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經濟大好 華人華僑携手相助

十八大後，黨中央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戰略。這一發展戰略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由於綜合國力和世界地位的變化，開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主導作用;也反映了在新形勢下，中國必須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才可能獲得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發展。

12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完善法治建設，改善投資環境，釋放消費潛力，擴大開放領域，積極吸引外資。這表明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國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有助於夯實自己的增長基礎，也在共商共建共用中為促進世界經濟恢復良好發展態勢做貢獻，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2010年前後，經過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長期高速經濟增長，中國按平均匯率法計算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幾乎與此同時，按世界銀行的人均GDP水準分組，中國由下中等收入國家變成了上中等收入國家。雖然和世界先進水準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比起改革開放初期的低收入水準，我們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從產業發展上看，中國的製造業和整個工業的規模也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商品出口則先後超過了德國和美國，位居世界首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國際地位以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不斷提升是不可避免的。

2010年以後，由於基數擴大，也由於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結構性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6.5%以上，這在世界上仍然屬於最好的經濟增長。2014年，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額已經超過了美國，雖然這只是一個經濟研究中的參考指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經濟發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根據我們的測算，按照目前的發展看，大約在2020年至2025年之間，中國按平均匯率法計算的GDP將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而人均GDP則可能達到世界銀行高收入水準的下限(12000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即使到了那時候，我們的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將會比現在更為顯著。我們要對新的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和做好思想準備。在過去，我們的發展目標都是超越世界先進水準，而到了現在，我們則要不斷適應新的形勢，學習如何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並在共同發展中取得共贏，這對我們是一個新的課題。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準的不斷提升，我們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如果說在過去，我們主要是通過擴大出口來實現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那麼到了近幾年，以資本輸出、成套設備出口和基礎設施建設相結合對外經貿合作，則成為我國外向型經濟的新特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黨中央提出了“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這是符合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也是世界經濟潮流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的新機遇。

從國際上看，二戰以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一個突出變化就是亞洲的崛起:首先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帶來的東亞奇跡;現在則是由中國經濟增長帶動的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對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建設提出了大量的需求，而中國則有較為充裕的資金、有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設備以及成熟的、能夠在艱苦環境下工作的建設隊伍，從而能夠為滿足各國的需求提供了強有力的供給。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機遇。

但在另外一方面，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水準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升，而“一帶一路”沿線提出需求的各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又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更多的資金留在國內發展呢?這其實就是“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對我們提出的挑戰。

首先，“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實際上是提出了我們應該通過何種途徑來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對外開放是中國改革開放和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我們通過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積極參加國際分工，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來支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就使我們可以利用國際和國內這兩種資源、國際和國內兩大市場，來積極地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在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我國外向型經濟的擴展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正是中國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的重要原因。實踐證明，對外開放只會促進而不會阻礙我國的經濟發展。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歐洲實施馬歇爾計畫，在日本支持戰後復興，這些地方的發展不但沒有削弱美國的國際地位，反而是反過來又支撐了美國的經濟發展。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此後中美經貿關係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重大貢獻，但也反過來推動美國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而日本則是一個反面的例子，它在經濟獲得發展後，不是積極地幫助比它落後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而僅僅把他們看成是日本的市場，日本是最早進入中國轎車市場的國家，但卻是最晚進入中國的轎車工業與中國合資生產轎車的國家，晚於美國、德國和法國。這種相對封閉的態度，實際上是影響了日本本身的發展。

因此，無論是從中國本身的經驗看，還是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都說明了“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是正確的戰略選擇。既然是國家的發展戰略，就不能是一時一地的短期利益，而要放眼中國和世界發展的長期趨勢。

其次，我們還要看到，“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是由成千上萬家走出國門的企業來具體實施的。對各位企業家而言，如果要加入“一帶一路”的建設，將會面臨各種嚴峻的挑戰。伴隨著預期回報的增加，風險必然也在增加。企業如果不能做好風險控制，企業就可能受到巨大的損失。因此，必須對所投資的專案進行深入細緻的評估，把風險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同時，還要通過投資多元化分散風險，以取得更高的回報。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依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共同努力，而企業家群體無疑是這一復興的基石，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的努力，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及中國的重新崛起是不可能實現的。我為曾經有機會和企業家進行交流而感到慶倖，也為企業家在各行各業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感到驕傲。我祝願中國企業家在參加“一帶一路”以及整個國家的新的建設中做出新的貢獻，並取得更加豐碩的回報。

華僑華人廣布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實力、科技創新、行銷模式、政商人脈以及人文交流等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優勢，是中國開展對外友好交往的重要橋樑。因此，如何強化華僑華人連接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實現互利共贏、協同發展，是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一帶一路”推進中的六大經濟走廊以及五通工程都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非一時可以完成，所以更應該擴大當地華僑華人尤其是華商參與的力度。綜合來看，華僑華人對當地的社會習俗及政治經濟環境都有較好的把握，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規避投資風險，更可以正面引導輿論。

鄭和下西洋期間，中國的船隊曾四次抵達非洲東海岸，進行外交和貿易活動，隨後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裏，大量中國人以“契約勞工”身份被運往非洲從事礦業開採，成為中非交往的先行者。近代以來，非洲華僑華人數量迅速增加，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李新烽研究員根據其在非洲工作八年掌握的資料和訪問30個非洲國家瞭解到的情況推算約為110萬左右（截止到2012年底）。近五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大，數量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非洲華僑華人的職業形態

根據周海金在《非洲華僑華人生存狀況及其與當地族群關係》一文中的研究顯示，從分佈上看，非洲華僑華人數量最多且最集中的國家是南非，至2013年，估計為30萬；排在第二的是安哥拉，該國近年來在非洲國家中華僑華人數量增長最快，截至2012年安哥拉的華僑華人總數已達26萬；排在第三的是尼日利亞，據尼日利亞官方數據，2012年在尼日利亞華僑華人約為18萬。以上三個非洲國家的華僑華人總數約占非洲華僑華人總數的3/4。此外，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加納、坦桑尼亞等國的華僑華人數量也都在3萬—5萬之間。

非洲華僑華人在非洲的商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經濟政策與發展狀況緊密聯繫。目前，在非洲比較大的華人商業家族大多為新中國成立前後前往非洲創業的老華僑，還有部分老華僑從事律師、醫生等職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進入非洲的華僑華人主要從事的行業有紡織、電子、餐飲、礦業等產業；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以及“走出去”戰略的影響，進入21世紀後，在非洲的華僑華人從事的多為日用百貨、旅遊、餐飲、醫療等行業，這些企業大都屬於私營性質，傾向於出售大量低成本的商品，目前除了一些小企業從事零售業外，幾個較大的非洲城市已經成為中國批發交易商進行商業活動的基地。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近幾年人民幣對非洲當地貨幣匯率的變化，以及來自其他國家和當地同行業的競爭，以往在非洲做大宗商貿投資的華僑華人的利潤空間逐步下降，大部分華商逐步轉變其投資的領域，即由原來的零售、外貿以及餐飲等行業轉向投資開工廠。筆者在2015年參與的華僑大學“非洲僑領培訓班”培訓期間訪談了70餘位在非洲的僑領，根據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在萊索托的華僑華人除了傳統餐飲、零售外主要經營當地的能源和液化氣行業；而在安哥拉的中央企業和私營企業已經多達100多家，中央企業主要涉及石油、礦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私企大多從貿易行業逐漸轉向製造業。無獨有偶，在南非、尼日利亞、馬達加斯加的華僑華人也逐漸由經營零售超市的私營企業開始轉型為開工廠，主要有餅乾廠、造紙廠、鞋廠、塑膠製品廠等，隨著經營活動的擴展，逐漸在非洲站穩腳跟的華僑華人也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優勢。

參與“一帶一路”的優勢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中所指出的，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可以說，華僑華人作為承接中外的重要紐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不僅發揮著橋樑的作用，同樣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首先，華僑華人具備全面瞭解所在國環境的優勢。由於華僑華人在當地國生活時間比較久，所以，他們對於當地的風俗習慣比較瞭解，更知道如何有效地融入當地社會。因此，來自他們的建議對於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加上非洲地區的華僑華人大多集中在南非、尼日利亞和安哥拉等國家，因此更容易形成群聚效應，產生更大的外溢效果。

其次，華僑華人擁有所在國經濟實力上的優勢。在最早一批遷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華僑華人中，很多人從事經貿活動，由於中國人特有的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精神和善於經營的特點，許多華僑華人成為當地較為富裕的人。他們在當地開工廠、從事經貿活動並且解決了當地許多人的就業。較強的經濟實力，使得華僑華人一方面可以逐漸取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也讓華僑華人的企業更積極地意識到雙邊貿易的重要性，更願意在連接中國企業和當地企業之間發揮橋樑的作用。

最後，華僑華人還擁有所在國人脈的優勢。眾所周知，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一定要解決實際的問題，就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能夠有人牽線搭橋。而“找得上人，說得上話，辦得了事”往往需要華僑華人發揮最大功效。在非洲的華僑華人雖然數量比不上東南亞的多，但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對非洲的援助，中非又同屬於第三世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一直較為良好，加上部分華僑華人善於交朋友的特點，使得非洲的華僑華人積累了眾多當地的人脈資源，這些逐漸成為寶貴的財富。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推進，要想深入瞭解當地，必須借助華僑華人的力量，合作共贏，協同發展。

發揮華僑華人“搭橋引路”作用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一方面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風生水起，另一方面卻是研究風險能力的嚴重滯後。這二者的脫節，使得近些年來一些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頻遭各種風險衝擊。

非洲地區投資風險分析需要依靠華僑華人。眾所周知，在大規模進軍某一個市場之前一般都需要進行完整的市場調研和政治風險評估；並且需要選擇具有一定人脈和關係的市場進入，與此同時，還需要與當地夥伴保持長久和穩定的合作關係，而這正是廣大在非華僑華人的一大優勢，所以，企業在進入非洲市場之前，通過與非洲僑界的聯繫，可以幫助他們提前瞭解當地的情況，吸收借鑒他們在當地經營的經驗教訓，有利於更深入地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合作。

在非洲地區履行社會責任也可以與當地的華僑華人合作。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不斷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並在履行當地社會責任過程中還有很多提升的空間。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在當地經營的風險，當地的華僑華人在非洲深耕多年，他們往往深諳其中的精髓，知道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得更佳。

非洲地區公共外交應引入華僑華人的智慧。眾所周知，“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只有民心相通了才能更好地實現貿易融通，才能更好地服務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以及經營。在非洲地區投資過程中，應借助華僑華人所擁有的廣泛人脈及資訊管道，發揮僑務公共外交的作用，塑造中國良好的國家形象，消除非理性的“反中”情緒，並且提升與當地政府和百姓的互信。

推動“一帶一路”最好的策略是平等對待，對非洲國家尤其要一視同仁，並應“以僑為師”、“以僑為橋”，一方面向非洲華僑華人取經，深刻掌握當地的語言、文化及社會情況，另一方面發揮華僑華人“搭橋引路”的連通作用，才能在非洲地區推行“一帶一路”過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據環球網、新浪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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