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如何在“一帶一路”上跨文化傳播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文化傳播，已經多點開花了，接下來的工作要把點狀的成果串成線和面。

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家，我們的文化傳播折扣比較少，他們遇到的發展問題跟我們比較相似，因此傳播很快。非洲一些地方，像尼日利亞對中國家庭倫理劇和古裝劇都比較接受，但有些點還需要整體打通。

“我們國家‘十三五’末要把文化產業做到GDP的5%以上。文化產業裏面知名度最高的是電影產業，這幾年成長比較好、表現比較好的也是電影，去年票房超過400億元，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在國內院線平分秋色，這說明國產電影數量、質量、市場占有率，包括相對穩定的觀眾群陸續建立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在‘一帶一路’和互聯網時代兩個大背景下研究中國電影，或是把中國電影產業放到國際化大視域大格局中來看，都是非常有時代意義、有現實意義的理論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輯在日前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主辦的“一帶一路”與互聯網時代的中國電影高端論壇暨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成果發布會上，如是評價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丁亞平及其團隊所做的“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策略可行性研究”成果。

在連輯看來，在“一帶一路”上推廣中國電影，面臨五個方面的難題：一是國家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二是宗教差異;三是傳播目標國家的政局穩定與否;四是其他電影強國的競爭和幹擾;五是傳播目標國家之間發展差異性大。這些問題直接關涉到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以第五點為例，哈薩克斯坦的人均收入要高於中國，但中國的綜合實力卻很強大，那么中國電影創作者面對哈薩克斯坦觀眾時就該充分考慮到自身的多元文化優勢和哈薩克斯坦觀眾的消費水平及層次。而‘一帶一路’上有的國家可能連電影院都非常稀缺，那這個條件下推廣的中國電影和給哈薩克斯坦觀眾看的電影是不是要區分開來，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連輯說道。

針對上述問題，與會專家紛紛建言獻策。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該項目課題組認為，中國電影的國際化傳播是推動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走出去的重要途徑，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傳播中國價值應從六個方面著手：在制度上建立健康的國際化制作產業生態;在中國電影國際化轉型中要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表達;進一步鼓勵民營資本參與電影投資，推動中國電影的海外傳播;要從互聯網轉型和數字電影中尋求突破;確立以亞太市場為基礎、以歐美市場為輔助的區域傳播戰略;通過國際合作、合拍片，打造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國大片。

在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看來，“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文化傳播，已經多點開花了，接下來的工作要把點狀的成果串成線和面。他認為電視劇比電影走得步子要快，“比如在越南，中國電視劇和網絡小說非常受歡迎，中國文化在越南有點像美國文化在中國傳播，越南的年輕人對我們的文化非常接受，尤其是家庭倫理劇、古裝劇都相當受歡迎。還有我們的網絡小說，在越南也非常有影響力，以至於越南文化部官員說中國網絡小說在越南傳播太廣，造成越南一些年輕人都不太關注越南的主流價值觀了。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家，我們的文化傳播折扣比較少，他們遇到的發展問題跟我們比較相似，因此傳播很快。非洲一些地方，像尼日利亞對中國家庭倫理劇和古裝劇都比較接受，但有些點還需要整體打通。”此外，自2008年全球范圍經濟危機蔓延開來，即使是美國電影的海外傳播也遭遇到了瓶頸。對此，張頤武分析認為，一是美國電影遇到了一些國家的文化抵禦;二是其創新也乏力，制作成本太高。經濟發展低迷導致近年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潮流，在這個背景下，中國高瞻遠矚地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是有重大意義的。

同時，張頤武還提到了近日《紐約客》上刊載的一篇《探尋內衣的秘密》的文章，文中講述了中國商人在埃及等國家成功進行跨文化做內衣生意的故事。張頤武認為，電影同樣是商品，最難的一關也是跨文化，在中國電影傳播的過程中，能否借鑒中國其他行業實體走出國門的經驗，值得深入研究。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克則舉了英國導演大衛·裏恩的電影在跨文化傳播上的例子。他指出，從《阿拉伯的勞倫斯》到《桂河大橋》都是講東西方文化沖突的電影，而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的“奪寶奇兵”系列也是成功進行跨文化傳播的例子，在這方面李小龍和成龍都有非常成功的先例，值得我們借鑒和發揚。在胡克看來，商業大片和類型電影是較好的傳播類型，如西部片和公路片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鍾大豐認為，跨文化傳播必然有文化隔閡和文化折扣，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喜劇片、黃梅戲電影廣泛傳播到東南亞等國家，對於當時中國文化形象在海外建構起到了積極作用，導演李翰祥創作的一些鬼片在海外也很受歡迎。鍾大豐認為，中國電影在海外傳播的時候或許可以發行專門針對海外觀眾的版本以及類型。

早在10月28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主辦的“‘一帶一路’與互聯網時代的中國電影高端論壇暨國家重大項目成果發布會”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輯、副院長賈磊磊、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社會科學處處長王磊、文化藝術出版社常務副社長楊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黃會林、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胡克、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陳山、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鍾大豐、《人民日報》文藝部理論評論室主任劉瓊、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電影研究所所長劉漢文、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索亞斌，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所長趙衛防、研究員秦喜清、副研究員孫承健等十餘位專家出席會議，會議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丁亞平主持。

丁亞平首先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承擔的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情況，經過課題組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第三年度的報告《全球化與大電影——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可行性研究3》日前已由文化藝術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此報告中，課題組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和“互聯網時代”的雙重背景下，分析了當前中國電影海外傳播遇到的問題和困境，並從國際化敘事、互聯網轉型、投融資合作、華語電影融合、市場政策研究等角度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輯肯定了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指出“一帶一路”不僅是推動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走廊，也是促進文化交流、文化傳播和文化貿易的大舞台。中國電影是向海外傳遞中國夢、傳遞中國價值觀最為有效的手段，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所創造的新的國際環境，一方面創作出更多的“絲路”題材的電影，另一方面充分與沿線國家合作，擴大中國電影的海外影響力。

與會專家指出，中國電影產業經過十餘年高速發展，正處於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而“一帶一路”的文化戰略為中國電影真正實現走出去以及開拓海外市場提供了新的契機。互聯網時代也使得電影生態和電影思維發生巨大改變。在互聯網環境之下，全球資訊傳播越來越國際化，通過視頻網站，各國的影像產品向其他國家快速傳播。互聯網時代的影視傳播已經進入多屏、多管道時代。因此，中國電影必須有計劃地打造海外傳播的立體化平台。借助於互聯網時代的大數據技術，做好中國電影海外傳播的數據統計和分析工作，為中國電影走出去做好市場調研，從而使中國電影更適應國際電影觀眾的接受習慣，市場營銷做到有的放矢，幫助中國電影撬動海外市場，打開國際化的大門。

“海上絲綢之路可以采取文化先行的戰略方針，通過與絲路沿線國家聯合舉辦電影節、藝術節、文明對話、海洋聯合考古等，結合雙邊與多邊外交和基礎設施建設，尋求共識，逐步化解。”去年，中國傳媒大學協同創新中心教授齊勇鋒在舉行的“一帶一路”戰略布局與中國電影發展學術論壇上表示。

各方專家們就“一帶一路”戰略布局下的中國電影“走出去”和亞洲電影共同空間建構兩個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為如何在“一帶一路”戰略布局下發展中國電影文化產業提供建設性意見。

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王鴻海在致辭中說，中國電影本身就是經濟和文化的融合體，中國電影發展有它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在“一帶一路”戰略布局下，使中國電影行業主動走出去，能夠在平等的文化認同的框架下談合作，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可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泛。僅2013年的數據表現，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超過一萬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1/4。我相信通過五年到十年的合作共贏，會有利益共同體。”

中國傳媒大學協同創新中心教授齊勇鋒表示，古代絲綢之路既是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最近習近平主席分別訪問了巴基斯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與歐亞經濟聯盟已經達成絲綢之路對接的共識，並且確定了一些大項目的合作意向，陸上絲綢之路建設已經破局並初步結出碩果。但是海上絲綢之路由於受到美日在南海的攪局，在軍事形勢、政治形勢這么緊的情況下，齊勇鋒認為“海上絲綢之路可以采取文化先行的戰略方針，通過與絲路沿線國家聯合舉辦電影節、藝術節、文明對話、海洋聯合考古等，結合雙邊與多邊外交和基礎設施建設，尋求共識，逐步化解。”

北京新影聯電影院線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鐵東表示，利用海外華人華僑作為國內市場自然延伸，對中國文化所構築的份額輻射西方主流市場，這與“一帶一路”一脈相承。例如《心花怒放》這樣的影片，一部在中國票房大賣的影片，在美國卻如此小眾，這其實是中西方的文化視差和價值偏差導致中國電影沒有競爭力。根據電影局的統計，2014年一共有69部中國電影銷往境外，但是海外票房收入僅僅是18.7億元人民幣，不及《變形金剛》在中國一天的票房，美國電影壓倒性的市場份額，形成了美國電影對世界電影的產業格局，這也是“一帶一路”所需面臨的格局。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繁榮和發展，西方主流市場也能夠看到多樣化的中國電影，而不再是過去那種形象刻板化的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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