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媒探訪改革發源地 | 永遠的紅手印，沈浩和小崗村的故事！

圖為：“親情中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展演演員們合影（黃浩 攝）

圖為：“親情中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展演“鳳陽花鼓”（黃浩 攝）

【華發網訊】12月13日，初冬時節，由中國僑聯主辦、安徽省僑聯承辦的“2018海外華文媒體安徽行”採風活動走進安徽鳳陽，來自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近三十家海外華文媒體記者實地走訪了曾經在小崗村擔任第一書記的沈浩紀念館、大包干紀念館，以及觀看了“親情中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展演（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前廣場），藉此機會，海外華文媒體採風團用鏡頭和筆觸記錄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小崗村、紅手印、沈浩之間的小崗村故事。

為了充分發揮海外華文媒體的獨特作用，進一步提升中國國際傳播能力，此次採風活動海外華文媒體召集人、馬來西亞《海內外》雜志社社長續炳義表示，此次採風活動的海外華文媒體將通過實地考察充分感受安徽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海外華僑華人高層次專業人士在安徽創新創業取得的成績；通過對當地干部群眾的採訪了解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顯著變化。通過實地走訪感受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通過召開座談會、報告會來傾聽當地群眾的聲音。上述採風活動將以創作、挖掘人物故事為切入點，以捕捉、聆聽百姓聲音為突破口，以記者的視角來記述和反映充滿正能量的小崗村故事、小崗村聲音。

圖為：海外華文媒體參觀沈浩紀念館

今年，我們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披荊斬棘，40年砥礪前行。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12月13日，海外華文媒體一起來沈浩紀念館認識一下從2004年——2009年在小崗村擔任第一書記的沈浩。沈浩帶領著小崗村村民進入“致富門”，但卻終因積勞成疾，病逝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改革開放四十年，沈浩又給這個改革發源地帶來了怎樣的改革精神？

兩任村官，六載離家，總是和農民面對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廠和農田，對不住家中嬌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紅手印，改變鄉村的命運；如今，他們再次伸出手指，鮮紅手印，顆顆都是他的碑文。

沈書記煥發了小崗村的改革“第二春”

跟隨著沈浩紀念館講解員的講解，大家的思緒回到了14年前，那時的小崗村，溫飽是沒問題的，但想致富卻很難。2003年，全村人均純收入只有2300元，“起了個大早”的小崗村，卻在經濟發展的路上“趕了個晚集”，始終沒有大變樣。

直到2004年2月，小崗村迎來了沈浩，也開啟了小崗的第二次改革，沈浩當時作為選派干部從安徽省財政廳來到小崗村擔任第一書記，任期三年。

當時的小崗村可以說是 “偏、窮、亂、散”，沈浩一進村，就扎進村民中間，先用30多天時間把全村108戶跑了個遍，當時和他搭班子的是 “大包干”18位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

圖為：沈書記生前辦公居住的地方

沈書記的到來，煥發了小崗村的改革第二春。“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村莊脫貧致富必備的條件。于是修路就成為了時任第一書記的沈浩履職小崗村干的第一件事情。

2005年之前，一條京滬鐵路，阻礙了小崗村與外界的聯通，要想走上村外的省道307線，去到鳳陽縣城，都得繞道二十多公里，當時沈浩下定決心要打通這條路，而打通這條路就要在京滬鐵路上建一座高架橋。這在當時的村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當時不僅小崗村的村民不敢想，地方有些政府領導都不敢說，最后就他找到鐵道部，最后竟然就批了。

小崗村快速通道正式通車后，進出村比原先縮短了20多公里路程，讓小崗村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通路之后，沈浩帶領村民制訂了“三步走”戰略：引進工業、發展現代農業和旅游業。

2006年，沈浩開會動員村民流轉一部分土地進行整理，提高土地利用率。關友江記得，當時村民們以為要收回土地，疑慮重重。于是以關友江為代表的當年“大包干”帶頭人和村干部，率先把自己的土地流轉了出去，打消了村民的顧慮。

不僅如此，小崗村還成立高效農業產銷合作社，同時發展旅游業、教育培訓業，招商引資搞工業，使村民的收入逐年提高，實實在在的增收也改變了大家當初對沈浩的看法。

圖為：小崗村村民摁滿紅手印的請愿書

圖為：沈浩生前穿的衣服

沈浩在小崗村六年的時間，兩次掛職期滿，但沈浩都被小崗村村民摁滿紅手印的請愿書留了下來。就在小崗人期盼他繼續帶領大家謀改革、謀發展的時候，不幸發生了，2009年，沈浩積勞成疾突發心臟病，倒在這片深愛的土地上，小崗人又一次按下紅手印，將他永遠留在了小崗。

享譽全國的紅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約”

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18戶村民按下紅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約”，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聲春雷。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幾乎與此同時，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們偷偷地實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那是個寒冷的冬夜，在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嚴立華家低矮的草房里，18個社員聚在一起，神情隱秘而帶悲壯，共同簽訂了一份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分田到戶大包干，坐牢殺頭也心甘！為何此事讓這些樸實的農民下如此的決心，以致要托付撫養小孩的后事？

歷史并不遙遠，人們記憶猶新。1955年，農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慮農村的實際情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過早建立。當時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主張包產到組、包產到戶，遭到毛澤東痛斥。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嚴重饑荒，安徽宿縣一位70高齡的老人為了照顧生病的兒子，無法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也就得不到那賴以維生的口糧，不想眼睜睜餓死的老農，于是請求公社干部允許自己帶著兒子上山養病并開荒自救。一老一病二人上了荒山，老人憑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出了16畝荒地，不僅收到了口糧，還向公社交了1800斤糧食和養雞收入的60元錢。老人個體勞動創造的豐收奇跡與當時集體勞作下的歉收、饑荒形成鮮明的對比，農民在驚羨之余認識到：把田分給各戶可以收獲更多的糧食，擺脫饑荒。于是，全省各地紛紛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極力陳述民情和責任田的好處，毛澤東批示試行。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黨內高層領導非常贊成。

鄧小平于此提出了著名的“貓論”，但是包產單干只試行了一年。1962年8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一搞包產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包干到戶是個方向問題。”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大旱，農民再次面臨絕境，在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實行了“借地種麥”，結果，肥西縣大旱之年大豐收。在“借地種麥”的影響下，安徽農村悄然興起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但還沒有人敢于突破禁區分田到戶。有名的“叫花子縣”鳳陽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說，小崗生產隊更是遠近聞名的光棍村、討飯村。全隊20戶人家，不算兩戶單身漢，18戶家家討過飯，家家都有人當過生產隊干部，但都沒有解決好吃飯問題。當大包干到組的責任制在鳳陽全縣興起時，小崗村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搞起了分組作業。先是將全隊分成兩個作業組，“大呼隆”變成“小呼隆”。沒維持幾天，只好將兩個作業組現劃開，分成4個、8個作業組，但還是有上工遲到、分工吵嘴、記分計較等現象，要再劃開的話，只有一家一戶包田干了。

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合影

于是，在那個晚上，18個農民擠在一起，召開一個關係全隊命運的秘密會議，主題是研究分田單干。大家的話匣子一下子被打開，隊長嚴俊昌“最后拍板”：“我們定下兩條規定；第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糧的時候，該交國家的交國家，該交集體的交集體，剩下的歸自己，任何人不準裝孬。”隨后，副隊長嚴宏昌執筆，寫下了全國第一份包干合同書，大家爭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鮮紅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們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艱難地邁出了分田到戶的第一步。

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小崗農民憋足了多年的勁頭，拼命地干。俗語說，沒有不透風的墻。其他村隊的親友外人，一看小崗人的勞動陣勢，就明白是分田到戶了，消息很快傳開。公社領導立即把幾個隊干部找去質問：你們小崗是不是在搞單干？你們當干部的要注意，這樣搞是要犯國法的。如果是單干，趕快并起來，否則就要把你們小崗的情況上報縣委處理。嚴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組作業，不是分田到戶。

所幸的是，小崗人的行動得到了省委和縣委的支持。其實，早在1977年11月，在萬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會議上即通過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除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搞責任制。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條”。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萬里曾就肥西縣借地種麥及包產到戶問題請示過陳云，問怎么辦。陳云說：“我舉雙手贊成。”后來，向鄧小平請示，鄧小平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實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陳云、鄧小平的支持，萬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陳永貴批評萬里：“好行小惠”“變相單干”。萬里回敬說：“你走你的陽光路，我走我的獨木橋。”

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找到嚴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顧慮：“只要你們能搞到好吃的，我們也不要你們糧食，只要不再靠國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個試點。”這下子，小崗人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氣爽。打谷場上一片金黃，算盤珠被人們撥得“噼噼啪啪”作響，檢驗小崗包干到戶成果的時候到了。數字出來了，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于全隊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年年“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小崗，第一次向國家交足了公糧。

實踐給小崗的包干作出了響亮的回答。1980年1月，萬里到小崗視察，挨家挨戶逐個查清，對小崗的創舉給了高度的評價，肯定了包干到戶是“馬克思主義”，并承諾：“今后，哪個再說你們是搞資本主義，這場官司交給我，我替你們打。”

萬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責任制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不脛而走。幾乎是與此同時，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責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條”，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四川的農業也迅速恢復和發展。

４０年前，安徽鳳陽小崗村村民為了填飽肚子，第一次按下了“包產到戶”的生死契約，而后在二十一世紀初，又為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帶頭人三次按下了紅手印，讓這片土地迸發出一個時代的傳奇。

安徽小崗村：大包干改革四十年村民收入翻823倍

從當年18位“大包干”帶頭人到今天小崗新18位致富帶頭人，兩個“18”不僅是歷史的巧合，更是改革精神的傳承與接力。

40年來，以“大包干”命名的土地產權改革，是逐步深入的，在此過程中，農民的權利是不斷擴大的。之所以農村改革以此為取向，是因為按照“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如果要求農民要對發展農業生產盡責，就必須賦予他們土地經營的權利，并且讓他們獲得經營的利益。農民擔心政策變，就要用“長期不變”穩定他們的預期；農民感覺自己的權利經常受到外界的侵犯，就要制定嚴格明確的法律法規，厘清權利邊界，使農民的既得權利得到保護。在這當中，農民的呼聲，反映的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而黨和政府的積極回應，則反映了順應民意的決策。正是這兩方面正確的正向互動，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安全，我國經濟發展的健康、持續、高速。

今天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40年前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除了字面相同，質的區別非常大。今天的集體土地產權，已經形成“三權分置”的分權式結構，按照前面的分析，除了最終的處分權不在己手，農民已經占有其中的絕大部分權利，并且這些權利是不容侵犯的排他性權利，是屬于農民的財產權利。農民有了土地產權，才能夠獲得持久的激勵。

“大包干”以后，農民還獲得了私有財產、部分社會保障、社會公共服務、村民自治等很多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這一系列權利的獲得，追根溯源，都由實行“大包干”，突破了土地集體經營的種種束縛而起。

最初推行“大包干”承包責任制時，喚起的是人們對于延續了數百上千年的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經營的沉重回憶。曾經流傳的一種說法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這種判斷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已經打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值此之際，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改革首先從農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開始，農業的連續豐收，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國民經濟的農產品供給問題，開啟了一、二、三產業發展，城鄉發展良性互動的歷史新階段。

而隨著擴大對外開放，城市改革逐步推進，農村又為我國突飛猛進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急需的億萬勞動力。正是這些今天無處不在的農民工，支撐起了新興的工業化、城市化的龐大人口。可以不容置疑地說，如果沒有以“大包干”為形式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因此而連續地賦予農民各項自主、自由的權利，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不會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就不會有“中國奇跡”的發生。

圖為： 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18戶村民按下紅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約”

今天，國家博物館中川流不息的參觀人群，常常駐足在一個編號為GB54563的陳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長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卻不得溫飽的莊稼漢，甘冒坐牢殺頭的危險，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驚天動地的保證書，所簽的18個名字上，都按有鮮紅的指印。這份已成為歷史文物的保證書，承載著新時期農村改革的風云之變幻。

四十年風雨歷程，如今的小崗村也搭上了經濟發展的高鐵列車，“互聯網+”在這里正在為小崗村未來發展謀劃新的藍圖。通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小崗村與全省、全國同進步，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但是，接下來小崗村還要繼續往前走，不斷深化改革開放，老百姓才能擁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責編：華發網&朱梅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