遠距跨區的物流成本，更方便地通達遠端客戶。

第四，助推貿易投資制度安排升級。“一帶一路”建設提倡“包容發展、共商互利”的原則，爭取最大公約數，有利於構建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區域經貿制度安排。

第五，助推金融服務及安全體系升級。

曾培炎強調，當今時代，世界經濟重心正在向東轉移。作為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和實踐者，亞洲地區應繼續走在區域合作的前沿，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新機遇，提升區域競爭力，更好地適應和融入經濟全球化，創造新一輪輝煌的亞洲發展奇跡。

剛剛閉幕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說，“一帶一路”已經成為重要的對外戰略。值得一提的是，回望“一帶一路”的戰略歷程，不僅具有創意而且充滿效率。去年9、10月份，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今年11月，中國成功舉辦APEC峰會，在中國開展域內大國外交的同時，將“一帶一路”外交更深化為“互聯互通”。可以說，“一帶一路”已經從戰略理念轉化為外交實踐。而且成效斐然：一是設立“兩行一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和思路基金），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基礎建設和能源開發提供了投融資準備；二是擬議中的鐵路專案合作，如中泰鐵路、中印（印度）高鐵和中尼（尼日利亞）鐵路專案等。

在APEC峰會、G20峰會和習近平主席訪問南太三國及與該區域島國領導人會晤期間，中國亦在自貿協定（區）上取得成效。如亞太自貿區提上日程，中韓中澳結束實質性談判等等。這意味著，中國不僅將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南太國家，更將“互聯互通”的地緣概念從“一帶一路”拓展至整個亞太地區。中國版“馬歇爾計畫”亦成為輿論熱點話題。

從“一帶一路”到互聯互通，中國外交戰略正從以往的韜光隱晦變得縱橫辟闔，“一帶一路”外交前景可觀。

但是，“一帶一路”所涉區域，地緣政治複雜，也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是中國和鄰國的領域主權之爭。且不說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單就中菲中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要讓這些國家體認和折服中國的“一帶一路”外交就很難。而且，包括菲越在內的東協十國，是“一路”外交的東起點。也是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成員。如何通過經貿協作，特別是中國資本和基建的輸出，讓這些國家消弭對華互疑值得深思。否則，即使中國熱心於資本輸出和產能援助，也會導致如中緬鐵路專案流產的尷尬。

中印關係也是如此，作為世界上兩大新興市場。曾經的邊境戰爭陰影和現實的領土爭端，還有印度對華的瑜亮情結，還有中巴印三角關係的影響，都會導致中國難以突破“一路”外交上的喜馬拉雅障礙---這既是地緣政治上的，也是現實利益層面的。好在莫迪時代，中印兩國關係有了互利合作的現實主義基礎。中印高鐵專案能否順利推展，將考驗中國“一路”外交在南亞次大陸的水準。

其次是相關國家政局動盪的影響。從中亞到西亞再到非洲，尤其是西亞和非洲，內部的宗教衝突和政局動盪，還有非傳統的恐怖主義滋擾，是困擾中國和這些國家開展合作的主因。在中亞和西亞，一些極端恐怖主義組織也開始盯上中國企業和中國人， 而且美國和西方社會也認為中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摘桃子”。在非洲，除了內部政局動亂，西方社會則向中國潑污水，污蔑中國“新殖民主義”。

其三是西方陰影無處不在。除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華的戰略再平衡，針對中國在亞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和產能輸出同樣預設障礙。

其四是中國資本與產能輸出收益問題。“一帶一路”不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是要有收益的。譬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實現了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中國“一帶一路”外交，如何做到支出與成本平衡呢？這更是中國亟需思考的命題。折本的買賣做不得。

因而，中國“一帶一路”外交，除了美好理念的推廣和資本產能的輸出，還應通過中國硬實力的跟隨，實現中國軟實力的全球認可，最終將中國夢和世界夢合二為一。總言之，“一帶一路”外交，要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豐收才有意義。

根據中國經濟網、中新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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