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與“一帶一路”

郝時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主任。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榮譽。2012年獲蒙古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地區是我國的資源富集區、水系源頭區、生態屏障區、文化特色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只有瞭解了這個“家底”，才能真正瞭解我國的基本國情。

其學術專長為民族理論、國內外民族問題、民族歷史。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世界民族問題、蒙元歷史、北方民族史、臺灣原住民、西藏事務、文化多樣性、族群理論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近年研究著述有《中國共產黨怎樣解決民族問題》《臺灣民族問題：從“番”到“原住民”》《類族辨物——“民族”與“族群”概念之中西對話》等。　

過去，我們大多從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角度去看我們的國情，包括一窮二白等等，但是文化特色可以說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集中體現中國文化多樣性特點的這樣一個載體，同時也是生物多樣性的地區，當然很多也是貧困地區。這樣一個基本國情，我們應當很好地去把握和理解。因此，“文化特色區”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特點。

今天，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從歷史上的邊緣地區、改革開放的後方地區轉變成為前沿地帶，而這個前沿又是一個既要對內開放，又要對外開放的雙向開放“中心區”。共建“一帶一路”的基本理念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發展多樣化、社會資訊化發展的潮流，即堅持和諧和包容的準則。

我們注意到，在“一帶一路”建設願景和行動的文件發佈中，特別強調宣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觀。就是說，我們理解廣義的文化，一方面要理解文化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如何去共生共榮，包括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和它的發展模式也屬於政治文化範疇，同樣要得到尊重和相互的相容、寬容、理解，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也是可以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的，那麼從這樣一種角度出發，具有示範效應的民族地區的文化優勢應該說相當重要，因為對外開放本身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內容，而且是文化方面的內容。邊疆民族地區的示範效應和文化優勢十分重要。所以，從基本國情和雙向開放這兩個角度，我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中華文化多樣性源遠流長

先秦時代的文獻已經記載了，“五方之民”共天下。天圓地方下的“五方之民”指的就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華夏。在這種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對周邊統治的傳統智慧，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這種維護一統而又重視差別的理念，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的歷史，是“五方之民”在互動交融中共同創造的歷史。無論哪個民族建鼎稱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國家，而且越是強盛的王朝吸納的民族就越多。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正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那麼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講，民族是文化的載體，民族多樣性決定了文化多樣性。多樣性意味著差異，而差異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現象。當然差異也意味著矛盾，這種矛盾就是說我們應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差異，如何對待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甚至如何對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這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文化觀或放大的文明觀的問題。

生物多樣性是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這個基本道理已經相當普及。那麼，文化多樣性為什麼不能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的基礎？為什麼文化多樣性一定要衝突，甚至放大為“文明的衝突”？這是我們研究文化問題和面對多樣性問題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少數民族文化是構成中華文化最斑斕的色彩，這一點顯而易見。中國共有38項非遺專案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少數民族專案有14項。2013年，1219項國家級非遺保護專案中，少數民族專案有433項，占34.9％；1986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少數民族傳承人有524名。這表明，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斑斕色彩，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傳承和發展的問題最為突出。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少數民族文化塊頭小，抵抗市場經濟衝擊的能力弱，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流失嚴重，不能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資產，不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地域的。

我們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就要保護好中國自身的文化多樣性。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區別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

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所謂民族團結、民族和睦就是講中華文化的根，大家都要認同中華民族，都要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而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才能解決對祖國的認同，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所以文化的作用，是一個深層的，涉及人內心的作用。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才能鞏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多民族是一個優勢，這一點不僅僅體現在文化上，而且還體現在多民族的“家底”，包括資源富集，水系源頭，生態屏障等多方面的優勢，所以我們要珍惜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或者慶倖我們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所以，在遇到民族問題、文化差異問題時，那種把多民族當“包袱“，把民族問題當作“麻煩”，把少數民族當作“外人”，企圖通過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來一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在世界範圍也沒有可資借鑒的所謂“成功經驗”，反而有不少從否認到承認的普遍實證。

我們一直講，我們國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裡，“統一”是指中華民族的統一，中華民族統一才有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多民族”是指中國各族人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歷史形成的多樣性差異，承認和尊重這種差異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是和諧國內民族關係的前提。

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指向，是尊重差異、縮小差距，這是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確立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特色民族觀在民族事務方面的重要體現。縮小差距，縮小的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尊重差異，尊重的就是廣義的文化的差異——這是我們民族政策最核心的東西。

中國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立足於在差異中求和諧、在多樣中求統一，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構築多元一體大家庭各成員之間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的精神紐帶，即共有的精神家園。

總體而講，中華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響。中華文化如同一個交響樂團，各種樂器的特質之音、七音八度的差異之聲，在指揮的協調下共聲交響，演奏出美妙和諧之聲。“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這是古人從音律和諧中感悟的治世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中華文化就是一個現代交響，各民族共生，誰也缺不了誰，它必須是在多樣性的交響當中演奏出中華民族的華彩樂章，才能夠實現這種尊重差異的多元一體。

中華文化的現代“交響”，包容著各民族文化的音質聲調，在中國共產黨“指揮”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主旋律，演奏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華彩樂章。這就是尊重差異、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認同，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凝聚。

在國際比較中堅定自信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三個自信”，這是我們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當中，必須要強化的一個自我意識。

近年來，對中國民族政策的討論，是國內外學界和社會輿論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中國民族政策出了問題，進而在所謂的“反思”中產生了一系列評判：“蘇聯模式”“大拼盤”“調整說”“失敗論”。同時以“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命題開出了一系列藥方：學習美國、印度、巴西的“大熔爐”“文化化”“族群說”“社會政策化”，重返民國“宗族論”，直到“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取消“民族身份”等集大成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觀點一方面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另一方面也直接影響到民族工作實踐，在民族關係領域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西方歷史上，處理種族、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問題，長期採取奴役、歧視、隔離、驅趕、強迫同化甚至滅絕的政策。所以，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理論和實踐都源自西方。即便廢除了奴隸制，仍實現“隔離但平等”（美國）、“既不平等也不隔離”（巴西）、“種族家園隔離”（南非）等制度和政策，“白人至上”的觀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才在“承認的政治”觀念中轉向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平權政策”實踐。

自1970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開始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影響了歐洲和眾多實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這些政策實行到今天又陷入了所謂的“承認的困境”。2010年、2011年德國總理、英國首相相繼宣佈：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2014年歐洲委員會發表最新完成的歐洲人權狀況報告，報告指出：今天的歐洲民主、法治與人權狀況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是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糟糕的。歐洲面臨的人權現狀，其中包括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腐敗、拐賣人口、放縱仇視言論等。在歐洲，39國有歧視少數民族的問題，23國執法粗暴，23國排斥和歧視羅姆人。在許多歐洲國家，貧困和高失業率助長了矛盾衝突與極端主義勢力的抬頭。一年多來美國連續發生的員警對黑人施暴案及其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不僅使世界而且也使美國人自己認識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在美國遠未克服，種族問題遠未解決。

這些都表明，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想像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因此，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即便是借鑒某些具體措施，也要搞清楚來龍去脈，準確地瞭解對方的國情和政策依據。

很多人提出要學習“新加坡經驗”，特別是各種族“共居”的“組屋計畫”，同時有對中國的民族識別、身份證上的族別標注批評質疑，取消之論比比皆是。那我們就來搞清楚“新加坡經驗”究竟是怎麼回事。新加坡不叫民族問題，叫種族問題。新加坡“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中的“組屋計畫”，實施條件就是身份證上的“種族”（race）標注。它的社區建設就是按照三大種族的比例入住，現在它的身份證上已經出現了90多個種族的標識。比如華人和馬來人結婚了，為孩子辦出生證的時候，父母可以為孩子選擇種族，可以是華人或馬來人，也可以是華-馬來人，或馬來-華人。隨著來新加坡移民的外國人的增多，種族類型也不斷增多，但政府不厭其煩地標注在身份證上。公民15歲的時候有一次更改種族識別的權利，之前是父母給確定的，如果不更改，這個身份證一輩子跟著你了，你買房子，享受各種各樣和種族有關的政策全部要依據你的身份證。

那麼，我們的身份證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果我們把身份證上的族別資訊取消了，是不是全國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就加強了？我們不能本末倒置的去思考問題，更不能說看著人家哪兒好就一定適合我們，我們必須搞清楚人家背後支撐的東西是什麼。新加坡有這套政策，他們也搞身份證上的族別資訊，而且比我們搞的更加繁多具體。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民族政策，既有尊重歷史、順應人心的一面，又有體現國家統一基本原則。一個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採取什麼樣的模式，是基本國情、歷史演進、經濟社會狀況、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在處理統一和多樣的問題上，我們的理念和制度設計是非常先進的。我們強調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問題。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開拓創新，這是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講話中深刻闡釋的重大政治原則。這條道路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偉大成果。對這個成果，我們要萬分珍惜。如果說實現程度不夠，是因為支持這種制度優越性的經濟基礎還未達到那個水準。所以，必須正確看待我們的國情，不能因為我們取得的成就而自以為是，也不能因為制度還沒有充分實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支撐下的優越性而認為技不如人，就要妄自菲薄地追隨他人。

國內民族政策優勢

“一帶一路”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路、帶、廊、橋”大棋局。它還包括緬中印孟、中巴、中蒙俄三個走廊，以及歐亞大陸橋。這個棋局的開放是立足周邊，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建自由貿易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互通，達到一種合作的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的互利共贏發展。

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人口近20億、6萬億貿易總額、GDP達9萬億美元。在此基礎上，中國與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大黎加簽訂自貿協定，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挪威、冰島、瑞士商建5個自貿區。其中，中-澳、中-韓自貿區完成實質性談判。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準噶爾盆地西北邊緣，距克拉瑪依市100公里的“魔鬼城”。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目的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以周邊為基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新世紀以來，世界油氣逐漸向“中東、中亞、俄羅斯”和美洲兩個供給、出口中心地帶，美國、歐洲和亞太三大消費中心位移，並與“一帶一路”中的能源絲路在“中東、中亞、俄羅斯”供給、出口帶和亞太、歐洲兩大消費中心區域疊合。

眾所周知，能源是發展的動力，也是瓶頸。中國能源生產總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擁有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中國人均能源探明儲量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33%。從1992年開始，中國能源生產與消費總量缺口逐漸拉大，能源消費與供應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2020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8%。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進口國。美國能源情報署（EIA）資料顯示，2013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淨進口國。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60%以上來自於局勢動盪的中東和北非，中國進口石油主要採取海上集中運輸，原油運輸約4/5通過麻六甲海峽，面對著制約中國能源安全的“麻六甲困局”（the Malacca Dilemma）。“一帶一路”建設的開放性發展，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國與周邊、中國與世界實現“不設置障礙”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

正如“一帶一路”願景所宣示的那樣，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用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堅持和諧包容。宣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之一就是“民心相通”。這是實現雙向開放的內政和外交條件。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文化通當中就包含了語言通，語言不通怎麼去做民心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專門講，解決民族問題、做好民族工作，最關鍵的是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民族團結重在交心，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語言相通是人與人相通的重要環節。語言不通就難以溝通，不溝通就難以達成理解，就難以形成認同。這對民族地區“雙向開放”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心相通，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實踐準則，體現著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道路特色。我們必須用這樣一個民族政策的理念來考慮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路、經濟走廊的對外開放建設。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的原因，與周鄰國家和地區存在著傳統的交往關係，其中包括語言相通、文化相通、習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例如新疆地區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與中亞幾個國家都能夠相通，跟西亞的國家也能夠相通，甚至與其他穆斯林國家也能夠相通。這是我們的優勢還是劣勢？承載這些文化的少數民族，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對外開放中，應該在民心相通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的對外開放，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轉換，同時也面對著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各民族人民發展進步的艱巨任務。作為雙向開放發展的中心區域，既要走出去、又要請進來，還要應對敵對勢力、“三股勢力”的滲透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使中國民族政策的先進理念首先在國內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同時，培養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產業工人隊伍和各類人才，使少數民族人民成為開發者、建設者、雙向開放的實踐者，這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優勢。中國的民族政策理念突出了尊重差異、縮小差距的基本指向，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是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使我國民族政策的先進理念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對外延伸的基礎。

我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屬於我國內政的民族政策中的觀念和原則，同樣可以延伸到對外開放的實踐中。我國石油企業在中亞國家中的實踐，就彰顯了這種效果。例如在土庫曼斯坦，我國的石油企業實行企業在地化、職工本土化，確定了中-土職工3：7的比例，花大力氣為所在國培養企業管理人才和工人隊伍，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學習當地語言，為當地民生等公益事業作出貢獻，實現了民心相通基礎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些實踐，正是屬於我國內政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內涵。這些成功的實踐，也證明了我國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和正確性。同時，這也要求我們在國內、在邊疆民族地區更好、更充分地貫徹落實民族政策，要做得更好，使“牆裡”的民族政策之花，更加廣泛地飄香於對外開放的“一帶一路”建設中。

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司馬遷總結先秦、秦漢歷史有關“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的說法，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對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是個大利好。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邊疆開放開發步伐，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這一“新空間”就包括了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優勢，也包括了承載多樣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中發揮的對外“人心通”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民族政策中尊重差異、縮小差距的基本理念，與“一帶一路”大棋局宣導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贏，是完全相通的。

總之，中國構建“一帶一路”大棋局，目的是建設內通外聯、開放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內在的機理是共商、共建、共用、共贏，而不是謀求地區事務或地緣政治的主導權。沿線沿帶國家不是棋子，都是棋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內政的成效關係到對外開放的成敗。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精神，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邊疆地區的人文優勢是最重要的“軟實力”。

根據 光明網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來源：華發網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