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企業走出去，融入“一帶一路”才能更穩健

“一帶一路”戰略推動著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

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舉措明確提出，要加強國際合作，鞏固和拓展國際市場。國家能源局正聯合相關行業協會進行法規、政策、標准等方面的研究，積極推動新能源“走出去”。新能源企業通過境外並購、海外電站建設等方式，不斷把握全球新能源發展的新機遇，捷報不斷。種種數據表明，新能源企業“走出去”已步入重要階段。

首先，我國風能企業不斷加強全球風能市場的拓展。2014年，我國共有5家風電機組制造商向國外出口風電機組，共189台，發運容量計368.75兆瓦。其中，機組銷售項目占出口的72.5%，其他為EPC和投資項目。截至2014年底，我國風電機組制造商已出口的風電機組共計937台，累計容量達1761.25兆瓦。在風電機組制造商中，金風科技、華銳風電、三一重能、明陽風電的出口量令人滿意。“走出去”過程中，一方面表現在直接收購海外風電項目，如龍源、三一等公司在海外的業績;另一方面表現在並購國外公司，如金風控股德國VENSYS公司，湘電集團收購荷蘭Darwind公司等。

其次，我國太陽能產業國際化發展初顯成效。2012年6月，漢能集團收購德國光伏巨頭Q-Cells旗下全資子公司Solibro。2013年，漢能集團完成對美國矽穀企業Mia

Sole的100%並購，這是一家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全球領先的CIGS薄膜太陽能組件制造商。此外，作為我國光伏產業的另一巨頭協鑫集團，今年剛剛與印度阿達尼電力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印度市場就環保綠色能源、油氣物流和光伏產業三大領域展開大規模戰略合作，規劃在蒙德拉經濟特區建設全產業鏈的光伏制造園和綠色能源與生態人居示范園。

再次，在水電發展方面，中水電、葛洲壩等企業在非洲業務不斷擴大，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贊比亞、馬裏、南非、剛果(金)和尼日利亞等近50個國家承攬項目工程，承建了非洲超過70%的水電站。以中國電力工程公司承建麥隆默坎水電站建設項目為例，當前已完工70%。此外，在亞洲地區，以中水電為主的中國企業建設BOT項目，包括柬埔寨甘再水電站BOT項目、老撾南俄5水電站BOT項目、尼泊爾上馬相迪A水電站項目等。全國電力72%來自水力發電的巴西，能源缺口巨大，在未來與我國合作的潛力十足。

在生物質發展上，除美國、巴西等大國，當前，以匈牙利、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一些“地緣小國”也格外重視生物燃料的發展。匈牙利駐華使館商務專員戴彼得告訴記者，匈牙利位於歐洲的中心位置，能夠接觸到歐洲的大部分市場，僅在東部就有兩億人的市場潛力。匈牙利條件良好，適宜發展沼氣。生物燃料生產方面潛力巨大，有農業產品支撐，且50%的生物產品都可看作農業副產品。預測2020年時10%的國家消費將由生物燃料得到供應，屆時生物質企業數量也會翻一番，達到120家。“歡迎中國企業來匈牙利投資。我們有匈牙利投資促進署，可以直接聯系進行接洽。”對於中國與匈牙利未來在生物質上的合作，戴彼得信心滿滿。

除以上電源合作項目取得重大進展外，在電網合作、產能合作以及融資合作上，我國企業成就斐然。

然而，“走出去”並非一帆風順，我國電力能源企業正面臨以下問題。

其一，競爭無序損害了我國企業的利益。當前，在境外拓展電力及新能源項目投資或並購過程中，經常遇到多家大型國企同時參與某個項目的競標，很多海外電力及新能源項目成為我國國企之間的競爭。競爭結果是帶來成本增加或低價中標。

其二，融資成本過高，降低了境外項目的競爭優勢。當前，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大都是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貸款，而中國銀行難以實現完全的項目融資模式，需集團公司擔保，同時政治風險、法律咨詢等費用普遍偏高，項目融資成本偏高，直接影響我國參與境外項目招投標的優勢。亞洲開發銀行高級能源顧問沈一揚建議，“一帶一路”投資要促使當前民營資本大幅度出海。第一，選擇項目要符合夥伴國家發展戰略;第二，盈利能力和財務保障的可持續性必須充足;第三，企業將來要有能力吸引商業貸款，光是股權遠遠不夠;第四，關注可持續發展、環境效益等附加效應。

最後，中國標准尚未融入國際，中國標准的國際認可度不高。當前，大部分國家對中國制造的設備設有經認可方可進口的強制性要求，施工方面只認可國際標准，參與境外項目需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對當地標准進行轉換，極大影響了項目爭取、開發時間和經營成本。對此，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研究規劃部主任張世國表示，中國在尊重和適應各國的標准下，應努力提高本國競爭力和話語權，爭取更高的國際認可。

專家建議，為解決上述問題，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突破。

首先，中國企業急需抱團出海。眾多中國企業相應國家號召紛紛走出國門，但由於境外項目信息渠道來源多，企業之間信息溝通不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多個中國企業競爭同一個項目的情況，這容易形成惡性競爭，直接影響境外投資項目的受益，損害中方的整體利益。因此，當務之急，我們亟需建立一個協調機制，促進企業自律，促進企業抱團出海。

其次，應以“資本運營”為核心構造新能源國際合作體系。我國電力能源“走出去”，需要以中國企業融入和適應國際投融資規則的必然過程，在業績和股東回報為核心的管理績效前提下，建立以資本市場推出為核心，圍繞電力及新能源國家化的投融資平台建立融彙產業鏈、供應鏈和金融鏈的資本運營體系，進行“融、投、管、退”的全資本周期管理。通過電力及新能源國際項目投資帶動中資銀行國際化、順應國際專業的項目貸款模式，熟悉國際融資規則;通過銀行國際化和專業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促進中資企業的電力及新能源國際化進程。

最後，應培養國家團隊，整合國際資源。如今，中央能源電力企業已成為“走出去”的主力軍，同時，管理機制也需同國際接軌。企業國際化的重點在於管理機制的國際化，而不是人員比重的國家化。國家化的優質資源和專業往往控制在少數外資企業和部分高管手中。中方可通過股權入股等方式，吸納優秀外資專業人員和高管加入中國企業，通過“榜樣”的商業思維習慣和商業規則，培養出一批兼具國際商業規則和中國企業文化的中資隊伍。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60多個國家，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面對複雜的環境時，判斷項目的好壞存在一定的難度。此外，由於各國法律、曆史、文化的差異，企業出去投資合作要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是很難估量的。這種情況下，企業在著眼於“一帶一路”能源國際合作倡議順利落實的同時，應實現真正有質量的發展。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認為，首先企業要了解投資所在地的法規、曆史和人文環境，了解收購項目或企業的運營曆史;清楚項目所在地各級政府處理外資糾紛的習慣性行為;明晰投資目的地國是否參與國際能源治理機制。其次對於調查的方式，應以企業自身調研為主，參考國際咨詢服務機構。再者要把握好投資的節奏，慎用貸款換資源模式，充分評估資源國的債務負擔程度和還款能力，對國際間有關中資對外能源投資的輿論要主動應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一帶一路”的部分地區基礎建設比較薄弱，這是區域之間合作的一個重要瓶頸，因此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應放在優先的位置。然而由於地緣政治的複雜性，讓項目存在很多潛在的風險，企業出去合作時比較零散、勢單力薄。

楊雷認為，可以借鑒當年世界銀行來中國投資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由政府或者機構提前多做些規劃和研究，甚至是政策的咨詢，一定要立足當地實際情況，在這些基礎上可以研究在當地建立一些工業園區等舉措，實現真正有質量的發展。

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總經理劉京生指出對於企業來說，贏利才是考慮的重點。她表示，資金本身是獨立的，其流動是有規律的。那么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就不能只是一個政策行為，因為光靠政府資金支持是肯定不能長久維持運營的，對外投資合作的結果肯定是希望通過市場產生可持續的贏利。

今年的資本市場給企業發展帶來了很多支持，但是還需要思考怎樣把錢吸引　

到實體經濟中去。例如，從美國頁岩氣革命中發現，在轉型初期前景渺茫且風險很大的情況下，大量的資金仍進入了這個領域，從而保證了這個行業的發展。那么在“一帶一路”戰略下，企業在國外吸引資金時將會面臨很多問題，這個時候，就更應該按照資金客觀規律來發展，而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行為去運行。

談判時要明確政府與企業間的分工。比如，個別發電企業在印尼談項目時就發現溝通較困難，原因是土地問題解決不了。對於油氣企業情況就更特殊了，因為像礦源這些問題不是企業能解決的，那么就需要政府去談。對此，也可以借鑒當年國外企業來我國投資時的做法。告訴他們哪些項目是可以投的，哪些不可以。很多時候商業風險就是企業風險，政府要想辦法幫助企業降低風險。

過去的10多年裏我國一些能源企業在對外投資和合作中栽過跟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客觀地認識當前的政策拉動，學習防控風險，總結優勢和劣勢，選擇好的合作夥伴，能源企業走出去，融入“一帶一路”才能更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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