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陸家嘴論壇：凝聚共識 加快金融改革步伐

在中國金融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和中國經濟金融對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強的背景下，“陸家嘴論壇”自2008年起每年舉行一次。本屆論壇彙聚了眾多全球金融機構和企業領袖以及知名專家學者，深入探討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與宏觀政策、金融創新與監管、中國保險業改革新起點等熱點話題。

“2016陸家嘴論壇”於6月12日在上海拉開帷幕，主題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挑戰與金融變革”。在這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對話平台上，這一緊扣當下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熱點話題，在世界經濟複蘇緩慢、下行壓力較大，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引發熱烈討論。

項俊波在致辭時說，陸家嘴論壇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對話平台。每屆論壇主題都緊扣當年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熱點問題，來自政府部門、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高校智庫等各方人士在此增進了解、凝聚共識、積極建言獻策，為促進中國金融改革和全球經濟發展，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2016年，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世界經濟雖緩慢複蘇，但下行壓力較大。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依然巨大。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步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是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大邏輯。同時，今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金融改革如何做好“十三五”的開篇布局，實現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平衡，更好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都是亟待研究和討論的重要問題。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為推進金融改革、促進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相信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本屆論壇一定能夠為推動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帶來深刻啟迪和有益幫助。

要為消費者提供更全面、更貼心、更便捷的保險保障，順應人民群眾老有所養的期待，推動個人稅收遞延型保險落地，推動傳統養老模式向醫養結合轉變。

項俊波談到，保監會要支持有服務條件的保險機構投入養老服務業和老齡產業，推動保險養老社區的建設，促進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和長期福利保險的發展，讓人民群眾的退休生活更加從容。順應人民群眾病有所醫的期待，大力發展商業健康保險，樹立大健康的理念，推動保險業從單純的報銷向病前、病中、病後綜合性的健康保障管理方向發展。

項俊波強調，保監會要支持保險機構參與金融服務業的產業鏈整合。順應人民群眾消費的升級，鼓勵高品質的服務供給，發展高端醫療保險、家財保險、旅遊保險、教育保險等，助推人民群眾提升生活品質。

項俊波認為，保險業要著力增強社會托底水平，為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促進就業妥善安置下崗職工貢獻力量。一方面，保險業吸納社會就業的前景巨大，另一方面，通過擴大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覆蓋面，開發有針對性的小額人身保險，可以為下崗職工生活、就業提供保障和支持。

“目前我國大病保險已實現全覆蓋，保障人群超過9.2億，使參保群眾的大病報銷比例普遍提高10個至15個百分點。”但項俊波認為保險業在服務精准上更有作為，可以有效避免一人得病、全家致貧，並防止脫貧以後一人得病、全家返貧。

 楊雄在致辭時說，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我們正在制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三五”規劃，必須把金融中心建設放在全球經濟金融格局深刻變革的大趨勢下，放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統籌謀劃、深入推進。要主動適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建設人民幣產品市場，使上海成為全球人民幣基准價格形成中心、資產定價中心和支付清算中心。要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加強與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聯動，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開放。我們將認真落實“金改四十條”，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向縱深發展，更好地為全國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要主動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趨勢，加強與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聯動，加快推進科技金融創新。我們將著力引導金融資源更加廣泛、深入地融入創新鏈和產業鏈，助推創新創業種子開花結果。要主動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要求，加大金融中心對實體經濟的服務力度。我們將鼓勵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打通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渠道;鼓勵發展新型金融機構和中小金融機構，持續拓寬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進一步規范金融服務收費，幫助企業降本減負。

“2016陸家嘴論壇”會場數百米外即是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起伏不定，牽動的不僅僅是萬千股民的心。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薑洋表示，發展資本市場，必須始終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決不能“脫實向虛”，更不能“自娛自樂”，否則，資本市場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薑洋說，“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就要進一步優化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要規范大股東行為，給投資者一個真實的上市公司”。薑洋強調，推進並購重組市場化改革，強化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加強對忽悠式重組、跟風式重組等監管，引導上市公司規范運作，老老實實做好主業，鼓勵上市公司加大回報投資者的力度，促進市場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理念的形成。同時加強對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重要中介機構經營行為的規范和引導。

薑洋提出，要處理好事前防范和事後處理的關系，“首先要做到規則前移，把法律的規定、監管的要求細化到一線監管的制度當中，把規矩立起來，把制度嚴起來，讓每個市場主體知道紅線和雷區。其次要做到哨兵前移，推進監管技術創新，更多依靠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對傾向性的違法違規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早處理”。

同時，薑洋強調，對嚴重違法違規者要始終保持高壓態勢，要堅持依法治市，從根源上解決違法成本偏低、執法手段不足等突出問題。全面提升行政、刑事處罰幅度，讓違法違規者付出高昂的代價，不斷提高執法的威懾力。還應加強與其他部委的協作，嚴格落實、實施聯合懲戒，讓失信者一次失信處處受限。

普惠金融是個熱詞，據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郭利根介紹，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取得積極進展，適應普惠金融需求的銀行業機構體系不斷完善，小微、“三農”等薄弱環節以及民生消費領域金融服務力度不斷加大，其中涉農貸款增速最高。但仍面臨服務不均衡、體系不健全、傳統金融服務模式還不適應普惠金融等問題。

“金融機構應將普惠金融服務目標融入業務發展、績效考核等核心環節，真正提升金融服務的普惠性。同時在業務模式、風控技術及管理制度上，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安排。”郭利根認為，還需要建立專門的普惠金融監測考核指標和統計制度，加強評價和監測分析並完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充分發揮政府財稅杠杆的激勵引導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說，近年來，一些沒有受到監管的非傳統金融業務發展比較迅速，其中一個原因是傳統金融服務供給還不夠充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各地區、各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面對小微企業、“三農”、貧困地區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仍然存在短板。

張濤說，無論何種金融業態，只要依法合規，服務實體經濟，就應該獲得認可和鼓勵。同時，應建立有序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應放寬金融機構的准入門檻，促進市場充分競爭，增加金融市場有效供給;應把所有金融業務納入全方位監管框架，不能留下死角;應在充分競爭環境下優勝劣汰，鼓勵競爭和創新，建立開放性的金融體系。

清華大學教授、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表示，中國在目前的情況下還不會出現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高效的金融供給提供條件。清華大學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認為，金融業的目標應該是通過市場規則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同時控制風險。

當前，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QE)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在QE邊際效應漸失後，負利率政策更是火速接棒。然而，全球經濟增速相較於危機前並沒有顯著提升，全球央行的信用危機正在凸顯。

在此背景下，美聯儲開啟了加息進程，而歐日央行仍將繼續寬松，這種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態勢將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強化，因此有人呼籲通過例如新“廣場協議”來進行多國央行政策協調。那么，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政策協調?

其實，“政策協調”的概念由來已久。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五國聯合幹預外彙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彙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赤字問題的協議，史稱“廣場協議”。

此前，有華爾街機構認為，人民幣貶值可能會導致美元暴漲，從而對美國和全球其他經濟體造成損害，因此G20會議需要進行彙率協調，例如促使人民幣重新升值、美元貶值。

當然，我們所期待的合理政策協調並非如此。

彭博經濟學家歐樂鷹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廣場協議”當年之所以能夠達成，因為全球利益基本一致。“然而，當前日本和歐洲央行希望日元和歐元走貶，但這意味著美元和人民幣需要更強。很顯然，美國並不希望再看到更強勢的美元，中國希望的是人民幣穩定但並非大幅升值。因此，當利益不一致時，很難達成共識。”

“當前彙率協調機制可以討論，這體現了全球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但其實全球的根本問題是‘長期滯脹’(secular

stagnation)，”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董事謝亞軒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當前各國都應該以結構調整為上，財政政策次之，貨幣政策為輔，過度聚焦彙率無疑是避重就輕。

在2016陸家嘴論壇上，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呼籲，當前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合理協調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

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間有兩個特點比較清晰，第一個就是經濟增長乏力、弱勢難改。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許多困難。”他稱。

另外一個特點也非常值得關注——全球流動性過剩已經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時，在金融市場中，正在醞釀著新的金融風險。美國、歐洲、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推行多年，美國最近啟動加息，但之前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推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已經積累了很高的流動性，高債務、高杠杆等都容易滋生風險。最近我們看到不少有關金融風險加大的信號。”連平稱。

可見，在市場極度脆弱的情況下，“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合理協調是至關重要的，日本和歐洲的貨幣寬松政策應該停止。”

連平還表示，現在美聯儲已經啟動加息，今年可能還要加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可能是進一步要寬松，最近我們看到不少有關金融風險加大的信號。“從全球整體運行狀況來看，當務之急是要協調好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盡量減少他們對於全球市場的負面沖擊，更多地帶來積極因素，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和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創造條件，至少不要增加不利的負面因素，導致金融市場的狀況出現惡化。”

與政策協調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然而多年來全球潛在經濟增速不斷被下調，其背後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現在很多人都討論全球增長速度在下降，但我們看到過去20年的平均全球增長大概是3.1%，現在處於3.13%-3.12%之間，過去平均是3.0%左右，現在也是3.0%左右。可見，這幾年的經濟增長和金融危機前的差別不是那么大，”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稱，之所以各界感覺增長壓力巨大，主要因為兩大因素。

一方面是人口結構因素，現在社會財富太多地集中在40歲、50歲等快退休的一代人中間，而年輕人受到了擠壓。

此外，全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雖然總體增長與過去相差無幾，但分配差別很大。這是需要我們思考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

此前，IMF分別下調2016年和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0.2和0.1個百分點至1.9%和2.0%。IMF也指出，當前的一個威脅是，持續低增長有“傷疤”效應，本身就會降低潛在產出，進而削弱消費和投資。未來經濟前景的連續惡化帶來這樣一種風險，即世界經濟增長失速，陷入普遍長期停滯。

另一方面，還存在來自政治、地緣政治或自然情況的壓力。IMF指出，在美國和歐洲，政治討論重心日益轉向國內。原因很複雜，但顯然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以及結構性變化，其中一些問題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被認為惠及經濟精英而未顧及其他人。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也起了作用。結果可能是(各國)轉而實施更強的國家主義政策，包括保護主義政策。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紹主持開幕式暨第一次全體大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郭利根、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薑洋在會上作主旨演講，上海市領導沈曉明、尹弘出席。400餘名來自國內外的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門相關領導、金融機構和企業高管、高校和研究機構專家學者出席本次論壇。

陸家嘴論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共同主辦，迄今已成功舉辦七屆。第八屆陸家嘴論壇為期兩天，將組織七場全體大會及三場浦江夜話，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保險業改革新起點、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與宏觀政策協調、中國金融對外開放、互聯網金融創新和風險防范、綠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等多個重要議題進行深入討論。本次論壇還首次邀請英國擔任主賓國，並將舉行以“開啟中英金融合作的黃金時代”為主題的中英專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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