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粵商力量跨越新時代 第三屆新粵商大會在廣州開幕

近日，第三屆粵商大會在廣州長隆國際會展中心成功舉辦，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朱小丹等領導出席大會，大會還隆重表彰了“2016廣東省百強民營企業”上榜企業並頒發牌匾。

此次粵商大會萬商雲集，出席會議的粵商總人數近1500人，超曆史規模。在全球經濟調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曾在改革開放中勇立潮頭的粵商該如何應對經濟變局，繼續保持領跑優勢?記者就此采訪了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香江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志強。

劉志強認為，此次粵商大會的召開恰逢其時，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戰略目標，“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也正在逐步成為現實，這都為包括粵商在內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指明了創新、創造、創業的前途和方向。當下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粵商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大有可為。

針對如何看待粵商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劉志強認為，粵商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粵商不僅和徽商、晉商、蘇商、浙商等並列五大商幫，曆史上一直是中國商業文明的引領者。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到清代十三行，粵商都把中華大地豐饒的物產，通過海運抵達南洋、波斯灣，甚至遙遠的歐洲，同時也把東南亞、非洲乃至西洋的珍稀商品通過貿易帶回祖國，在清代末期，十三行是和東印度公司並列的全球貿易的最大寡頭。粵商身處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東，更是要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先鋒軍和開拓者的使命與角色。

新粵商如何適應改革創新的時代要求?

無疑是此次大會熱點話題之一。總理曾用“務實、創新”四個字精辟地闡述廣東人精神，其中創新是新粵商精神的核心，也是新粵商精神的靈魂”,劉志強向記者表示。

在當天的大會上，廣東省省長朱小丹為廣東民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揭牌。這是廣東首個民營企業聯合投資平台，首期資本金達160億元，將以“金融控股+上市公司跨界合作”為方向，通過搭建資本橋梁為廣東各行業民企打通與國內外領先企業合作通道。

為加大民營企業金融服務力度，共促民營經濟大發展，會上，廣東省工商聯分別與中國銀行廣東分行等12家金融機構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據了解，本次簽約授信金額共4.8萬億元，簽約金融機構將在未來五年內向省工商聯推薦企業及其它會員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在本屆大會上，“新粵商精神”也引起業界熱議。出席粵商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香江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志強認為，無論從曆史還是現實出發，粵商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中都占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當前，身處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東民營企業，更要主動承擔起“一帶一路”倡議開拓者的使命與角色。

“新時期也呼喚新粵商。廣東既是互聯網大省，也是制造業大省，在我看來，新粵商當下最緊迫最直接的精神要旨，是創新運用互聯網平台構建核心競爭力。”他說。

廣東省工商聯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看到民營經濟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一些企業經營困難，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和舊動力減弱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要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的新發展，粵商就要繼續發揚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文化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發展戰略創新，把追求技術進步與滿足消費需求有效結合起來，加快企業技術商業運用，最終實現內生驅動力、創新能力和綜合實力更上一層，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除此之外，劉志強還進一步闡述道，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處在信息化快速推進的發展時期。大力推動互聯網時代商業模式的創新，是省委省政府賦予新粵商的責任和任務。廣東作為互聯網大省、制造業大省，就要順應新一輪產業變革的大趨勢，加快發展“互聯網+”,推動商業模式的大創新大突破大發展。因此新粵商當下最緊迫最直接的精神要旨，是創新運用互聯網平台構建核心競爭力。

而香江集團早在2012年，就創建了“金海馬電子商城”,打造了“互聯網+家居”電子商務平台，以智慧、智能為定向，創新“智家居、智出行、智安全、智健康”等全線新產品，打通智能家居產業鏈，打通線上線下服務鏈，構建老百姓的“智能生態生活圈”.香江集團不久前剛制訂的未來五年戰略目標：以“產業+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為引領，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以金融產業和大健康產業為重點，實現集團跨越式發展。這和國家大戰略方向完全一致，也和新粵商的創新精神相吻合。

據記者了解，香江集團創立於1990年，經過20多年發展，目前已成為覆蓋商貿流通、金融投資、健康產業等多元化經營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香江集團的發展史，見證了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新粵商群體的崛起和作為。香江集團在20多年的跨越式發展中，努力回報社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成為既創造商業文明，又承擔社會責任的新粵商，香江集團從1992年捐助第一批慈善救助資金，到2005年獲得國家民政部001號批文核准，創立了首個國家級非公募慈善基金會，至今已經累計向社會捐助了10億多元。

那么粵商參與“一帶一路”當注意哪些問題?

對於整個“一帶一路”計劃而言，必須恪守的三大原則是開放、商業化和適度;對於粵商而言，在這三大全局性原則之下，還需注意以下三項原則：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規避政治性風險;優先推進國內產業轉移而非國際產業轉移。

“海絲”更勝陸地絲路

為什么要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而不是陸地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直觀的原因是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陸地絲路沿線國家經濟規模、基礎和發展潛力差距甚遠，前者勝於後者多矣。

正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分量和發展空間遠非陸地絲綢之路所能比擬，我們對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必保，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特別是覆蓋中亞和部分西亞國家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線實際上應該以攻為粵守。對於遠離絲綢之路經濟帶、但直面海上絲綢之路的廣東而言，重點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更為重要，更為現實。

從更大背景上考察，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而不是陸地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也是實施適度原則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走出“韜光養晦”，走向適度“有所作為”，因此尤其需要准確把握整體投入的總量和方向，避免濫用力量。曆史上濫用力量的教訓可謂多矣，尤其是新興大國，倘若犯下這樣的錯誤，其結果通常是起飛夭折，雄心壯志化為泡影;今天，在“一帶一路”熱潮中，我們也需要保持冷靜頭腦，要明白，國內外關於“一帶一路”的討論未必完全切合實際，不少是相關地方政府或外國政府希望沾光，為此拼命擴大“一帶一路”范疇，以便把本地/ 本國包括進去，或是誇大本地/本國所處方向的經濟政治重要性。中國和中央政府不能扮演“人傻錢多”的角色，從事實務的經濟界人士更一定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不能貿然聽信忽悠而把真金白銀投入風險過高、預期回報過低的地方。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我們很難帶動全部64 個國家的全面發展，因為要想依靠中國一國之力，在一個計劃的框架下帶動 60多個國家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顯然超出了國力;但我們能夠給這么多國家提供競爭發展的機會，有能力帶動其中有勇氣、有毅力、有智慧切實自我改革的國家發展。

規避政治性風險更是任何跨國經營活動都必須注意的問題，尤其需要注意規避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三股勢力”影響較大地區的政治暴力風險。

過剩產能再認識

過剩產能是當前的熱門話題，社會上對壓縮過剩產能、重複建設提出了很多意見，“一帶一路”也被說成是過剩產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但是否“重複建設”，不能純粹從工藝設備角度測算最優經濟規模，要按生存法判斷。不能以過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許多設備、工廠被淘汰來判斷是否構成了重複建設和浪費，而是要看這個時期裏面它的投資是否已經收回而且贏得一定的利潤。如果這樣的目的達到了，即使工廠淘汰破產，這種所謂的“重複建設”在經濟上面也是合理的。在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以國內市場容量判斷是否過剩，尤其不能以蕭條時期的國內市場判斷是否過剩。要在開放的全球市場上，看包括海外在內的整個市場需求是否與我們的產能匹配。尤其不能僅僅看到蕭條時期，還要看到未來景氣時期，產能是否足以為未來的景氣時期做好准備。尤其我們被很多國家作為趕超對手目標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夠給競爭對手拱手讓出市場。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化解產能過剩不是只有壓縮國內產能加對外直接投資輸出產能一條路，而是可以選擇推動貿易夥伴擴大開放，增加出口;對於企業而言，出口比海外直接投資風險小得多。由於初級產品行情下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談判地位削弱，我們可以借助他們需要中國幫助的時機要求他們擴大開放市場。

不僅如此，制造業發展需要的環境在很多國家並不具備：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土地制度……缺一不可，我們很多企業搬遷出去之後估計效率會大大下降，未必能夠經受得住開放環境中國內、東亞同行的競爭，那時候又會給我們留下棘手的問題麻煩。這個風險，在鋼鐵行業中尤為突出。我們要看到眼前，也要看到日後。

有些國內產業產能過剩，實際上相當部分源於原料不足，出口市場沒有打開。典型如煉油產業。2013年，全國煉油能力利用率為67%;按照已經在建的煉油廠計算，2015 年我國煉油能力將達到 7.4 億噸，2020 年將達到 9.1 億噸，平均開工率67%。對這種情況，國內淘汰低水平、高汙染不達標煉油廠是正確的，盲目要求推動企業走出去在海外投資設廠是錯誤的，因為煉油廠投資浩大，沉沒成本驚人，容易招引匪幫，商業性風險和政治性風險都很高，對人力資源要求也高，還要經受開放市場下的競爭。對這種情況，更應該做的恐怕是與阿拉伯等產油國協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國煉制的數量，開展和擴大石油加工貿易，那樣對我們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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