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怎麼了： 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2）

到過香港的內地人已經有很多，但除了買東西和觀光，內地人對港人社會生活的瞭解其實很有限。很多沒有到過香港的內地朋友，則更多地是從新聞媒體（最近多是非常負面或報導成非常負面的新聞），或港產片、電視劇中，得到一些印象。

在這裡，我想聊聊在香港的生活感受，特別是那些與內地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讓內地更多人對香港有不同角度的認知；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一些駐港的內地外派人員，從生活方式到日常接觸的圈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港人隔離的。因而我希望，補充說明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事,或瞭解得不清楚的地方，以減少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誤解。

網上的語言分隔

從哪兒聊起呢？這篇文章是在網上與大家見面，就從上網聊起吧！

港人常用的工具網站是Google 和YouTube；而社交網站，Facebook 顯然是第一，還有香港高登、香港討論區、Uwants；新聞門戶網站包括雅虎、MSN、各報紙與電視臺的官網，以及個別偏自由派的獨立媒體，也少不了英文的主要新聞媒體如BBC，還有人關注篩選功能較強的交流網站比如reddit；購物網站，包括Groupon、淘寶，Amazon、Wish，以及實體店官網（如屈臣氏）。手機應用排第一位的，一定是WhatsApp，也有人用LINE和微信。

圖1：香港一個比較受以廣東話交流人士關注的新聞門戶網站-香港高登

為什麼要提這個事兒？因為港人與內地人根本不在使用同一個溝通平臺！香港那些總體上使用英語+粵語的大律師議員們，基本上不會知道今天的微信比WhatsApp強很多，因為他們從來不用！如果注意到，不少港人用香港繁體字的粵語方言在網上溝通（我無法估計這樣的人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就會明白其實純用繁體粵語溝通的群體是個很小的圈子。同時，香港也有大量的人是直接用英文溝通的，包括我的很多本地同事和我們讀中小學的子女，而這一部分人又基本不會看中文的網站（不論簡體還是繁體）。但從網路上講，這是一個極大的、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資訊圈。這種局面形成了一個網上交流平臺的語言分隔(language platform divide)。

切不可小看這種分隔帶來的種種問題，因為它還與社會階層有對應關係：純粹用粵語和繁體中文溝通的平臺，幾乎是土生土長的下層社會的唯一平臺，而且以女性偏多。他們不讀英文也不看英文。反之，除非為了市場或者拉票，一些第一語言是英語的港人，也基本上不看純粵語的平臺。

在“網路公平” 的今天，互聯網成為了“無權者充權”(Empowerment of thepowerless)的地方，一些小事都是從某條網上的討論引發。而且網上的討論往往比傳媒的更“激”。我真想知道，整天關注和研究香港的某些內地機構，到底有沒有人在看、在瞭解港人在Facebook和其他本地粵語網站上到底討論著什麼？他們是不同、非常不同的香港人！

誰是香港人？

在今天的香港，這是一個異常敏感的話題，特別是因為出現了所謂“本土派”的港獨群體，而他們的首腦梁天琦卻在中國內地出生，其母親也是內地來港的移民。梁在自己這個身份被揭出之前，口口聲聲說，反對讓新移民“溝淡”了香港的利益，而身份被揭後，又改口要以是否說一口流利的粵語、是否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觀為標準,來界定誰是香港人（按照其“港獨”的立場，這樣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文章，他們2014年做的一個調查顯示，接近六成五來港未滿七年的內地移民，能說流利廣東話。同一研究亦指出，隨著居港時間增加，大陸移民與本地居民的政治取向會更接近。也就是說，“香港人”從來只是一個社會建構及想像。

其實，爭議的核心是在香港身份的主觀認同。作為普通市民的我，覺得只要你在香港取得了永久性居民身份，法律上就是一個中國香港特區的長期居民（就好像外地人有了北京戶口）——只要你願意，就可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雖然我的看法很簡單，但客觀上，問題可以很複雜。比如，在香港居住的非華裔人士，中國內地背景、持有他國護照的人士，甚至已經移民香港的原中國大陸居民，不一定認同自己是港人——更關鍵的是，在一些本地出生和長大的港人的眼裡，他們永遠都不是港人。

這種看法的影響可以很深，導致情況很麻煩。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過去25年，在香港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中環，越來越多的中層甚至高層的管理人員的第一語言是普通話。“中環是說普通話的”，不僅是香港年輕人的一句玩笑。據兩個不同管道的朋友說，在中資和外資背景的大行，最容易被錄用的首先是內地有相當家庭背景的人士，然後是競爭力超強的內地留洋精英海龜，再後是拼其他各類洋爹土爹的人士，最後才是連李剛的兒子都不是的眾本土青年精英。如果這種情況持續超過10年，當這些非本土精英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在香港紮下根之後，他們是誰？

另有一句在當今香港年輕一代中流傳的話，“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但可以沒有香港人”。這種話語當中的“香港人”，應該沒有包括這些非本土中產精英。這批不被香港人當香港人的新香港人，被看做是擠掉了“真”香港人的晉升機會。我們都不認同那些靠拼爹混飯吃的人，不管他或她是從中國內地還是外國來的，或是本地出生的。但對那些靠自己實力拼搏到大城市並願意留下來做新香港人的年輕人，他們與那些到北上廣、到紐約、倫敦、巴黎打拼的外地人是一樣的。他們並沒有錯，而且他們的價值觀可能更接近所謂“中環價值”（賣個關子，下篇再談），雖然他們可能只會說英語和普通話。

第二個例子，是跨境婚姻帶來的問題。2015年底，香港特區政府多個部門聯合提交給香港立法會的一份報告披露，1997年香港回歸後，共有87.9萬名內地人到港定居，占香港730萬人口的12%。即每8名香港居民中，就有1人來自內地。報告還稱：“2014年，跨境婚姻占本地登記婚姻接近40%。”港男娶內地女性， 1990年代占到跨境婚姻數量的幾乎100%，如今降到2014年的87%。這意味著兩地經濟情況逐漸接近，香港女嫁內地男的比例也在上升。這可真是中港融合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大批“新香港人”誕生的過程。

不過，絕對不能忽視這種融合在香港社會造成的一些新問題，如香港大學經濟系王于漸教授2016年1月2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的文章《公屋戶家庭破碎、貧窮及不滿現狀困境》所述：“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占20698宗，其中（至少一名配偶）屬再婚者占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計達680635宗，占期內整體婚姻數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計129927宗，占期內再婚總數46.2%。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屬香港單身、經濟條件較低的年長男性從內地娶妻之類。單程證配額制之設，導致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延誤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響；最終得以團聚之後，又往往出現不少家庭問題，這些家庭大都居於偏遠的公共屋邨”。而這些偏遠公屋社區，“已漸成離婚家長與子女，以及再婚者與新移民兩類住戶的聚居之處。”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這樣一批低收入甚至基本靠補貼度日的單親家庭（通常都是母親與孩子）都同住在一個社區，會發生什麼？這裡長大的年輕一代在想什麼？他們會如何理解和認識港中關係？

上面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例子，是香港深層社會問題的真實寫照，也是今後幾十年香港都要天天面對的問題。香港社會內部與外部交流的問題就是這樣交織在一起。後面的政治篇，對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還有更多的討論。

香港雖然什麼傾向的傳媒都有，在網上也可以任意發表個人看法，但事實上，真正中立客觀反映深層問題的討論並不吃香。因為，不論報紙背後的政治勢力，還是傳媒越來越無底線的商業傾向，關注的從來是觀點鮮明、越極端越好的新聞與評論。但有時候，從一個平凡的故事中，可以看到這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讓我講一個這樣的平凡故事吧！

員警、醫院與菲傭

最近，員警成了內地新聞中的關鍵字。香港的員警也曾經有過很不光彩的一段：1973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就是揭發和清理以總警司葛柏為首的一夥員警重大貪污案的結果。40年過去了，港產片裡的員警還是有英雄有狗熊，而現今真實世界中的香港員警又是什麼樣的？我這個奉公守法的小小百姓，很少有機會和員警打交道，每次打交道，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1980年代後期，某個傍晚我在港大教員宿舍區一帶步行，被兩個帶槍的員警叫住查身份證，大概是窮學生從頭到腳都像個偷渡客？

另一次更讓我記憶猶新的，則是2013年的某個長週末的晚上。我在家裡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你是外籍家庭助理XXXX的雇主王先生嗎？我是香港員警。你家保姆因為身體不適，在她週末住所的廁所暈倒了。她的同宿舍夥伴打電話報警，我們來了救護車，正在把她送去醫院的路上。你有時間直接來一下瑪麗醫院嗎？”而半小時後，我在醫院見到這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員警時，他已經把一切都處理好了：菲傭已安然無恙，安排好臨時住院一個晚上，以便觀察；員警小哥把菲傭的身份證、錢包等私人用品交給我，並給我看他本子上筆錄的事發全過程的細節，包括誰什麼時間報的警，當時廁所和宿舍的情況，現在還欠醫院100元急診掛號費，等等。一切交代清楚後把病人交給我照顧，他自己打電話叫了一個摩托警員來接他。離開時，我謝謝他，他笑笑說這是他的本職工作 （居然沒背臺詞“是毛主席教導我這麼做的”）。

這個真實的小故事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它體現了這個社會在公共服務方面做到了什麼水準。除了員警小哥的職業操守外，我還看到了我們交的稅是如何花的：警車、員警、免費的救護車、醫院就診和免費的住院觀察這一切公共服務，都是通過一個有菲律賓口音的報警電話、這位元外來勞工的一張香港身份證就獲得了。這些服務過程中沒有出現歧視、耽擱和賄賂，是非常普通與平常的。

可如果我們再想深一層，是什麼確保了上述這個普通事件能正常地完成呢？它需要對員警進行長期的良好管理和培訓，對急救過程進行合理安排，以及在何種方面需要政府補貼等問題上有成熟規定，並有按照這些規定執行的人。

老齡化，不只是人口

根據香港政府2015年公佈的最新的人口推算（見圖2），香港65歲及以上的人口，將從目前占總人口的16%，在30年裡翻一番，到2045年時的32%。香港從社會到政府到學界，都在積極討論香港的老齡化問題。這個問題得到社會重視，絕不出奇，因為它涉及如何設計未來的社會養老體系，以及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比如，如何建設更多的養老設施，如何吸引年輕的人才或鼓勵生育，如何處理逐漸過剩的小學和那裡的老師等等。內地存在類似問題，並且也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圖2:香港未來人口特徵

（引自香港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表一）

不過，老齡化或高齡化的不僅是人口，還有樓宇。2016年底以前，香港約有11000幢樓宇，樓齡達到40年或以上。按屋宇署粗略估計，未來10年，全港達40年樓齡的樓宇將會按年遞增約600幢。也就是說，屆時應該有超過40萬個單位樓齡太老，需要更新。另外一個關於公營房屋的統計顯示（見圖3），目前超過20年樓齡的公共屋邨(廉租屋)單位達到近38萬個，占整體公屋的近一半，即大約六分之一的香港人住在這些開始上了年紀的房子裡。

圖3：香港按照樓齡劃分的公屋單位數量分佈 （2005-2015）（資料來源：香港房委會）

圖4：香港鴨脷洲公共屋邨，1980年落成，共6幢，合計4300個住戶單位。

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大比例在短時間內建設了大量公共房屋的城市。如何實現這方面的更新換代？未來如何處理公屋問題？這些都是重大的民生問題，不能出岔子，但又不是當前的熱點——核心問題還沒有暴露，已經暴露的問題，僅僅是電梯不行了，要換了。對於一個發達城市的政府，要關心整體競爭力，從“積極不干預”到“適度有為”，也更要關注民生。

與前面的經濟篇不同，本篇通過零零散散的事件，談及香港日常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語言平臺隔離、就業、居住、香港人的認同問題等，肯定還是挂一漏萬，但應該沒有偏離開篇時候定下的目標，即為內地朋友更全面地瞭解香港做一個注腳。

聊香港，不能整天盯著經濟。雖然我本科是學經濟出身，但從北京到香港，我看明白了，政府的第一作用是確保社會正常運轉，特別是城市級別的政府。什麼是正常？看看民生。一個人均GDP五萬美元水準的社會，一般百姓更關心的，是社會的公平、生活品質，包括環境、安全、教育品質的改善。至於很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可能需要整個社會來確立一個共識，特別是在香港這樣開放的社會中。關於這一點，我會在後面兩篇（政治篇、未來篇）裡做一些討論。

來源：港台那些事