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一帶一路法治建設走深走實

“2000多年前，先輩們懷著友好交往的樸素願望，開辟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時代。2000多年後，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在綿亙萬裏的絲綢之路上又重新煥發了新的生機。”在9月14日舉辦的2021中國仲裁高峰論壇暨第二屆“一帶一路”仲裁機構高端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王承傑發布了《“一帶一路”仲裁機構北京聯合宣言合作機製》（以下簡稱《合作機製》），期待為共建“一帶一路”和全球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在“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構建進程中，中國法院將會不斷探索服務與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司法路徑，與沿線國家深化司法領域的密切合作，共同為“一帶一路”法治化營商環境作出更大的貢獻。

2019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重要主旨演講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繪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人民法院作為改革、開放事業的堅決維護者、堅定推動者，在服務與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方面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2019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實施《關於人民法院進一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一帶一路”意見二》），這是人民法院服務與保障“一帶一路”建設采取的又一創新性舉措，該意見的發布和實施必將對“一帶一路”法治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2019年11月，貿仲與8家全球知名仲裁機構共同舉辦了首屆“一帶一路”仲裁機構高端圓桌論壇，40余家國內外仲裁機構領導人匯聚北京，共同發布了《“一帶一路”仲裁機構北京聯合宣言》。為落實《“一帶一路”仲裁機構北京聯合宣言》，攜手擘畫發展前景，讓共建“一帶一路”法治建設走深走實，貿仲與國內外主要爭議解決機構達成一致，形成了《合作機製》。

“共建‘一帶一路’離不開法治化營商環境，需要沿線國家和地區加強法治合作。”王承傑介紹說，截至目前，172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與中國簽訂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由理想變為了行動，由願景化為了現實，在世界範圍內廣受歡迎。

來自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0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超過9.2萬億美元；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超過9400億美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累計直接投資達1360億美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際在華投資達到約600億美元。

“在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由於各國政治、經濟、文化、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差異，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各類糾紛，尤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涉及基礎設施領域、能源開發領域、工程承包領域等投資規模大、周期長、收益回報緩慢的領域，且相當一部分流向了風險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沈紅雨說，國際商事糾紛解決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根據商務部統計，今年前7個月，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保持增長，承包工程市場穩定。1至7月，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2.9億美元，同比增長9.9%，占同期總額的18%，較上年同期上升1個百分點。在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644.2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52.6億美元，分別占同期總額的52.3%、57.6%。

中國進出口銀行法律事務部總經理蔡俊鋒同樣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多屬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治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等風險水平整體比較高。此外，部分境外項目近年還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國際環境的復雜多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法律的保駕護航，離不開法治合作的持續深化，也離不開國際仲裁定分止爭的服務保障。”蔡俊鋒說，對於支持“一帶一路”資金融通的銀行而言，國際仲裁在解決“一帶一路”爭端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沈紅雨表示，從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解決爭議的現狀來看，三多三少的特點比較明顯，即以仲裁方式解決多，通過訴訟糾紛解決少；選擇境外仲裁機構多，選擇境內仲裁機構少；選擇建設項目所在地法院多，選擇中國法院解決糾紛少。因此，增強中國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製的競爭力、優化“一帶一路”法治營商環境任重而道遠。

近年來，我國仲裁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根據《中國國際商事仲裁年度報告（2020—2021）》，2020年，我國各大知名國際商事仲裁爭議解決服務機構新受理案件的數量大幅增加，其中，國際貿易類爭議的比例大大增加。此外，建設工程、航空、金融等行業領域的國際商事仲裁案件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

相關機構的調研結果還顯示，在全球90多個備選仲裁地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已躋身最受歡迎的仲裁地前列。

更可喜的是，今年5月，由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Queen Mary）發布的業界權威《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中，貿仲獲評全球最受歡迎的五大仲裁機構之一。

沈紅雨建議深化“一帶一路”的國際法治合作。她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構建了“一帶一路”條約保障體系，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締結了貿易投資、司法協助、民航稅收、社保等領域的協定，與東盟、日韓等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最高法已與14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司法監管組織建立了友好交往關系，與國外司法機構簽署了70多個合作協議和合作備忘錄。下一步，最高法將繼續加強與世界各國國際商事法院、法庭的交流合作，增進國際法治認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更加優質的法治營商環境。

《合作機製》發布是凝聚各國仲裁界合力、推動“一帶一路”法治建設走深走實的一大舉措。王承傑介紹說，截至目前，《合作機製》共吸引來自亞洲、歐洲、美洲、非洲的32家國際仲裁機構和有關爭議解決組織，以及15家國內仲裁機構參與。未來，《合作機製》將繼續敞開大門，歡迎更多國內外仲裁機構加入，蓄積合作共識，豐富合作理念，共享合作成果。

在全球化時代，製度的需求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產生，法律製度供給須考慮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融合。“一帶一路”的法律供給也要兼顧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既要完善國內對外經濟貿易法律體系以推動對外經貿關系法治建設，又要通過參與國際經濟規則製定來推動國際經濟法治來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法治化務必註意統籌兼顧我國的國內法治與全球治理的有機協調，這不僅是中國70年法治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反思與升華，而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要求。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我國的國內立法與法治進程加速，而且通過締結條約與參加國際公約對全球治理不斷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

一、“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法律供給路徑

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重心從多邊主義轉向了區域主義。“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中國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參與全球化、推動形成新的開放格局的重要舉措。“一帶一路”的區域合作方式不同以往。傳統的區域合作要經歷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五個階段，“一帶一路”顯然不同於其中一種，而是多元化的合作機製，包括以自貿區為基礎，涵蓋次區域合作、互聯互通合作、產業園合作機製等。在現階段，“一帶一路”還不具備構建一個統一涵蓋沿途各國的自由貿易區或構建一個排他性國際組織的條件，但最終演變成為何種治理模式並無確定答案。但當規則化貿易、規則化投資已經成為當代國際經貿領域的主流時，還是應該在合適領域和合適時間內製定規範。

（一）國際貿易投資法律供給

“要創造條件，力爭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BIT，為相關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活動構建宏觀框架”，任何跨越國境的投資活動都是在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的政策法律空間運行，相比其他的經貿活動，投資對資本輸入國的法律環境要求更高。資本輸入國給予外資的準入待遇、準入後管理措施都對投資有很大影響。國際投資領域的法律供給應成為重中之重。中國對“一帶一路”區域的大規模資本輸出也更凸顯出投資法律供給的必要。在國際投資領域需要製定新型或完善已有的雙邊、多邊投資協定，以滿足“一帶一路”對國際投資法律規則的需要。形成良好的國際投資環境的重要做法就是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簽訂BIT，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目前，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已經達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在加速升級。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歐雙邊投資協定正在進行。在投資法律供給時，應該著重加強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預防與應對投資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生態、利益訴求、文化習性各異，因此政治、經濟、信用等風險普遍存在。首先是風險的預防，要求明晰風險種類，引入保險公司和其他保險機構，發揮其專長進而對中國海外投資中可能遇到的風險進行保障，還可利用其數據、風險管理和技術的優勢，為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跨境合作提供各方面的參考。其次是風險的應對，利用現有的海外投資保險或擔保機製，為中國對外投資企業提供政治風險理賠，創新險種以應對更多新情況新風險。還可以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構築或健全投資風險預防機製。再次是保險服務對外輸出，打造中國保險業的海外基地，如此既讓跨境投資的中國企業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又有利於中國保險業更加國際化。

第二，增強交通與基建投資項目的保障力度。“五通”是“一帶一路”的建設方向。中國對區域內投資的重心是道路聯通，這一內容構成了“一帶一路”沿線經貿關系流通的樞紐。

第三，在國際投資法律製度的供給上，將勞工條款、競爭中立條款等新興議題納入討論範圍，力圖使投資立法和環境條款之間達成平衡。21世紀以來的投資政策開始著眼於考量投資對環境及社會發展的良性影響，不再局限於促成和保護投資的領域。新一代投資政策的改變致使立法開始以國際投資條約為核心。政策與立法的變更推動了司法與仲裁實踐的調整。投資與環境的和諧，是真正達成人類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無法回避的關鍵。於我國而言，協調投資與環境的關系，把握兩者動態平衡是基本國策“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內在要求，也是黨的第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所在。中國企業應當緊跟“一帶一路”建設的步伐，更多地利用國際規則保障自身權益。

（二）加強保護海外中國公民權益的法律供給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開展，中國公民和企業進入周邊國家數量激增。當前國際事務的復雜性和“一帶一路”所涉區域安全形勢的特殊性，使得中資企業的安全風險、中國公民的人身和財產面臨的安全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加。保障海外中國公民人身安全，保護自然人、法人及其他企業的合法權益是中國政府的目標和責任。一國能否及時、充分、高效地保障本國公民的海外權益也成為衡量該國綜合治理水平的要素之一。

我國在加入保護海外中國公民權益的相關條約方面有所不足，一方面加入的條約數量有限，相關雙邊領事條約僅四十多個，另一方面，部分重要條約沒有加入，或已簽署加入但卻還未獲得立法機關批準生效。因此，要加強海外華僑安全的領事保護機製，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擴大區域和國際司法保障機製的利用。

二、“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內法律供給路徑

首先，完善現有的國內貿易投資法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使該國策合法推進，我國先後製定出“外資三法”以及海關法、商檢法、對外貿易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諸多構架性的涉外法律法規，充分保障對外開放有序、合法進行。加入WTO前後，中國對法律法規和政策舉措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規模最大的立、改、廢工作，初步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契合WTO規則體系的對外投資和貿易法律體系。法律體系的初建難以盡善盡美，出現了諸如對外投資、口岸、開發區等領域法律空白或效力層級不夠以及內外資法律法規標準各異、政策性法規透明度有待提升等問題。前述問題不同程度地製約了對外開放的進程，製約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要求更高標準和水平的新生國際經貿規則，要求中國更高程度的對外開放，還要求將更科學的理念、更貼合中國國情的內容帶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法律供給研究當中。

第二，創新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律供給。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環節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的試驗田，其在市場準入、投資服務和外資待遇等方面表現出進一步開放和更加寬松的勢頭，其存在價值是為“一帶一路”區域合作提供借鑒與積累經驗。

上海自貿區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法律供給創新的集大成者，其經驗可為其他自貿區復製、借鑒。上海自貿區的成果具體歸為如下五個方面：第一，生成投資負面清單，逐漸擴大投資自由和開放水平。第二，變革投資準入備案製。第三，初設外資安全審查。第四，簡化通關程序與強化貿易法規的透明度並行。第五，變革人民幣跨境使用、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及外匯管理、金融服務開放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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